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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二十五日），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领舟师下广陵。” 《旧唐书》卷一百七《永王璘传》：“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 按永王璘水军被镇压后，唐朝官方主要原始文献已被删削篡改以掩盖真相，但亦仍然颇有删改未尽而留下真相之痕迹者，《旧唐书》纪传此两处记载，即同样透露出永王璘率军东下的真相。 第一，《旧唐书·肃宗本纪》、《永王璘传》所载“下广陵”，表明永王璘决非“有窥江左之心”。如果永王璘“有窥江左之心”，其目的地将不是位于江北的广陵即扬州，而是位于江南的江南传统政治中心江宁（今南京），或江南东道治所苏州（今江苏苏州）。无论从政治或地理角度说，扬州都不是江南中心，永王璘“有窥江左之心”，“下广陵”所为何来？ 第二，《旧唐书·肃宗本纪》、《永王璘传》所载“下广陵”，证明《旧唐书·李白传》、《册府元龟·幕府部》所载永王璘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为信史，永王璘下扬州是就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因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治所就是扬州。 第三，“领舟师下广陵”六字，表明永王璘担负有非常使命。因为平常就任无需率军前往，“舟师”、“广陵”之地，尤其特别值得注意。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五、六、七、八、九：
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八：“《永王东巡歌》既为李白自抒抱负之作，亦足证天宝至德间史事，非浅人所能解也。《通鉴》卷二一九载李泌为肃宗画策，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而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覆其巢穴。是为至德元载事。而当时帝王将相皆无远识，仅能与安、史相持于数百里之间，卒之屈身厚币以假外援，方得收复两京，而河南、北糜烂如故。终于不得不置幽燕于化外，兵连祸结数百年无宁日。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诸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综观此诗次第，第十首以前皆写永王东巡为据金陵以图恢复，第九首最为一篇之警策，其主张永王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意已昭然可睹，然欲行此策，必以金陵为根本。……”[1]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解释《永王东巡歌》其五：“永王出师……没有从旱路出兵，而是采取的水路，看来是有直捣幽燕（安禄山的根据地）的想法。”[2]解释其六：“镇江是南北运河衔接的枢纽。看来当时的用兵计划，除‘浮海’以外，很想利用运河北上，至少可以运输粮食夫马。”[3]解释其七：“从这首诗里面可以看出永王的军事部署，他确实是想跨海北征的。”[4] 瞿蜕园、朱金城、郭沫若提出永王璘水军目标是跨海北征直捣幽燕，是卓越的见解。不过，郭沫若认为“看来当时的用兵计划，除‘浮海’以外，很想利用运河北上，至少可以运输粮食夫马”，则既不了解唐代海运史及扬州至幽州之海运之便捷，更未想到从运河北上势不可能出敌不意直捣幽州，此决非唐玄宗及永王璘的意图。瞿蜕园、朱金城认为“必以金陵为根本”，亦未顾及到渡海直捣幽州，必以海港扬州为根本，而不能以内河港口金陵（江宁）为根本。永王璘水军过江宁、抵丹阳、直奔扬州，其故在此。永王璘水军跨海北征直捣幽燕，郭沫若以为是永王璘的想法，瞿蜕园及朱金城以为是李白的主张，皆误；由唐玄宗任命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并命其率水军下扬州，可知此是唐玄宗的战略部署。 李白《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按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廵，胁行”，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可知李白是在永王璘水军沿长江至浔阳时上船入幕。（所谓“胁行”、“迫胁”，是在永王璘水军被打成叛逆遭到镇压的政治压力下所说的话，此是可以理解的。）李白《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作于长江船上永王璘水军幕府，诗言“英王受庙略”，“水国奉戎旃”，“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表示永王璘是受命于天子之“庙略”，将以水军行动直捣安史叛军巢穴幽燕。如上所述，此“庙略”是唐玄宗之战略部署，并获得肃宗认可。 根据李白《永王东巡歌》：“楼船跨海次扬都”（即：楼船次扬都跨海，为声韵故倒文，扬都即扬州），“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辽”，非指辽水，此指辽海即渤海[5]；下句为上四、下三句法，中间念断，“欲”字主语为上句“我王”；句言永王欲似文皇渡辽，非言文皇欲渡辽。文皇固已派遣军队渡辽），《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英王受庙略”，“水国奉戎旃”，“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参证《旧唐书·肃宗本纪》：“永王璘擅领舟师下广陵”、《旧唐书·永王璘传》：“擅领舟师东下趋广陵”，可以证明永王璘水军下扬州的目的，是从扬州出发，经东海（今东海、黄海）、渤海（今渤海）海路直取幽州（今北京），捣毁安史叛军巢穴。 扬州，是唐朝全国水运中心、国际海运港口，海运可经东海渤海直抵幽州海岸。 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则天光宅元年十一月记徐敬业将入海奔高丽“至海陵界，阻风”元胡三省注：“《九域志》：扬州东至海陵界九十八里，又自海陵东至海一百七里。”[6]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妫川渔阳郡：“南至三会海口一百八十里，西至范阳郡二百十里。”可知乘船由扬州入海经东海渤海可以抵达高丽，也就可以抵达高丽以近的渤海范阳郡即幽州（今北京）之三会海口（今天津）。 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将伐高丽：“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今江西九江）、扬（今江苏扬州），趣莱州（今山东莱州）。”可知唐代近海海船可由沿江地区制造，既可江行亦可航海。并且可知，从扬州入海可以抵达渤海莱州海岸，也就可以抵达莱州稍远的渤海幽州海岸。 唐代造船业发达。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今江西南昌）、饶（今江西鄱阳）、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又八月丁丑：“敕越州（今浙江绍兴）都督府及婺（今浙江金华）、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可知唐代造船业早已遍布沿江沿海广大地区，能大规模制造海船。史言永王璘在江陵“破用鉅亿”，其实应是用于建立强大水军，包括大规模制造海船。 唐代海军，早已取得丰富的渡海登陆作战经验。《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贞观）十九年（645），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玄宗贞观二十一年（647）：“二月，……上将复伐高丽，……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馀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贞观二十二年（648）：“万彻又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甲士三万自莱州泛海伐高丽，入鸭绿水。”《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显庆五年（660），从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定方自城山济海至熊津江口。”由上可知，唐对高丽、百济战争，已经多次每次运送数以万计的军队渡过渤海。从《永王东巡歌》：“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可知永王璘水军幕府是明确地以唐太宗对高丽、百济战争渡海登陆作战为范例。 唐代海运，早已开辟自扬州苏州经东海渤海至幽州、自河南道诸州经东海渤海至营州（今辽宁朝阳）、自沧州（今河北沧县东南）经渤海至平卢（节度使治营州）等众多近海海运航线。杜甫《后出塞五首》其四：“渔阳豪侠地，撃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7]《昔游》：“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布，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8]《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八《邦计部·漕运》贞观十七年：“时征辽东，先遣太常卿韦挺于河北诸州征军粮贮于营州。又令太仆少卿萧鋭于河南道诸州转粮入海。”《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开元十四年七月：“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馀石，舟人皆死。”一一可证。 永王璘水军直指扬州，沿途包括江宁皆不遑久留，甚至在进至当涂前遭到吴郡采访使李希言挑衅时，仍然派将领季广琛率领先头部队取道陆路奔赴扬州，是因为当时平叛战争形势危急，亟需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而从扬州出发经海路取幽州之前，尚须完成航海准备工作。按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溪、南康之赣石，皆险絶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然则自扬州至幽州海路，亦当征用熟悉此海路之扬州航海水手。据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天宝元载十月鉴真和尚准备自扬州东渡日本：“请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之书，与扬州仓曹李凑，令造大船，备粮送遣。”又记天宝七载春自扬州东渡日本：“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同行人……一十四人，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则可见当时扬州，从造船到征集熟练航海水手，皆十分便利，不愧为著名国际海运港口。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 古代航海的动力主要是风力。古代中国东部航海，从南方向北方或向东北方向航行，须依靠春夏二季从南方吹向北方的信风即东南季风[9]。据《三国志·吴书》记载，三国吴三次从建业（今南京）乘海之辽东，时间皆在三月[10]；据两《唐书》、《通鉴》记载，唐四次从登莱浮海击高丽、百济，一次是在三月，两次是在四月，一次是在八月[11]；可知中古时期中国东部利用东南信风航海北上或向东北方向航行，可以早在三月实行。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南风一扫胡尘静”，清楚地表明永王璘水军固已熟悉信风即东南季风知识，决心利用信风渡海北上进攻幽州，预定渡海时间当在至德二载三月。 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七“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有学者以为是指永王璘军水陆并进。其实是言永王璘舰队不仅满载战士，而且满载战马，将以强大骑兵登陆攻取幽州。 《永王东巡歌》其九“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有学者提出：“若谓楼船跨海直抵幽燕，非特江船不能驶海，即使成行，长航远征，军粮难继复何用哉？”[12]此是多虑。唐代近海海船多由沿江各地制造经长江入海。按前揭《资治通鉴》载贞观二十二年“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长江上游之剑南道可以制造海船经长江入海，遑论长江中游之江陵？按前揭杜甫《后出塞五首》：“渔阳豪侠地，撃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稉稻来东吴”，《昔游》：“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布，泛海陵蓬莱”，可知唐代早已自苏州、扬州大规模海运粮食至幽州。 在此当说《永王东巡歌》其九在文学方面的争议。宋杨齐贤认为“乃伪赝之作”，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亦以为“用事非伦”，“伪赝无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云：“这里把永王比作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前人以为伪作，是毫无疑问的。”此皆多虑。第一，所谓“把永王比作唐太宗比拟得不伦不类”，不能成立。按诗歌用典之法，古典今事之间，可以只取双方相似之一端，而不需顾及其馀[13]。“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用唐太宗之典，只取“渡辽”一端，即以唐太宗命军队渡渤海进攻高丽，比拟永王璘率军队渡东海渤海进攻幽州，而并无永王璘欲作天子之意。故所谓比拟不伦，是不通用典之法。按杜甫《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杜甫也是用太宗之典，只取“眉宇”、“虬须”一端，以唐太宗神情容貌，比拟汝阳王神情容貌，而并无汝阳王欲作天子之意。从来无任何人说杜甫此一比拟不伦。李白与杜甫同用太宗之典比拟亲王，同样地没有任何比喻不当的问题。第二，所谓“伪作”，并无任何版本或早期文献记载依据[14]，亦不能成立。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三、四、五、六：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秋毫不犯三吴悦”，是写实。根据《旧唐书·永王璘传》：“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与此诗其七“战舰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及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懐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所写永王璘水军舰队之强大，以及唐代河运海运史之背景，可知“秋毫不犯三吴悦”，不仅是言永王璘水军不仅军纪严明，而且是指舰队运载军粮丰足，不用沿途劳民伤财，故秋毫无犯。如果永王璘水军沿途有劳民伤财，唐肃宗集团早就列之为罪状，书于实录留于正史了。当然，自《诗经·采薇》、《六月》、《出车》以来，描写军纪之严明、军容军威之盛，以暗示我军必胜，本是中国诗之一大艺术传统。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昭阳殿、鳷鹊楼，皆南朝宫殿名，用指金陵古迹。诗写永王璘暂停金陵以访古，是言永王璘之儒雅也。按《册府元龟》卷二百七十四《宗室部·辨惠》：“永王璘……聪敏好学。”又卷二百六十六《宗室部· 材艺》：“永王璘……少聪敏，善草（书）。”又卷二百五十八《储宫部·文学》：“开元二十五年，玄宗命（太子）瑛题御史大夫李适之所撰《河堤记》碑额，又命永王璘书其碑阴。”可知永王璘好学有才艺。“春风”、“明月”，是李白对永王璘的由衷赞美。李白登上永王璘水军楼船，约在至德二载元月中旬，至此已与永王璘朝夕相处半月左右，对之了解已深矣。 “丹阳北固是吴关”，“北固”即北固山，位于丹阳即润州城北，有南、中、北三峰，北峰三面临江，形势险要。“千岩烽火连沧海”，“千岩”即指丹阳北固诸山，“连沧海”，指永王璘水军的行军方向，是从丹阳北固诸山下的长江入海，再经东海渤海直捣幽州。 李白此四诗如实地写出永王璘水军自江陵出发后之行经路线：武昌（今湖北武汉）、寻阳（今江西九江）、金陵（今江苏南京）；抵达之地：丹阳（今江苏镇江）；下一步路线：沧海（东海、渤海）。连用长江地名，而气派、韵致，正是李白诗擅场[15]。至德二载二月十日永王璘水军被镇压于丹阳，李白《永王东巡歌》当作于此前不久。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高适传》：“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又云：“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二十五日），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领舟师下广陵。” 高适《谢上淮南节度使表》：“臣适言：以今月二日至于广陵，……即当训练将卒，……庶使殄灭凶丑。” 《旧唐书》卷一百七《永王璘传》：“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以季广琛、浑惟明、高仙琦为将。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偒又勇而有力，驭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今江苏苏州）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通鉴》胡注：方镇位任等夷者平牒），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趣广陵（今江苏扬州，长江北岸）攻采访使李成式。 璘进至当涂（今安徽当涂，长江南岸、江宁上游），希言在丹阳（今江苏镇江，长江南岸、江宁下游、扬州对岸），令元景曜、阎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吴郡，李成式使将李承庆拒之。先是，肃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时河北招讨判官、司虞郎中李铣在广陵，瑶等结铣为兄弟，……铣……遂率所领屯于扬子（今扬州邗江区南），成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娄埭（扬子南，长江北岸，地当长江与运河之交，为南北交通咽喉、与丹阳隔江相望）。希言将元景曜及成式将李神庆并以其众迎降于璘，璘又杀丹徒［阳］太守阎敬之以徇。江左大骇。 裴茂至瓜步洲，广张旗帜，耀于江津。璘与偒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割臂而盟，以贰于璘。是日，浑惟明走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长江南岸），冯季康、康谦投于广陵之白沙（今江苏仪征，长江北岸、瓜步洲伊娄埭上游）。广琛以步卒六千趋广陵，璘使骑追之，广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决战，逃而归国。若逼我，我则不择地而回战矣。’使者返报。其夕，铣等多燃火，人执两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为二矣。璘军又以火应之。璘惧，以官军悉济矣，遂以儿女及麾下宵遁。迟明，不见济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驱其众以奔晋陵（今江苏常州）。宵谍曰：‘王走矣。’于是江北之军齐进，募敢死士赵侃、库狄岫、赵连城等共二十人，先锋游弈于新丰[16]，皆因醉而寐。璘闻官军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击之。驿骑奔告，侃等介马而出，襄城王已随而至，铣等奔救，张左右翼击之，射中襄城王首，偒军遂败。 高仙琦等四骑与璘南奔，至鄱阳郡（今江西鄱阳），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至馀干（今江西余干），及大庾岭，将南投岭外，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下防御兵所擒，因中矢而薨。 子偒等为乱兵所害。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江南道三》岳州（今湖南岳阳）：“东北至鄂州（今湖北武汉）五百五十里，……西北至江陵府五百七十里。”又鄂州：“东至江州（今江西九江）六百里。”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五十二九江府：“自府治至南京（今江苏南京）一千二百六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润州（今江苏镇江）上元县（今江苏南京）：“东北至州一百八十里。”（《明一统志》卷十一镇江府：“自府治至南京一百八十里。”所载相同。）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十二》丹阳郡：“北至广陵郡六十三里。”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水行之程：……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江百里。” 李白《自丹阳南奔道中作》[17]：“遥夜何漫漫，空歌白石烂。宁戚未匡齐，陈平终佐汉。欃枪扫河洛，直割鸿沟半。历数方未迁，云雷屡多难。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草草出近关，行行昧前算。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顾乏七宝鞭，留连道傍玩。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二月戊子（十日）：“永王璘兵败，奔于岭外，至大庾岭为洪州刺史皇甫侁所杀。”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二年二月：“戊戌（二十日），永王璘败死。其党薛镠皆伏诛。……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璘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璘军又以火应之。璘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遁；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胡注：《新书》曰‘新丰陵’。考其地在晋陵界，盖南朝山陵之名。）璘使玚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玚中肩，璘兵遂溃。璘与仙琦收馀众，南奔鄱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玚亦死于乱兵。侁使人送璘家属还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邪！’遂废侁不用。” 案：永王璘水军被肃宗诬为“叛逆”加以镇压事件始末，唯有《旧唐书·永王璘传》记载最详，其中既有部分真相之记述，更有重大真相之隐瞒，并夹杂谎言、贬词，又无确切日月。今依据《旧唐书·永王璘传》可信部分，参证《旧唐书·肃宗本纪》、《高适传》、高适《谢上淮南节度使表》、李白《南奔书怀》等原始文献及《资治通鉴》，考述如下。 第一，至德元载（756）十二月永王璘率水军下扬州是奉命就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将从扬州渡海攻取幽州。《旧唐书》本传载“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新唐书》本传载其将领“（季）广琛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邪？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絓叛逆，如后世何？’”皆表明永王璘率水军下扬州不是割据、谋反，而是合法行动。试问：如果永王璘未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率水军下扬州就是擅自越权，那又如何可能“未露其事”？ 第二，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璘奉玄宗之命率水军下扬州完全合法；尤为重要之事实，是至德元载十二月之前永王璘水军下扬州计划已经提前通报并获得肃宗认可。由《通鉴》所载“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十二月”云云，及《旧唐书·高适传》所载“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可知早在至德元载十二月之前即永王璘水军自江陵出发之前，玄宗已将永王璘水军将从扬州渡海取幽州之行动计划提前通报肃宗，肃宗并没有表示反对，亦即是认可。 第三，永王璘水军人数当为数万人。据《旧唐书》本传所载永王璘“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及进至当涂前派遣“广琛以步卒六千趋广陵”，可见本传所载“领舟师五千人趋广陵”此一永王璘水军人数，已大为缩小，亦系篡改事实。 第四，肃宗预谋镇压永王璘水军。由《旧唐书·高适传》及《通鉴》所载至德元载十二月之前肃宗与高适谋划，及任命高适、来瑱为淮南、淮南西道节度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及《旧唐书·永王璘传》所载“肃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皆清楚地表明至德元载十一月肃宗早已预谋镇压永王璘水军。尽管玄宗并无对抗肃宗之意，尽管永王璘率水军下扬州是为了海路取幽州，肃宗出于抢夺皇权的阴暗心理，仍然将玄宗及永王璘视为潜在的皇权抢夺者，必消灭之而后快。 第五，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任命高适、来瑱为淮南、淮南西道节度使，是以自己的重复任命来对抗玄宗七月任命永王璘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从而破坏册命约定，实际废止上皇诰命。 第六，肃宗集团故意挑起冲突，以璘为“叛”。其时间，当在至德二载元月永王璘水军进至当涂之前。《旧唐书·永王璘传》载“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此应认为是肃宗集团故意采用侮辱挑衅永王璘与肃宗所属官军冲突的手段，达到以璘为“叛”、加以镇压的目的。李希言、李成式，皆是唐朝的命官、实际是肃宗集团的人，哪是什么“地方势力”[18]？肃宗“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表明李希言、李成式们早已奉肃宗宦官招讨使者啖廷瑶、段乔福传命，站在了镇压者一边。丹阳为永王璘水军赴广陵即扬州必经之路，而“希言在令元景曜、阎敬之等以兵拒之，李成式使将李承庆拒之”，“以兵拒之”，清楚地表明是肃宗集团首先对永王璘挑起军事冲突。永王璘派将领浑惟明取希言，不仅是反击挑衅，而且是为永王璘水军经丹阳赴扬州开路。而派将领季广琛趣扬州，则是为了永王璘水军从扬州渡海打前站。 第七，永王璘在遭到肃宗集团挑衅的情况下，仍然不顾挑衅派遣季广琛先头部队奔赴扬州，力图执行渡海进攻幽州之任务，此足见其忠义救国、坚忍不拔。 第八，至德二载二月十日之前，永王璘水军已经过当涂、江宁，全军抵达下游丹阳。至此，永王璘水军已行程数千里，距扬州仅六十三里[19]。此时，已经接近东南信风季节之三月。 按前揭诸地志，自江陵至丹阳全程约三千一百六十里[20]，按唐制沿流之舟江行每日百里计，则自江陵至丹阳长江净行程约为三十二天，但大舰队远距离航行，因气候条件、中途接人、采购蔬菜等原因，尚需增加数日；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至德二载元月只有二十九天；则永王璘水军至德元载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江陵出发，当在至德二载二月上旬抵达丹阳。计算永王璘水军行程所需时日，适与史载实际行军日期相合。 第九，当永王璘水军抵达丹阳遭遇吴郡采访使李希言将元景曜、广陵采访使李成式将李承庆以兵攻击时，不但将之击败，而且迫使元景曜及李神庆以其众迎降，此充分证明永王璘水军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具有强大战斗力。 按《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制举科》开元二十三年：“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季］广琛及第。”可知季广琛出身制举将帅科，系唐朝选拔培养之高级军事人才。由此一例，可见永王璘部将之才略，是渊源有自；其军队之训练有素，军纪严明，英勇善战，当然也就是渊源有自。 第十，肃宗集团对永王璘水军突然宣布招讨“叛逆”加以镇压（由《旧唐书·永王璘传》“招讨”二字、《新唐书·永王璘传》“叛逆”二字，可知唐肃宗曾发布讨逆诏。但此诏文今已不见记载），时间是在至德二载二月十日，地点是在丹阳。当永王璘水军抵达当涂前遭到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署名时，甚至抵达丹阳遭遇李希言将元景曜、李成式将李承庆以兵攻击时，永王璘似尚未意识到是肃宗阴谋镇压，而可能以为是地方势力挑衅；当二月十日中官啖廷瑶、段乔福率李铣、李成式等军以招讨“叛逆”旗号出现在丹阳长江对岸扬子时，始突然知道是肃宗以“叛逆”罪名相镇压。此对于永王璘全军将士，无异于晴天霹雳、天崩地裂，是來自政治的不可抗的毁灭性灾难。《旧唐书》本传载“璘与偒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写出其从惊讶、怀疑到心寒的心理过程。此时，永王璘水军心势不能不开始崩溃。永王璘将领季广琛就是在率先头部队赴扬州途中，召诸将贰于璘的。与此同时，永王璘将领浑惟明走于江宁，冯季康、康谦投于广陵之白沙，皆不能不贰于璘。永王璘兵败，是败于肃宗以“叛逆”为罪名的政治宣传和军事镇压。 李白《自丹阳南奔道中作》诗云：“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指永王璘在当时体制下，受玄宗之命并获得肃宗认可任江淮兵马都督。诗云：“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谗”者，诬陷好人，语本《荀子·修身篇》：“伤良曰谗，害良曰贼。”《说苑·臣术篇》：“《传》曰：伤善者，国之残也。蔽善者，国之谗也。愬无罪者，国之贼也。”此指唐肃宗诬陷永王璘为“叛逆”。“动谗疑”者，因谗动疑也。“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指唐肃宗突然诬陷永王璘为“叛逆”，使永王璘将领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康谦等怀疑永王璘，终于背叛永王璘，使这支堂堂正正的王师分崩离析。诗云：“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上句是指冯季康、康谦投于广陵之白沙；下句是指唐肃宗集团对丹阳永王璘直属部队之策反和攻击。诗云：“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指永王璘直属部队在长江船上和丹阳城上与唐肃宗集团曾经发生激战，双方牺牲惨重。诗云：“草草出近关，行行昧前算。”言奔亡道中，一路回想起永王璘水军渡海进攻幽州之预定计划，已经毁于一旦。言外沉痛。诗云：“顾乏七宝鞭，留连道傍玩。”用晋明帝被王敦骑兵追捕而逃脱之故事[21]，痛心永王璘未能逃脱追杀。诗云：“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回顾安史之乱爆发，自己受永王璘知遇之恩，参与永王璘水军，志在平定安史之乱，如今皆已经付诸流水，悲愤难言。其中“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表明永王璘水军的行动目标是平定安史之乱，而不是被诬陷的“叛逆”。 当事人李白《自丹阳南奔道中作》清楚地揭露了永王璘事件的真相，是推翻唐肃宗集团所制造的冤案的重要证据之一。 据《旧唐书·肃宗本纪》，“永王璘兵败”丹阳，是在至德二载二月十日；据《资治通鉴》，“永王璘败死”，即兵败后南奔至江西被害，是在二月二十日。 第十一，永王璘南奔至江西被皇甫侁兵所擒之后遇害。《旧唐书》本传载永王璘南奔“及大庾岭，将南投岭外，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下防御兵所擒，因中矢而薨”，《资治通鉴》载永王璘“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通鉴》所载，更为具体，必有依据。永王璘是在南奔岭表时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所擒之后，于北返洪州（今南昌市）途中之传舍遭到暗殺。 今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广福镇板湖村黎家自然村有永王璘墓，位于南昌市南约八十四里，地处江西省中北部的赣抚平原。永王璘墓为宋程大昌《黎氏源委序》[22]以及明清南昌府、县志所历历记载[23]。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至十日，笔者赴江西南昌县广福镇黎家自然村永王璘墓实地考察。黎家自然村，旧称守墓黎村、永木黎村（永木谐音永墓）。据黎村宗祠所藏清光绪十六年四修《黎氏族谱》卷首南宋程大昌乾道九年（1173）序记载[24]，黎氏家族自唐代宗朝之后即世代居住于此，为永王璘墓守墓，至今已有一千馀年历史。然则永王璘遇害之传舍，当在今黎村附近不远。 永王璘墓守墓黎村的朝向，为坐西朝东，不同于中国传统民居及当地附近村庄的坐北朝南之常规。永王璘墓的朝向，当亦为坐西朝东，不同于唐代陵墓通常的坐北朝南之常规。永王璘墓及守墓黎村坐西朝东，是背向长安。长安，在江西西北方向。永王璘墓及守墓黎村坐西朝东，当是体现了永王璘之遗愿或建墓者之意愿：永王璘是被冤杀的，死后亦永远背向唐[25]。 第十二，高适是镇压永王璘水军的前线总指挥。据《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所载：“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旧唐书·高适传》所载：“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高适《谢上淮南节度使表》自述：“以今月二日至于广陵，即当训练将卒，庶使殄灭凶丑”，及其《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自述：“拥旄出淮甸，入幕征楚材。誓当剪鲸鲵”，可知至德二载二月二日高适已奉命到达扬州就任淮南节度使[26]，负责镇压永王璘水军。由此可见，当至德二载二月十日永王璘水军抵达丹阳时，实际是由坐镇扬州的高适直接指挥扬州之军渡江至丹阳镇压当面之“敌”的永王璘水军。《旧唐书·高适传》所谓“师将渡而永王败”，似乎高适所指挥之军尚未自扬州渡江至丹阳而镇压已经结束，此完全不合《旧唐书·永王璘传》所载“于是江北之军齐进”之史实。不过，《旧唐书·高适传》所说“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则是事实。 《旧唐书·高适传》载：“兵罢，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资治通鉴》载：“侁使人送璘家属还蜀，上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邪！’遂废侁不用”，若无肃宗下达的旨意，皇甫侁岂敢杀害永王璘？高适、皇甫侁为肃宗镇压永王璘立下汗马功劳，两手沾满被镇压者的鲜血，却迅速遭到肃宗排斥，原因当在于，他们所知道的不能公开的内幕太多。 《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九《降永王璘庶人诏》：“永王璘，谓能堪事，令镇江陵。庶其克保维城，有俾王室。而乃弃分符之任，専用钺之威，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走蛮貊之邦，欲何逃罪？据其凶悖，理合诛夷，尚以骨肉之间，有所未忍。皇帝诚深孝友，表请哀矜。……是用矜其万死，……可悉除爵土，降为庶人，仍于房陵郡安置。所由郡县，勿许东西。朕存训诱，勖之忠孝，不虞孱懦，遂至昏迷。申此典章，弥増愧叹。” 玄宗此诰，当是在永王璘水军被突然宣布为“叛逆”、尚未得知璘被害时所发布[27]。其中未提出永王璘任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的事实，承认了被强加的“擅越淮海，公行暴乱”罪名，但是并没有承认“叛逆”罪名，并一再强调“骨肉之间，有所未忍，皇帝诚深孝友，表请哀矜”，以提醒肃宗，骨肉之间不能太残暴无情[28]，可说是两分屈辱忍让、一分抗争，为的是救永王璘一命。面对肃宗抢夺皇位、撕毁册命约定、镇压永王璘水军，玄宗没有奋起以决裂相抗争，当是出自顾全救国大局，和自安史叛乱以来的沉重的惭愧心理，如诏末所曲折流露。而此种心理，或导致玄宗后来走向被囚禁和真相不明的死亡。 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十一：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扫清江汉始应还”，为二、五句法兼倒装句法兼缩略语，顺其语意展开即：扫清（胡尘）、始应还江汉。“更取金陵作小山”，用汉淮南国治寿春，寿春有小山名八公山，为淮南王安所曾游[29]，及淮南王安招怀天下士，其中雅称淮南小山者作《招隠士》之典[30]，“小山”二字为双关修辞，字面是言永王璘昨游金陵，是以金陵山为淮南王安所游之淮南小山矣，言外则是赞美永王璘之征辟天下士、隐士李白，有如淮南王安之招怀天下士、隐士也。《永王东巡歌》其七“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写永王璘暂停金陵以访古，赞美永王璘之儒雅，可以参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说，此处“显示了永王有以江宁为根据地的用意”[31]，系误解诗意。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南风”，指永王璘水军即将利用东南季风渡海北上幽州。依据诗歌上下文互文之义，及《永王东巡歌》其五“二帝巡游俱未回”之句，“日”指玄肃二帝。 此诗所表达的“一扫胡尘”、“西到日边”的美好愿望，被肃宗所毁灭。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说，永王璘“急于首先揭开了内战的幕，使好端端的一个局面，被他自己的独断专行葬送了。”[32]此言完全颠倒了史实。 至德二载春，李白在浔阳狱中作《万愤词投魏郎中》： 海水渤潏，人罹鲸鲵。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于燕齐。何六龙之浩荡，迁白日于秦西。九土星分，嗷嗷栖栖。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树榛拔桂，囚鸾宠鸡。舜昔受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子胥鸱夷，彭越醢醯。自古豪烈，胡为此繄。苍苍之天，高乎视低。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倘辨美玉，君收白珪。 《万愤词》：“舜昔受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典出《庄子·天地》篇：“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万愤词》“舜昔受禹”，指肃宗抢夺皇位；“伯成耕犁”，指自己本为隐士，却遭此“禅位”之际；“德自此衰”，指由肃宗抢夺皇位而来的玄肃之际的政治变局之黑暗，包括肃宗突然宣布永王璘水军为“叛逆”而加以镇压之冤案；“吾将安栖”，指自己被打成“从逆”下狱，失去自由。李白《万愤词》诗，以微言揭露了永王璘冤案的真相，是由肃宗抢夺皇位而来的政治黑暗无道。“德自此衰”，是李白对肃宗政治黑暗的总判词。 “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当是指旧友高适对自己不但不援手相救，反而落井下石。 [1]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八，《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注释末按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556页。据朱金城《后记》：“本书是由瞿蜕园师和我两人共同编撰，付型于一九六五年，当时未及印行。”（第1969页）“付型”，即稿件完成排版、校对后，把活字版制成纸型。然则瞿蜕园及朱金城提出永王璘水军泛海直取幽燕之说（1965年付型），似尚早于郭沫若（1971年出版）。瞿蜕园此注全幅文字，读史、读诗，至有自家体会，味之无极。 [2]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3]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4]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5] 唐沈佺期《关山月》：“汉月生辽海，曈昽出半晖。”杜甫《后出塞五首》其四：“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贾岛《寄远》：“家住锦水上，身征辽海边。”李冶《春闺怨》：“念君辽海北，抛妾宋家东。”以上唐诗诸例“辽海”，皆指渤海，非指辽水与渤海。 [6]［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泛艇从海边行，渐觅江口。终到大江口，逆潮遄流，不可进行。其江稍浅，下水手等曳船而行。觅人难得，傥逢卖芦人，即问国乡，答云：‘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页。 [7] “辽海”，此指渤海。“东吴”，指苏州，当亦包括扬州。诗言自东吴海运的稉稻罗练，经过东海（今东海、黄海）转入渤海，运抵渔阳（今北京），以供应平卢、范阳两镇将士。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三《后出塞》：“《唐会要》：‘开元二十七年，李适为幽州节度、河北海运使。’……杜甫《后出塞》及《昔游》篇云云，其事可见。陶九成《辍耕录》：‘国朝海运粮储，以为古来未尝有此。按杜诗云云，则唐时已有海运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海运》：“唐时海运之事，不详于史。盖柳城陷没之后，至开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转东南之粟以饷之耳。及其树艺巳成，则不复资于转运。非若元时，以此为恒制也。”可见在唐代海运史问题上，《钱注杜诗》与《日知录》，皆能开清初学术风气之先。 [8] “吴门”，指苏州。“蓬莱”，指唐登州治所蓬莱县（今山东蓬莱），位于今胶东半岛最北端，北临渤、黄二海之交。《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登州：“西至海四里，当中国往新罗渤海过[道]大路。北至海三里。”诗言自吴门海运的粟布，经东海（今东海、黄海）绕过登州北而入渤海（“泛海陵蓬莱”之“陵”字传神），运抵“幽燕”（今北京），以供应平卢、范阳等镇三十万将士。 [9]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中国天气网》之《季风》条：“季风，在我国古代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风，黄雀风，落梅风。在沿海地区又叫舶风，所谓舶风即夏季从东南洋面吹至我国的东南季风。由于古代海船航行主要依靠风力，冬季的偏北季风不利于从南方来的船舶驶向大陆，只有夏季的偏南季风才能使它们到达中国海岸。因此，偏南的夏季风又被称作舶风。”中国东海岸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利于海船从北方驶向南方，不利于海船从南方驶向北方或东北方；夏季盛行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利于海船从南方驶向北方或东北方。唐诗颇写到信风，如李白《自金陵泝流过白璧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川长信风来，日出宿雾歇。”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马戴《送朴山人归新罗》：“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10]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嘉禾元年（232）春……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又：嘉禾二年（233）春：“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又：“赤乌二年（239）春三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上述三国吴三次从建业（今南京）乘海之辽东，皆在三月。 [11]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贞观）十九年（645），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四月：“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 “二月，……上将复伐高丽，……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馀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贞观二十二年（648）：“万彻又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甲士三万自莱州泛海伐高丽，入鸭绿水。”《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贞观）二十二年，诏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将古神感与虏战曷山，虏溃。”《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夏四月：“甲子，乌胡镇将古神感（胡三省注：乌胡镇当置于海中乌胡岛。自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淤岛而后至乌湖岛；又三百里北渡乌湖海。《姓谱》，周太王去邠适岐，称古公，因氏焉。）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于易山，破之。”《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显庆五年（660），从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定方自城山济海至熊津江口。”《资治通鉴》卷二○○唐高宗显庆五年三月：“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又八月：“苏定方引兵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进击破之。”《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南道八》登州文登县（今山东文登）：“成山在县东北百八十里。”上述唐四次从登莱浮海击高丽、百济，一次在三月（贞观二十一年），两次在四月（贞观十九年、贞观二十二年），一次在八月（显庆五年）。 [12] 郑文《李白〈公无渡河〉浅论》，见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集释汇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三冊，第1177页。 [13] 所谓“比拟不伦”的误解式批评，历来有之。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对向秀《思旧赋》以李斯之死比嵇康之死的误解，请参阅邓小军《向秀〈思旧赋〉发微》，《诗史释证》第442～443、第452～453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14] 南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七《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九，原诗具在，且无任何异文；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影印本，第37页上栏。此本系李白集今存于世之唯一完全宋刻本，原为清咸丰时陆氏藏书楼皕宋楼藏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为日本人岩崎氏买去，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 [15] 如李白早年所作《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是连用峨眉山、平羌江、清溪向、渝州、三峡四个沿江地名。至《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则更连用江汉（指江陵）、武昌、寻阳、三吴、金陵、丹阳、北固、扬都等至少八个沿江地名。 [16] 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润州丹阳（即曲阿，今江苏丹阳）县：“西北至州六十四里。”又：“新丰湖在县东北三十里。”如果史言“新丰”即此新丰湖，则“江北之军齐进”，是已渡江，且先锋已至丹阳郡南形成包围。 [17]南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二十二，题：《南奔书怀》，题下双行小字注：一作《自丹阳南奔道中作》。《自丹阳南奔道中作》当为原题，后改为《南奔书怀》；原题直指丹阳镇压永王璘水军事件，容易引人注目，修改题目，使之模糊，当是为了避祸。 [18]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永王的军势在丹阳附近被地方势力击败。”第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19]《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元年二月《考异》：“《新》《旧》纪、传、《实录》、《唐历》皆不见璘败在何处。若在当涂，不应登城望见瓜步、扬子。李白《永王东巡歌》云：‘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又云：‘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据金陵，但于诸书别无所见，疑未敢质。”此未得其实。但《考异》接着说：“余详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扬子者，盖登丹阳郡城也。璘自当涂进兵，击斩丹阳太守阎敬之，遂据丹阳城，然后可以望见扬子及瓜步江津之兵。”则是不差。 [20] 《乐府诗集》卷四十六《清商曲辞·呉声歌曲·懊侬歌十四首》其三：“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里程相近，可以参考。 [21]《晋书》卷六《明帝纪》太宁二年六月：“（王）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敦）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輙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以为信远而止不追。帝仅而获免。” [22] 黎村黎氏宗祠所藏清光绪十六年四修《黎氏族谱》卷首南宋程大昌《黎氏源委序》：“唐肃宗朝，黎昕领左军尉，受命讨东南逆藩永王璘。璘败军丹阳，昕追至洪都，璘薨，遂葬于南昌之六十都三图地方，至今永王墓遗迹犹存焉。……宋乾道九年癸巳仲冬上浣前国子监司业序赠礼部侍郎程大昌序。”按《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儒林列传三·程大昌传》：“登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第。……徙江西转运副使，大昌曰：‘可以兴利去害，行吾志矣。’会岁歉，出钱十余万缗，代输吉、赣、临江、南安夏税折帛。清江县旧有破坑、桐塘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二千顷。后堰坏，岁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复其旧。进秘阁修撰，召为秘书少监，……累迁权吏部尚书。……绍熙五年（1194），请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庆元元年（1195）卒，年七十三，谥文简。”复按光绪六年《江西通志》卷十《职官表十·宋二·孝宗朝》，程大昌乾道中任江西转运副使，然则程大昌乾道九年（1173）作《黎氏源委序》时，正在隆兴府（今南昌市）江西转运副使任上，故所述“南昌之六十都三图地方，至今永王墓遗迹犹存焉”，为信实可靠。 [23] 明万历十六年《新修南昌府志》卷二十二《丘墓》：“唐永王墓，在六十一都地，名永墓。”清乾隆十六年《南昌县志》卷五十一《丘墓》、道光六年《南昌县志》卷二十《丘墓》、道光二十九年《南昌县志》卷三十《丘墓》、同治九年《南昌县志》卷三十一《丘墓》、民国二十四年《南昌县志》卷五十九《丘墓》，所载相同。永王璘墓位于黎村后之台地上，封土高2.8米，直径16.7米，宽12米，呈椭圆形，为南昌市政府文物保护单位。 [24]清光绪十六年四修《黎氏族谱》卷首南宋程大昌《黎氏源委序》：“昕兄子干，仕代宗朝为京兆尹，加封官至尚书令，始居金陵。其子虔，任虔化令，即今宁都州，卒于官。子孙因家于此。”按《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永泰元年：“闰十月辛夘，以京兆少尹黎干为京兆尹。”《旧唐书》卷一百十八有《黎干传》。清乾隆六年《宁都县志》卷四《秩官·县令·唐》：“黎度[虔]，明州孝廉，卒于官。”可知程大昌《黎氏源委序》所述，与史相合。黎昕受命讨永王璘，而昕兄子干之子虔，其子孙世世代代为永王璘墓守墓，至今已一千馀年，诚为一大奇迹与佳话。推其缘故，除代宗宝应元年（762）即位不久即为永王璘昭雪外，殆黎虔子孙为永王璘之忠义及冤枉所感发欤？复按李白《与韩荆州书》：“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李白所称道之黎昕，时代与程大昌《黎氏源委序》所述之黎昕相合，当为同一人。李白为永王璘幕僚，黎虔子孙为永王璘墓守墓，倘或亦有感于斯欤？今黎村全村人家均为黎氏家族。黎村村民皆能道永王璘是冤枉的，世代相传之口碑也。 [25] 笔者考察永王璘墓、黎村及《黎氏族谱》时，承蒙黎村诸位村民、黎氏宗祠与族谱保管人黎辅刚先生、以及黎村四位孩子给予我热情无私之帮助，谨此深表谢忱。 [26] 本文在《文学遗产》2010年第五期发表时，以高适《谢上淮南节度使表》“以今月二日至于广陵”之“今月”为至德二载元月，今考虑到高适从彭原（今甘肃宁县）至扬州之里程，故修改为至德二载二月。学界解释“今月”各说不一，周勋初《高适年谱》至德二载：“此表作于至德二载二月。”（《周勋初文集》，第四卷，第7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周先生此说为是。 [27] 贾二强已指出此点，见所著《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 [28] 按《旧唐书·肃宗本纪》：“玄宗第三子，母曰元献皇后杨氏。”又《永王璘传》：“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顺仪”，“璘数岁失母，肃宗收养，夜自抱眠之。”可知肃宗与永王璘本来骨肉情深。 [29] 汉淮南国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其地有八公山。《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又北过寿春县，东北入于淮”，注云：“八公山……山上有淮南王刘安庙。”李白《送张遥之寿阳幕府》：“寿阳信天险，天险横荆关。苻坚百万众，遥阻八公山。”是李白固熟悉之也。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九《淮南道七》寿州：“八公山，一名肥陵山，在县北四里。昔淮南王与八公登山埋金于此。”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十八《淮西路》安丰军（治寿春）：“紫金山在寿春南，或云即八公山。”淮南王安八公山故事，及八公山与金陵山别名同为紫金山，流传已久，李白诗当亦用之也。又，百度百科网八公山条：“八公山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由大小四十馀座山峰迭嶂而成，方圆达二百馀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41.2米。八公山历史悠久，古称北山、淝陵、紫金山。”（http://baike.baidu.com/view/6815.htm?fr=ala0）是淮南之山固为小山也。 [30]汉王逸《楚辞章句》卷十二《招隠士》：“《招隠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 [31]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32]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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