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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

 瑞德阁楼 2017-10-02

■■■编者按:今年是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近日,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仁軙先生《启功评传》一书出版。在追随启功先生近30年时间里,赵仁軙协助启功先生整理、注释过多种著作,之后长期致力于启功生平及其成果研究,《启功评传》是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三部曲启功”“坚净翁启功”“书画家启功”“鉴定家启功”“诗词家启功”“学问家启功”“教育家启功”,涵盖了启功先生生平、为人、学术及艺术成就的方方面面。赵仁軙先生讲述如何描绘一个全的启功、活的启功、真的启功,而对启功的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我撰写《启功评传》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永久的纪念”。2015年启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就想写些纪念文字,但鉴于以前已写过很多文章,一时不知从哪入手为好。恰巧有友人建议,何不写一本《启功评传》,把你的“启功研究”课题做一次总结性的整理。这真是一个好建议。我以“启功研究”作为自己的课题,虽然帮助先生整理、注释过不少著作,但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评传性的著作问世,我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到2017年启先生诞辰105周年前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好像又回到了启先生身旁,再次目睹了他的道德文章,再次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我想就把这本书当作对他老人家永久的纪念吧。二是助推“启功之热”的势头。“启功”早已成为一种“现象”,而且这一现象的热度越来越高,这说明人们对他的爱是真挚的、永久的。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能受到如此多的人的如此热爱,这绝对是一件值得维护的好事。《启功评传》可以与大家分享更多、更准确、更全面的信息,使“启功之热”不断地持续下去。三是在此基础上促进“启功之学”的深入开展。把启先生的道德文章当作一种学术精神、学术流派加以传承和发扬,并把这种学术精神、学术流派与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起来,把“启功研究”当作中国传统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去加以探讨。为此我写了两首七律,第一首表达的是第一个目的,诗曰:

三校付行心事了,难了师生半世情。最忆窗前指明月,犹温灯下沐春风。一卷难容智慧海,寸心惟报玉壶冰。页页且随香火递,他年重聚再详呈。

第二首表达的是第二和第三个目的,诗曰:

道德文章众皆爱,纷纷美誉自来归。

“粉丝”谈论成风尚,“铁杆”追随树口碑。更有“功”臣绪传统,欲将“启”学辨精微。美芹一卷呈同道,或可切磋论是非。

我曾涉猎过先生的大量著述,以为这次只需重新梳理一下,为“评传”的行文组织一下结构而已。但我大错特错了,在重读过程中,我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启先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好文章,我怎么好像从来没读过?其涉猎的领域竟如此广阔,见解竟如此精辟,文字竟如此精彩,这种常读常新、久读弥新的阅读感受实在太令人享受了!先生就像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我写这本“评传”就是想为读者描绘出一个全的启功、真的启功、活的启功,从而有助于启功研究的深入开展。

那么一个全的、真的、活的启功究竟有哪些动人之处、超人之处,为什么可以称他为传承光大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呢?

启先生身上体现了做人与做学问的完美结合,亦即古人所说的道德文章、今人所说的德艺双馨、品学兼优。启先生为北师大所拟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正是夫子之自道。这里首先是做人。为此本“评传”特设了“坚净翁启功”一章,详细阐述了他既具有“清白为人,正直传家”“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的“坚与净”的高尚品格;又列举了他“仁者爱人”“泛爱众”,极具菩萨心肠的“仁与爱”的种种美德;既以生动的实例揭示了他的“才与智”,写出了他具有过人的聪颖、智商,以及充满智慧、充满人情的过人情商;又以“谐与达”为题,描述了他诙谐幽默、令人倍感亲切的性格,分析了他善于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社会的达观态度。总之,他能把生性中的清贵气质和长期生活中培养出来的平民情结、亲民品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能把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与长期自我修养所得来的学者的见识与学者的严谨完美结合在一起,为后人树立了做人的楷模。与几近“完人”相匹配,启先生在学术与艺术方面更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难以超越的成就。他是传统文化的全才,本评传为之列举的“书画家”“鉴定家”“诗词家”“学问家”“教育家”绝非虚誉。他在这些领域中都取得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成就,堪称传统文化的“全能王”。正因为此,他才能拉通传统文化中的不同领域、不同门类,将学术艺术化,艺术学术化;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屋建瓴、更全面、更深入的关照与理解;才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如果说上述的实际成就已很值得称赞了,那么更值得称赞的是他对传统文化有高度自觉的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天降斯人”,他好像就是为传承光大传统文化而生的。他自幼就由衷地热爱传统文化,对书画、碑帖、诗词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和耐心,长大后更自觉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他自称“少无宦情”,绝不贪恋官场官位,更不追逐荣华富贵,而是心无旁骛、倾注全力、专心治学、专心从艺,“著书岂为稻粱谋”,从“中学生”一步步熬到“副教授”。在“中年坎坷”之时,他更被激发出一股颇似“仲尼厄而作春秋”那样的志向,发奋著书。他曾感慨道,自己虽没上过大学,但故宫、荣宝斋、旧书摊就是自己的社会大学;自己虽没有大学颁发的“文凭”,却有一张用自己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文凭”。“拨乱反正”后他获得了很多荣誉与头衔,但他并未被这些荣誉冲昏头脑而急功近利、一切“向钱看”。他依旧踏踏实实地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书画、鉴定、教书育人的文化事业。傅熹年先生曾戏谑地说,启先生一辈子的书画作品可能有近万件,但他死后留下的钱财,不过区区几十万元,顶多相当于他两张字的钱,这等于他一辈子就为自己写过两张字,剩下的都为别人写了。此语虽属玩笑,却发人深省,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怎样锲而不舍、孜孜不倦,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目标、为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热爱的传统文化而坚守了一生。这更是我们所应赞美和学习的榜样。

对传统文化,启先生不但有自觉的担当意识和献身精神,而且特别注重师道的传承。启先生在填写任何履历时,必自报家门,详言师承,并对每位恩师都写过充满感情的纪念文章,尤其是那篇纪念恩师陈垣校长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真堪称师道传承的经典之作。他把老校长对他的谆谆教导和自己对老校长的绵绵深情浓缩在“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的挽联之中。启先生曾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并多次含泪表达道:不用说这辈子,就是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老师的恩情。

更可贵的是,启先生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为师之道又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他对学生总是予以鼓励,不论天资如何,学历如何,都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他总是教导学生戒骄戒躁,莫图虚名,要以真才实学安身立命;他把教师当作自己唯一的正业,始终把学生的事当作“天”,不管多忙,总把接待学生放在第一位;他接待学生不只是简单地答疑解惑,而是尽力地采用一种独特的“熏”式教育——在看似漫不经心、漫无目的的交谈中“循循善诱”地传授他的真知灼见,真可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可是需要花大精力的;他在生活上对学生关怀备至,学生在生活、事业上遇到困难,他都能从情感上、物质上予以无微不至的帮助,使他的学生同样感受到“信有师生同父子”的那份真情。回想起来,启先生的“熏式教育”对我影响很大,收获很多。记得启先生时常在宿舍或家里给学生“开小灶”,有一次正讲着,外面来了送信的,启先生看信封写得完全不合规矩,便开始讲古人写信封格式应该怎么写、怎么封,这就是“熏”。上世纪90年代后,我为启先生整理《启功韵语集》(注释)、《启功口述历史》,那段时间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听启先生谈今论古,纵横捭阖,而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任何准备的,让人心向往之。我想凡是受他熏陶过的学生,一定也会把这种为师之道传给自己的学生。“师生代代无穷已”,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文脉和良好学风,尊师重道的传统,就是在这样的薪火相传、心心相印中得以延续,得以发扬光大。这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优良传统,在这方面,启先生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恢复高考后,我于1978年考上研究生,不久后开始跟启先生学习,毕业留校后也一直跟随启先生。启先生受人尊重,“粉丝”众多,正如前文说到“启功之热”,但我想,对于先生的纪念不能止于现象、热度,更重要的是把他的诸多学术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下去。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进行“启功研究”。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研究,在这个领域,很多问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比如某个诗人的诗句中有某些字因文献缺失而无法确定,哪个版本是对的?如何理解?影响了相关学术研究。古代的研究如此,现代存在同样问题,所以,启功研究的初衷在于尽可能把启先生的相关研究资料整理、梳理好,为将来进一步全面深入的启功研究打下基础,提供可信的资料。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论书绝句(注释本)》《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启功诗文选赏析》《启功隽语》等,《启功评传》则是最新成果。

但我深知,这些成果还远远不够。事实上,启先生的诸多学术思想还未得到深入的研究阐释,如他的《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等著作需要进一步开发,他为何能将艺术学术化、学术艺术化?等等。我们有必要着手去研究启功先生的学术、艺术成就是怎样形成的,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体系究竟是怎样构成的,相互之间是怎样互构互补、融通一体的,他对深入构建、继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同时,启先生对于当前传统文化教育也有启迪意义。启先生是传统文化的“通才”,他在文艺创作上取得了超越同伦、直追前贤的成就,在学术研究上也涉足众多学科,并在每一学科中都取得重量级的创获,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代文化的进步也需要不断有这样旗帜性的人物去引领。要想成为传统文化的领军人物,他必须具备全面的、独到的、能通融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和学术体系,才能比一般学者看得更高、更远、更全、更深。我们现在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通才达人,最急需的也是这样的通才达人。而在当代的教育背景、教育机制下我们如何去培养这样的人才,可以从“启功研究”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今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发布,如何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启功现象”对我们有深层的启发和意义。我想,深入进行启功研究,把“启功研究”当作中国传统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使传统文化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使启功先生不但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者,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创者,那才是对他最好、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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