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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于2015年去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参观，随后一直想为“宝地安谷”写点东西。依据陈列馆的展陈内容，同时搜罗资料，终于编成此文。编撰过程中，发现对文物移迁的数量，不同报道有些许出入，笔者一方面相互核对加以注明，另一方面也对事件脉络作了些梳理。此文是为了宣传乐山战时故宫，并向“功侔鲁壁”的先辈表达敬意，并不用于商业目的。
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入口处。范晓摄于2015年
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外墙。范晓摄于2015年
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正门。范晓摄于2015年
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的展厅入口。范晓摄于2015年
故宫文物迁与不迁，曾经是个问题
故宫文物南迁的动议，始于1932年，时值9.18事变之后不久，伪满州国已建立，日军势在向华北挺进，战局危急，故有故宫文物保存之忧。 但故宫博物院欲将文物南迁的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古物散佚永难复合”，迁离文物是“政府弃国土而不顾”。胡适也曾希望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战火威胁下的古物安全，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甚至发起“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
1933年初，日军占山海关，陷热河（民国时期的关外东北四省之一，包括今天的内蒙古赤峰、辽宁北票、河北承德等地，省会承德），形势急转直下。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正式决定，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分批南迁至上海加以保护。国民政府行政院也发布了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指令。
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指令。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有多少故宫文物南迁?
由于故宫文物的数量太多，因此并不是全部迁移，而是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但即使经过挑选，故宫南迁文物的数量仍然十分庞大，共有13427箱（一说13491箱）。此外，加上北平古物陈列所的文物5415箱，以及颐和园、国子监的文物，南迁的文物总计达到19701箱（亦有19557箱之说）。
工人正在将内阁大库的档案搬出，准备装箱。据网络
南迁文物皆国之重宝，仅故宫迁出的13427箱文物中，就包括书画9000余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cheng，皇家档案馆）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等。
精心安排的国宝“敦刻尔克大转移”壮举
实际上在1932年秋，故宫人就已开始文物的挑选和打包，前后历时半年多。 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要套上大铁箱，保证运输途中无论翻车、进水，也能使损失微乎其微。
故宫文物集中于库房准备装箱的情形。据网络 故宫人总结出一套“稳准隔紧”的方法，比如瓷盘边缘先裹棉花，再将几个瓷盘叠放捆扎，然后用纸把整叠瓷盘包起，每叠之间用棉花和稻草充填防震。而且还买来普通瓷器反复作落地试验，确定无一损坏，才用这样的程序装箱。对于书画等纸质文物，还要包上油纸，以免被水浸湿。
故宫文物装箱。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文物的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写在文物单上，装箱时封在箱内，同时将文物单复制多份成册，分给故宫博物院、政府主管部门留存，并供迁移过程中核查。 故宫负责人、专家以及一大批工人，护送文物，走完了全程迁移路。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而且沿途无论火车、轮船、汽车，都有军警戒备护送。
故宫门前已装箱准备搬迁的文物。据网络
近2万箱文物，来回约两万公里路程，虽也偶有卫兵枪支走火、汽车翻车、箱子落水等事故，但由于包装严密，即使箱子落水，也因为有油纸隔着，书画最多边角受潮；有时箱子摔了，瓷器的裂纹也被减到最小。真正完全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与几十万件文物相比，损失近乎于零。
漫漫迁徙路
1933年2月5日夜晚，第一批南迁文物2118箱，在故宫北门即神武门外装车外运。此后至1933年5月，余下的四批南迁文物也先后出发。由于移迁仓促，当时未及确立永久性的存放库房，第一批文物到达南京后曾在浦口火车站滞留约一个月，才决定前往上海。所有南迁文物先存放于上海法租界内的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国民政府在南京动工修建朝天宫库房，1936年8月库房竣工，同年12月，所有南迁文物都由上海转移至南京。但仅约半年之后，七七事变导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的文物又不得不开始西迁之路。
1933年2月5日，第一批2118箱国宝文物在紫禁城装箱上车。据网络
根据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的原则，文物分北、中、南三路由南京向西迁移。对迁移的目的地，当初也没有定在四川。随着战局的恶化，目的地也不断西移，最终才到了四川。此外，迁移的文物除了由北平经上海运抵南京者外，还增加了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的文物。 三条西迁的路线分别如下。
故宫文物南移西迁之路示意图。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南路，南京→汉口→长沙→桂林→贵阳→贵州安顺华岩洞→四川巴县飞仙岩。文物80箱，被视为精品中的精品，包括甲骨文、钟鼎、碑拓，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名家字画。全部用1935年6月至1936年5月送展英国时的铁箱装运。1937年8月，于三路中首先启运。南路文物原拟长期存放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后因战事变化，于1938年10月辗转迁移到贵州安顺华严洞，在那里贮存6年之久，直到1944年，因日军攻贵州、占独山，进窥贵阳，才转移至四川巴县飞仙岩。
南路文物刚从湖南大学转移不久，该处即遭日军轰炸。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南路文物在贵州接驳装车。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中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谷。文物9331箱，是数量最多的一路，其最大特点是沿长江水路西运，所以最后到达三江汇流的乐山也是顺理成章。1937年11月启运，其中最后一批是在南京沦陷的前4天，即1937年12月9日，随英国轮船“黄浦号”运离浦口码头。1938年5月全部运抵重庆，先分存于打铜街川康洋行仓库、南岸狮子山安达森洋行仓库、南岸王家沱吉时洋行仓库。1939年4月，日军开始轰炸重庆，中路文物又经宜宾，于1939年7月至9月陆续到达乐山安谷。
运送中路文物到乐山的民生轮船公司的船只。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岷江行船运送文物到乐山安谷。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中路文物车载船运到达乐山。据网络
上世纪30年代末的乐山。据网络
北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成都→峨眉。文物7287箱，数量仅次于中路，于1937年12月，日军已迫近南京城下时启运，先由铁路经徐州、郑州至宝鸡，再装上汽车翻越秦岭，1938年4月运至汉中，存于南郑文庙与褒城东张寨大庙。旋即因汉中遭受日军轰炸，又千里迢迢转移至成都大慈寺。但随着重庆连遭轰炸，成都也不安全，1939年7月，北路文物由成都全部转移到峨眉，存于峨眉东门大佛寺、西门外武庙。
川陕公路上，北路文物运输车队向成都艰难地前行。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除了上述主要文物的迁移外，还有以下路线，可补充文物转移的全貌： 1937年11月18日，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奉命西迁，院藏文物分水陆两路颠沛辗转，至1940年6月抵达四川宜宾李庄安存； 河南博物馆存放在武汉的68箱文物也西迁重庆，存入由南京疏散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 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到上海租界的全部古籍图书未及西迁即陷于敌后，遂于1938年初就地化整为零，分散收藏在秘密租用的民房内。后与美方秘密交涉，从南迁古籍图书中精选3万多册装成102箱，以替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购新书的名义报关，从日军眼皮底下运出，于1942年6月全部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
国宝文物的漫漫迁徙路。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激流险滩、大雪封山、山路塌方、车辆翻覆、敌机轰炸、断水断炊。在战火纷飞、道路险阻、交通不便、车船匮乏的情况下，要安全转移如此之多的文物，其惊险困苦难以尽述。
为什么是乐山，为什么是安谷?
故宫文物西迁的最终目的地——乐山安谷、峨眉，系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选定。这里地处四川盆地西南缘，依邛崃山脉南端峨眉山、二峨山之峻，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之险，地势隐秘，又有水陆交通之便，而且祠堂、寺庙等古建筑星罗棋布，足可为天然的文物仓库。
抗战时期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据网络
大渡河在乐山城西先接纳青衣江，然后又在乐山城南汇入岷江。安谷即位于大渡河与青衣江汇合口西侧的大渡河南岸（右岸），距乐山城区约5千米。河流出山入浅丘平原，地势骤缓，因此河洲广布，汊道纵横。安谷北侧即有大渡河的多个汊流，以及王河坝、刘河坝、窦洛坝、郭洛坝等多个河洲，沿河有新开渡、魏洛渡、支水栳、王洛渡、中渡坎、河湾儿、顺河场等众多码头渡口，便于水路运输，沿河两岸祠堂寺庙大集中、小分散，也便于文物的存放保管。运移到安谷的9331箱文物，即分藏于赵祠、梁祠、陈祠、易祠、宋祠、三氏祠（朱潘刘祠）、古佛寺等六祠一寺中。
需要说明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河道变迁以及人类工程的影响，目前这些汊河均已淤塞，原来的河洲也已与河岸相连。
乐山及安谷附近的水系及地理形势。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乐山安谷战时故宫文物仓库分布示意图。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宝地安谷，功侔鲁壁
故宫文物迁入乐山安谷，地方官员及乡绅极其重视，安谷乡长带领当地人士随同故宫博物院勘查河道、甄选库房。被选作文物库房的祠堂宗庙，都将各自的宗牌收藏，腾出庙堂。安谷人杨宗友还将自家田地5亩无偿提供给守军使用。文物运输、保管所需船只、人力、物资，当地乡绅、村民也一应承办。
1939年4月22日，故宫博物院通过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拨款5000元国币，汇给时在乐山的中路文物负责人欧阳道达，为文物转移乐山作维护库房，雇请船工、民伕，清理河漕等前期准备。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1939年8月19日，文物还在转移安谷的过程中，日军轰炸乐山，城区半毁。安谷百姓不顾危险，整治险滩，疏理河道，拉纤拖船，保证了文物安全到达。 文物保存安谷期间，当地居民对于修缮文物箱与库房，搬运箱件，翻晒文物，治理白蚁等，都出力甚多。
乐山安谷赵氏宗祠文物库房平面示意图。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文物库房摆放图和文物箱件编号清单。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安谷库房放置文物的木箱。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在安谷的住房外景。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的子女在乐山安谷。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护送文物入川直至驻守乐山安谷库房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9师某营，营长陶坚民，1940年陶奉调前线，刘建国继任营长。1941年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特务团二营接防，其中第五连驻安谷，连长冯昌运；第六连驻峨眉，连长王振中。驻防文物仓库的部队同时还修筑公路、开辟操场晒坝、打扫街道，制作墙报宣传抗日，与当地居民相处融洽，故宫博物院职员与驻防官兵亦多有与当地女子联姻之美事。例如安谷驻防部队连长冯昌运、排长鲁大锯，与安谷姑娘肖镜明、赵元清，故宫博物院孙家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尹焕章与安谷姑娘王金华，邓文均。
安谷文物库房驻防部队连长冯昌运与安谷人肖镜明结为夫妇。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故宫博物院安谷办事处孙家畊与安谷人王金华结为夫妇。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孙家畊、王金华夫妇1945年结婚时的证书。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自1939年7月，故宫文物迁入乐山安谷、峨眉，至1947年3月复归，历时7年又8个月，一万多箱国宝无一损坏，无一遗失，完璧东归，这是乐山人民对于抗战以及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1946年，国民政府颁赠“功侔鲁壁”匾额七块给安谷文物库的六祠一寺，表彰当地人民保护国宝文物的功绩，可与鲁壁藏书相媲美。 鲁壁藏书的典故，出自秦始皇焚书时，孔子九代孙孔鲋将《论语》、《尚书》、《礼记》、《春秋》、《孝经》等儒家经书，藏于孔子故宅墙壁中，得以保存流传。明代为纪念孔鲋保藏儒家经书的功绩曾刻制鲁壁碑。
国民政府颁赠的功侔鲁壁匾额之一。“功侔鲁壁”四字为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题写，上下款由欧阳道达补书，匾长2.67米，高1米，匾额中上部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的篆印。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安谷现存的“功侔鲁壁”匾额残件。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当时的乐山县安谷乡乡长刘钊有致故宫博物院的感谢函如下： “敬复者前奉 贵办事处大函坿送国民政府题颁“功侔鲁壁”匾额七份，已分送前贮文物各祠庙，荣与辉煌敬拜。 嘉□谨代表各祠庙鸣谢 敬致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 乐山县安谷乡乡长 刘钊 （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1946年离开时，也曾书致乐山县政府表示感谢：“……本院迁储贵县辖境安谷乡文物，感荷贵县政府始终爱护，并于典守事宜随时惠予指导。八载于兹，文物赖以安然无恙，而先后移运工作，复存热心协助，籍以利便进行……”。
文物东归之际，乐山县安谷乡乡长刘钊还曾致函故宫博物院称： “敬启者查自日寇肆虐文物播迁，贮藏敝乡已八年矣，兹幸抗战胜利，天地重光，文物迁返故都，其原贮文物库房业已派员随同各该祠庙执事分别接收，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 乐山县安谷乡乡长 刘钊 （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946年12月，乐山县安谷乡乡长刘钊致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的函。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遗憾的是，在随后几十年的变乱中，曾经存放国宝文物的祠堂寺庙皆废毁不存，国民政府颁赠的七块“功侔鲁壁”匾额或被锯断，或被毁弃。2010年，安谷人王联春、刘文龙自己出资在原址重建了朱潘刘三氏宗祠，也即现今的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所在。他们还四处寻觅，找回了三块“功侔鲁壁”匾额的残件，以及若干历史遗物。
抗战时期的乐山文化盛事
抗战时期，国学大师马一浮在乐山建复性书院，亲自勘定“山水胜处”的乌尤寺为院址。时逢故宫文物迁乐山，特派人历时193日，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齐白石、丰子恺、马一浮、朱光潜、杨东纯等大师，都曾参观过安谷存放的文物。乐山当地人士亦抄录故宫古籍善本达二十三种。
1939年夏，马一浮（前排居中者）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据网络
故宫文物保存于乐山安谷、峨眉，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复性书院设立于乌尤寺，诚为抗战时期乐山文化三大盛事，大有益于乐山文风。
战时故宫的后续：文物的东归、南去、北还
抗战胜利，故宫博物院安排各地文物集中重庆。1946年1月，巴县文物转入重庆向家坡库房；1946年6月至9月，峨眉文物经256辆次卡车运清；1946年9月10日开始，安谷文物由竹筏转运乐山马鞍山粮库存放，后经301辆次卡车运输，至1947年3月全部运毕。至此，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几经分散的文物终于重聚于重庆。
1947年初春，故宫同仁重庆南温泉重聚合影。据乐山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
在重庆集中的文物，陆续转运到了南京。而将文物由南京运返北平的计划，因内战爆发而搁浅。1948年11月10日，因战局变化，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翁文灏，召集理事王士杰、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鸿宝商议，决定挑选精品，以600箱范围运台。 同年12月，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议决：“先提选精品200箱运存台湾，其余应尽交通可能陆续移运，其不能运出者仍在原库妥为存放。”实际执行是，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月29日，分3批共运2972箱约60万件文物至台湾，占故宫南迁文物总件数的22%，其中包括近40万件档案文献、15万件图书古籍、6万件书画及铜瓷玉器等。它们后来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主体。
南京留存下来的文物，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在南京仍留存有2211箱，其中约有一半属于国民政府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的原北平古物陈列所的文物。
此外，抗战时河南博物馆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一部分于1949年11月被运往台湾，后成为台北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余下的部分后来分藏于河南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1942年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的102箱古籍，于1965年运还台湾，存入台湾中央图书馆。
文物迁移的数字账
由北平南迁至南京的文物19701箱（亦有19557箱之说）。 由南京西迁的文物，南路（至巴县）80箱，中路（至乐山安谷）9331箱（一说9369箱），北路（至峨眉）7287箱（一说7286箱），总计16698箱（数字列前者为安谷战时故宫陈列馆的数据，按此统计）。 因战事危急，北平南迁至南京的文物，当南京沦陷之时并未完全迁出，19701箱减去西迁的16698箱，当余3003箱。日军侵占南京后，曾将朝天宫余存的文物移至北极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收回2954箱。若按此数据，当有49箱缺失。1946年，国民政府曾在日本追回文物善本117箱，其中是否有南京朝天宫缺失的文物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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