闽南悍匪高为国在泉州的罪行

60多年前，盘踞在泉州侨乡的闽南著匪高为国、集结匪徒一千余名、安营扎寨于双阳山麓的吕埔、并以伪军为靠山、终年为非作歹，焚掠劫杀、掳人勒赎、无恶不作、蹂躏泉州侨乡人民时达10余年之久，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我侨乡人民在海外侨亲的大力支援下，不畏强暴，奋起反抗，直至高匪覆灭。

一、高为国何许人也

高为国，原姓纪名哮，又名纪经礼、福山腰村(现属洛江区双阳农场朝阳管区)人，出生于泉州城里东街相公巷。为国从小刁劣，好与人斗，民国初期入民军杜信忠部为护兵，后窜入仙游白格岭一带落草为匪，拦路截劫，获取巨资后返回老家福山腰，遂即招兵买马，聚集匪徒，称霸一方，横行四周乡里。1917年受编于闽南靖国军，在第4旅第8团董孙坚团长手下任连长，自此高为国开始其时匪时军的生涯，四出打劫，敲诈勒索为害人民。后返回老家，更大量搜罗匪徒，利用大小阳山的山高林密，洞穴四布、地形险峻的条件，安营扎寨，为非作歹。1924年3月投靠泉州警备司令王永彝，受编为捕盗营任营长。1926年北伐军入闽，谭曙卿收编福建民军为新编军时，高为国又被收编为第2师第4旅第7团并任团长，先后被派驻南安码头、洪濑等地。1929年又被海军陆战队旅长林寿国收编为海军陆战队晋南惠游击大队并任大队长。1930年5月15日受命进驻泉州城，设队部于东街旧府署，这样一来，连高匪的头目如王牡丹、高扬罗、林剑吾、苏立修、汪汉民、吴持等30多人也一并鸡犬升天，受封为营长、连长或副官，海军陆战队成为高匪的大靠山。

高为国为匪时，因害怕人家知其身世，故改纪哮为高为国，至受编为海军陆战队任晋南惠游击大队长时，又易名为纪经礼。

高匪搜罗的匪徒多达1000余人，建匪部于双阳山麓的吕埔，在那里建有炮台1座，架设大炮一尊，设防御线三道，安设电网和修筑防御工事，建有造枪厂2所，自制5响快枪和25至30响的手提机关枪、成为闽南较早能自造枪械的匪部，一时成为一大著匪。

高匪之母名忍(姓未详)，贪婪残暴、唯利是图。她支持高匪行凶作恶，参与指使匪徒抓人勒赎，曾向匪徒训斥说“不管大富小富，只要将人抓到手，沙母也可榨出油，抓一个人总比养一头猪值钱”。曾多次令喽罗遍寻古墓挖掘殉葬品，高匪担任大队长驻进泉州城时，她成为泉州的“皇太后”。

高为国有一妻多妾，发妻许韭，在匪窟的薰染下，更成为高匪鱼肉侨乡人民的罪恶帮凶。

二、烧抢劫杀、掳人勒赎、罪恶累累

高为国自落草为匪开始，特别是投靠伪军找到靠山期间，占踞泉州侨乡的晋江、南安、惠安和仙游一带，私设苛捐杂税，强派乌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把矛头对准泉属的重点侨村、侨户和在城里的商户，每次都派大批匪徒，荷枪实弹，强行勒索，一时无法应付就绑架人质、限期勒赎，人被抓到手，无不遭受严刑拷打，甚至活活打死，借以“杀鸡教猴”。如有反抗者，立即大兵压境，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掠、劫，无恶不作，其犯下的滔天罪行、不胜枚举。

高匪在吕埔建立匪部后，为了清除周围“异已”扩大匪部地盘，于1926年冬向邻近的仕林坑村强行摊派巨款2000元，遭到村民抵制后，便派出大批匪徒将全村所有民房悉数放火焚毁，并当场把无辜村民许扁、郑石、许清和林魁刺杀，余者被驱赶出村长期流离失所。1927年高匪向晋北大河内一次勒派的乌单就多达3000元，村民因一时交不起便焚毁民房多达30多座。1924至1929年南安县六都仁宅乡的菲律宾归侨黄奕道、黄奕抛、苏世傅、黄世贤、黄郁沼和七都溪西乡的菲律宾归侨黄奕赐、赵宗票等人先后遭绑架关禁，被勒赎款额多达25000元，其中黄郁沼因一时无法备足取赎而被关死于山洞后还以500元赎尸安葬。1929年6月高匪前往南安县下苏乡抓人勒赎时，枪杀村民2人抓走6人，8月25日再次到下苏勒派5万元不得手，又被绑走28人拘禁于四都匪营。1930年元旦前后，高匪仗势在泉州环城四周派饷，乡民不堪其扰，曾奋起反抗，高为国更亲率大批匪徒对20多个乡进行包围焚抢，连续5天抓走乡民153人，枪杀44人，逼使大批乡民含泪携老带幼离开家园。同年6月下旬，高匪林定营在双髻山后、暗林等地，受挫于另一股匪蓝荣，高便亲率大批匪徒23日晨焚毁暗林乡民房10多座以泄愤，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乡民迁徒一空。

树兜村是旅居印尼华侨较多的侨村，被高匪视为有“油水”的对象，一次就摊派当时的中国银行发行的红底钞票俗称“红鲐”50斤(每张面额为10元、50斤计值80万元，当时每百斤谷子价3元左右)，树兜民团不肯屈服而奋起抵制，高匪便将矛头指向泉州城里的树兜人和与树兜有往来的人。6月16日上午，高匪从南门一人力车店抓来12个车夫(多数是莆仙籍的)，诬称是树兜民团的内应，当晚在东门车站，由心腹护兵、刽子手猫唐用大刀砍头。被砍的12个人头落地后，杀人不眨眼的猫唐还问“还有吗?”真是凶残至极。眼科医生陈祯嘉因经常为树兜人诊病，身上有一树兜村民的电话号码也被诬为树兜民团的联络人而被斩首示众于钟楼。1930年7月1日，高匪得知泉州德盛信局和明新钱庄是树兜人办的，便派匪徒抢走现款2万多元，杀死老板和伙计10多人；晋北的霞井乡是旅居缅甸华侨较多的侨乡且是缅甸富商吴家枫的故乡，因而被高匪视为一块“肥肉”。1929年秋由匪部营长吴持、黄衍真等带领三连匪兵驻扎于洋坑村的赤土园、曾池和新厝强行摊派巨款，对一时无力缴交者严刑拷打。该乡的岭顶下厝村村民吴善皇被抓到曾池匪兵驻地后，用火烫的铁棍活活烫死。匪徒驻村20多天，先后被抓到福山腰老巢的村民达37人(多数是归侨和侨眷)，全村48头耕牛被牵走47头。村民吴祥弯被抓走，因凑不足赎款于农历9月初五日被关死于福山腰山洞。此外，高匪还于同年的农历八月卅日，十一月初五日和翌年正月十七日连续三次，出动数百匪徒，洗劫霞井侨乡，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掠夺，计烧毁吴祥穆、吴祥贤等侨房“十间张”大厝8座、护厝数十间，被枪杀1人，被斩首1人，还在泉州城内向霞井乡旅缅华侨投股经营的锦昌银信局勒派乌单5000元，又将经理吴上珍绑为人质，同日在城里被抓的霞井人还有孤儿院教师吴善宾和6个在校学生。高匪的多次围剿和掠夺，给霞井乡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连续三年田地荒芜，颗粒无收，无数乡民或风餐露宿或外逃他乡，其中先后逃往海外就有200多人。据缅甸归侨吴善才回忆:高匪入乡横行期间，他的大哥吴善罗、二哥吴善扑就逃往缅甸仰光。1929年农历十一月初五山边村被洗劫后，他的父亲吴祥用又含泪带着三哥吴善赤和年仅9岁的他继续逃往缅甸投靠其兄。该乡山边村的缅甸归侨吴祥穆1922年因匪患逃往缅甸，1927年回国结婚，1929年十一月初五，高匪再次洗劫该村时，一座崭新的“十间张”大厝被焚为灰烬，无家可归的吴祥穆泣不成声，悲疼欲绝，无奈携带妻子和仅6个月的婴儿吴维恭再次含泪离开故土逃往缅甸。

同年七月，高匪干将黄福如带一批匪徒到泉安汽车公司，一次勒派所谓“报效费”6000元。在晋南侨乡强派饷款更是不计其数。据史料记载，一次派给青阳5000元，陈埭6000元。涵口3000元，西滨4000元。在泉州城内一次就强迫信泰米行老板黄超美交出18000元，黄因凑不足数而被绑解福山腰后生死未明。1930年11月8日，高匪几乎倾剿出动，携带机关枪兵分数路，包围惠安县的主要侨乡东园、林口、长坂、新衙、新厝头、后新厝和埭庄村等30多个村庄，任意掳人击杀、奸淫焚毁，村民被枪杀达100多人，财产被劫掠一空。后又占据秀涂、杏田、乌沙山、厝仔等处，有300多名难民被逼由鸭山港搭小船往泉州、厦门方向避难，船至白崎、塔尾时被驻秀涂的匪徒林剑吾劫夺而去，押禁于福山腰匪巢。1929年12月26日，一批荷枪实弹的高部匪徒进入南安县的大霞美、杏埔、麻山焚毁民房10多座，枪杀无辜村民4人。29日转掠洋塘、官宅、上村村时又焚毁民房10多座，劫走一位年仅17岁的妙龄少女，任意进行轮奸，百般摧残。高匪在泉州侨乡的行为真是无恶不作，罪恶累累，馨竹难书，平民百姓恨之入骨。

三、侨乡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

高匪对泉州侨乡人民的血腥屠杀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史无前例，给侨乡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特别是晋南惠三邑无数村庄被毁，耕地荒芜，民宅成墟，赤地百里，惨不忍睹。高匪的罪恶行径，激起侨乡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行动起来，在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援下，不畏强暴奋起反抗，除联合成立“晋南惠联乡难民会”等组织外，乡民的自卫组织更是遍布各地，逃外乡民也陆续回来参与抗匪行列。深受其害的树兜侨村率先于民国10年(公元1921年)就联络邻近的深坑、大下尾、都下、杏埔、田后、长福、延陵、下三乡和浮桥等10多乡成立以“保卫桑梓、安居乐业”为宗旨的“晋南联乡保卫团”由蒋以守任团长，共分为5个区，自愿报名加入为“乡兵”的达200多人，大多配备武器，并佩带布章以备“调动”。不久，过岭11乡也前来接洽加入并编为第6区。青阳乡团也派副团长庄金煌前往联系，协定“一致步伐、互相援助”。1930年初，高匪向邻乡杏埔和田后二村强派“双阳天财票”，该二村农民实行武力抵抗时，树兜民团出动100多人前往增援，击退了高匪对该村的又一次蹂躏；同年5月，高匪驻防泉州后，向树兜派饷款面额10元的“红鲐”50斤，树兜人民不堪其扰，决心武力抗争，在旅居印尼泗水的侨亲资助下，经过一番筹划，于7月10日至17日连续3次袭击高匪驻泉匪部，第一次出动400多人，白天以便衣队潜入城区侦察，待傍晚兵分数路攻打四城门的高匪驻处，首战告捷，计缴获机关枪6挺，步枪80多支，击毙匪徒60多人，击伤者不计其数。树兜村在三次“抗高袭泉”过程中得到邻乡的援助，特别是青阳乡团本着“一致步伐、互相援助”之协定，会同包括石狮、永宁和深沪4个民团武力于14日晨集中于青阳乡的普照，控制泉安路，堵截欲自安海返回泉州增强布防的高匪第三营吴持部。经过三次袭击，高匪溃败后不得不撤出泉州城退回老巢。

曾经遭受高匪连续3次围剿洗劫的晋北霞井侨乡也不堪受辱，决心奋起痛击。1929年农历十一月初五拂晓，高匪出动匪徒700多人分路包围该乡的山边侨村，200多名村民被围困在村中一座较坚固的二层土楼内。楼上墙壁四周虽设有枪眼，但因枪枝有限，唯有靠大门方向的枪眼架设二支13响的毛式步枪，正对准着前方的一条羊肠小巷，若能将匪徒诱入小巷，定能让他们有来无往。4个守门员急中生智，齐声编唱一首骂贬对方的山歌:“一块椅仔四脚“诛”，从我褒歌未曾输，我那褒输是您(的)姐夫，您那褒输是我(的)某舅”、借此暴露“目标”引诱匪徒往这方向进攻；被围困在楼上的手无寸铁的农妇也想出一个妙计，利用刚分娩的产妇吴丽治的一条来不及洗刷、沾染着分娩时血迹的裤子绑挂在竹杆尾端伸向另一方向的墙外，齐声高喊:“别人“悦”(摇曳)被我悦席，枪打土匪逐发着(中)，别人悦(摇)旗我悦裤，给您土匪走(逃)无路”。(按封建封信说法，人从产妇的血裤底下走过，势必凶多吉少)，以此使匪徒不敢靠近。守门员的“歌”声刚停，不知是计的一股匪徒从溪边经小巷直冲而上，在土楼内等候已久的吴善贤手执13响步枪向小巷方向射击，一发一个，两发一双，打得匪徒逃窜不及，不死便伤无一幸免。过后在清理现场时发现高匪来不及抬走被击毙的尸体就有20多具。高匪不甘受挫，除在村中放火焚烧侨房、洗劫财物外，仍以重兵把土楼团团围困，欲置200乡民于死地。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缅甸归侨吴祥贤为了拯救乡民，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性命危险，随带卜壳枪一支，只身从土楼底层的一个暗洞潜出向密林高山突围，一口气跑到邻乡赤土，化装为赶集农民，直奔南安县的洪濑向驻防军林祥渊营长跪地求援。当天中午，林营长派出士兵13名，各带卜壳枪2支、冲锋号1支，随祥贤前来救援，下午4时，援兵临近山边村时，分兵三路按原约定信号，13支冲锋号同时冲响，26支卜壳密集开火连发不断，企图制造大兵压境的气势，逼使高匪匆忙撤退，200多名村民才幸免于难。

四、严惩高匪是海内外乡民的共同心声和强烈要求

在我侨乡人民奋起反抗之下，高匪虽然接连受挫，但其贼心不死，不仅有一批亡命之徒，又有海军陆战队作为靠山，一旦卷土重来，侨乡人民将会遭受更大的灾难，唯有彻底击败高匪，侨乡人民才能免除一大祸患。为此，深受其害的侨乡人民以“晋南惠联乡难民会”和各县难民代表名义于1929年9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上书南京国民政府，例举大量事实控诉高匪10多年来蹂躏泉州侨乡人民的滔天罪行，恳请“剿灭高匪以救民命而靖地方”。紧接着，侨乡各民众团体，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泉州籍华侨社团也纷纷函电加驰，强烈要求派兵围歼高匪。据国家第二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中:自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泉属各县民众团体、海外各埠华侨社团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函电就有20个团体、计17件，其中海外华侨社团11个、电函8件。这些函电包括泉属各县:晋南惠联乡难民会、晋南惠难民代表(共9人)、南安县难民代表林剑华等3人、晋南联乡民团总局、惠安新青年救乡会、厦门惠安公会、惠安东园难民代表、晋江霞井六千乡民、晋江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海外华侨社团有:印尼泗水晋江公会、新加坡晋江会馆(2件)、旅菲泉永民团后援会主席团、国民党驻菲总支部常委(3人)、菲律宾中华总商会、旅菲惠侨联合会(2件)、新加坡永春旅外联合会南洋总支部、新加坡永春会馆主席、槟榔屿惠侨联合会主席刘玉水。1930年12月10日，新加坡永春旅外联合会南洋总支部和新加坡永春会馆还特派以郑振光、刘时清、吴子钟、刘鸿陆、郑天钪和吕炳水等华侨专程回国前往南京面恳中央政府“迅派义师入闽，彻底剿灭匪患”。

这一张张接踵而至的函电，是泉州侨乡难民用泪和血写成的对高匪蹂躏侨乡人民所犯下滔天罪行的揭发和控诉，也是侨乡百万人民包括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恳请最高当局，责令省府和驻军剿歼高匪、严惩恶棍、以靖地方的共同心声和强烈要求。

五、高匪的可耻下场

南京政府终于引起关注。民国19年元(1930)月8日，以中央政府文官处82号文致函福建省政府，并随文转下晋南联乡民团总局、南安难民代表林俭华等的2份函电文本，责令福建省府查办。省府代主席方声涛便把刚收编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的陈国辉部(陈系南安人，著匪出身)派驻泉州，取代陆军49师的杨逢年旅部，负责剿歼高匪。陈国辉旅部进驻泉州城后，以电话规劝高为国归降，接受收编。高顽固不化表示“打到剩下一人一枪也要拼到底”。陈国辉为消灭高匪实力，便集中兵力，以大兵压境围剿福山腰匪部。高匪预感末日来临，便令心腹匪徒彻夜将大量枪炮、发电器械及部分贵重珠宝财物埋藏于大小阳山的密林山洞，令其谊弟高扬罗带领大批匪徒往仙游县枫亭与惠安匪首汪汉民汇合，企图保存实力，伺机卷土重来，并令其心腹林应兰和韦乔(即韦拨亮、匪营长)护送其妻许韭携带大量金银珠宝逃往香港九龙，做好高匪逃亡香港的准备。高匪本身则随带小量亲信出走潜伏，这样陈国辉仅用一天多的时间就兵临双阳山下，捣毁高匪巢穴。

过了一段时间，高为国想东山再起，便携密电召回的林应兰、韦乔，同往闽北(南平)企图依附第56师师长刘和鼎，要求收编和庇护。因林、韦半途思想波动连夜出逃，且高匪已通缉在案，故被刘和鼎监禁。高匪的亲信经一番活动，议定以重金换取高匪自由，消息走漏后，激起深受其害的泉州人民和海外社团的无比愤慨，再次函电加驰予以揭露，强烈要求定罪处决以平民恨，特别是晋江旅外联合会于1932年6月19日急电南京中央党部、民国中央、中央军委和军政部称:“闽南巨匪高为国蹂躏泉属十有余载，焚杀掳掠，罪大恶极。近在南平为国家第56师扣留，业已证实。日来报载该匪部属拟筹款20万，运动释放。然曾经政府明令通缉在案之要犯，想刘师长当不为动。恳请饬令福建省政府迅正典刑，以重法纪，以顺舆情。”逼于百姓的强烈呼声，福建省政府即令刘和鼎师长限期将高犯押解省城，于1932年8月27日下午，将高犯为国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于福州。

高犯为国死后，潜逃至香港的许韭仍然舍不得埋藏在双阳山密林山洞里的部分黄金珠宝，又偷偷潜回大陆，伙同高为国的义弟高少白潜入福山腰挖掘珠宝时，被东洛民团察觉，许韭被捕获处死。高少白在逃跑中被击毙；高为国的另二个义弟:吴持被陈国辉部俘获斩决，高扬罗在十九路军入闽后，于厦门抓获，押往惠安枪决。

闽南著匪的高为国，欠下泉州侨乡人民的累累血债，如今他的可耻下场是罪该应得，死有余辜。消息传来，侨乡人民包括旅外侨胞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深受其害而流落他乡异地的数万无辜难民也纷纷返回故里，在被焚毁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再将侨乡建设的更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