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三国时期的人名字大多是单字?

2017-10-02  cat1208


文|肖威(中国社科院,先秦史解毒师)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不难发现,三国中帝王将相取的名字几乎都是单名。


看看这些人名:曹操、刘备、孙权、周瑜,都是单名,姓和名一共就两个字。也有三个字的人名,比如诸葛亮、司马懿等等,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姓是两个字的,而名也只有一个字。往前追溯,刘秀以来的东汉诸位皇帝姓名也都是两个字;往后看,三国统一后的西晋帝王也都是取的单名。不仅是帝王,这段时期,能载入史册的所有人名也几乎都是单名。



明代的胡应麟也注意到了这一有趣的现象,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到:“大抵东汉三国 ,帝王将相皆单名,二名者百中无一。”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东晋。“王羲之”等一批“某某之”式样的人名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单名的限制。南朝开始之后,君主的名字中也终于出现了二名,各种形式的二名终于见于史书。从东汉到东晋,单名风潮一共持续了三四百年,可谓空前绝后。


那么,为何东汉魏晋时期的人们不愿起两个字的名?单名现象为何是从东汉开始的?为何又在晋宋之际走向了终结?


故事还要从孔子他老人家著《春秋》开始讲起。


话说孔夫子删定《春秋》的时候,经常把两个字的名改成单名。比如说有个人叫仲孙何忌(仲孙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里改称为仲孙忌。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因为孔子总是喜欢微言大义,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就有人来解读孔子的意图,这些人被称作经学家。有个战国时期的经学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写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春秋》。赞同公羊高说法的人们被称作是公羊学家。


公羊先生认为孔子把二名改成单名的举动,背后也是有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定公六年》写到:“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原来,在公羊学家看来,二名是“非礼”的。


公羊学家们在西汉一朝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所独尊的“儒术”,正是公羊学。这样一来,“二名非礼”的观念便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但是起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汉昭帝刘弗陵就是二名,汉宣帝之前的名字刘病已也是二名。在上层社会,二名还是能和单名分庭抗礼的。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改变局势的重量级大咖——王莽。



众所周知,王莽同志是一个疯狂的复古爱好者,平时不仅喜欢搞井田制,还喜欢折腾名号。儒家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王莽好歹也是个大儒,当然重名。于是,西汉的官名被他按照周礼全部改了一遍,全国的地名也不能幸免。至于全国那么多人名,当然不能亲自动手起、动手改,但贵为皇帝的他可以为起名设定规则。很明显,王莽也信奉公羊学家的主张,认定二名是非礼的。在王莽的严令下,全国掀起了一波改名浪潮,甚至连匈奴单于都把二名改成了单名。就这样,在大复古家王莽的强力推动下,“二名非礼”的观念从学界的主流观点升级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


王莽覆灭之后,新兴的东汉政权致力于消除王莽的影响,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和地名,但唯独“二名非礼”的观念无法消除。看来,比起行政政令与法律文书,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更具持久性。所以东汉魏晋的帝王将相,起的都是单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土的简牍资料和墓葬碑刻来看,在身份低微的阶层中,单名和二名是长期并存的。政府登记的户籍中记录的往往是单名,民间自己使用的却往往是二名。文化水平欠发达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不怎么理会“二名非礼”这个概念,在报户口时把二名改成单名,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府的要求。但是史书都是为帝王将相书写的,所以这些二名便不见于正史记载。


被单名支配的全国上层阶级的人名到了东晋时期迎来了破局。南渡以后,一种新兴的宗教在各个阶层中大为流行。这个宗教的名字叫做天师道,日常活动就是服用五石散。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信徒的名字后面要附加一个“之”,有点类似佛教僧侣总要以“释”为姓。所以我们看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名字都带了一个“之”,也毫不避讳。这种“之”其实是一种虚字,用来表示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单名的点缀,没有实际意义。但除了“之”这个后缀的使用外,全国的权贵们依然顽强的坚持着单名的传统。



到了晋宋之际,东晋的各个门阀世家在权力斗争和战争中纷纷走向衰败灭亡,原来的寒门走向了历史前台。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起走向历史前台的还有长期蛰伏在民间的“二名”。刘义符、王镇恶、萧道成、萧宝卷、陈霸先,这些南朝人物的二名,也折射出了他们先祖并不显赫的过去。


参考文献

1、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2、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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