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报

　　毛予菲  王乐然

　　70岁的安格斯·迪顿拿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与很多热门候选人相比，他的知名度实在不高。他真算得上是一匹“黑马”。

　　迪顿也没想到自己能拿奖，据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人的时候，他还在呼呼大睡。在被问及获奖后的感受，迪顿还幽默地对媒体说：“其实我还有点困，不过真是太高兴了！”当然，高兴的事还有，他将独享800万瑞典克朗（约合618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数据“偏执狂”

　　迪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纽约客》资深媒体人约翰·卡西也回忆了他与迪顿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末股票上涨，消费支出也在上升，我打算写一篇关于股票价格上升导致个人消费增加的文章，我给迪顿打了电话，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支撑这一观点的论据。他却给我上了一堂课。迪顿说，在数据不够的情况下，他不会对股票市场如何影响经济的其他方面下结论。”

　　这就是迪顿——风度翩翩的学者，在研究上却是个“偏执狂”。迪顿被西方媒体称为怀疑主义者，因为他从来不停留在理论假想层面，不轻信专家和政府，甚至质疑已有的理论模式。他只“偏执”地相信实证，只有数据能说实话。在过去的30多年中，迪顿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就是收集了非洲、印度等数据贫乏地区的经济数据。

　　迪顿被认为是世界级微观经济牛人，或者更准确的称呼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家。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们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研究一直仅依靠总量数据，而迪顿等微观经济学家通常从个体开始，汇总所有个体数据，再推断整个经济的特征。他的计量学研究，在理论与数据间搭起了完美的桥梁，将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数据巧妙结合，更“接地气”。

　　著名的“迪顿悖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主要在于迪顿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研究贡献。最初，他的大部分经济理论集中在消费方面，就是研究人们是怎么买东西的。有人说，迪顿是靠“买买买”拿到了诺贝尔奖杯。

　　关于人为什么会买东西，经济学家们开发出一套需求系统：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更想买衣服，什么情况下会更想买食物？对某类商品的需求与它的价格、个人收入、个体所属的人群有什么关系？迪顿摒弃了经济学模型假设，以个体化、差异化的消费者行为数据取而代之。他认为每个人的消费情况不能用整体平均代表，通过研究个体数据得到的模型就比此前用平均数据得到的模型更接近事实，这就是迪顿和同事在1980年合作提出的“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

　　关于迪顿的消费理论，还有一个著名的“迪顿悖论”。以前人们认为，当受到外部冲击后，消费行为会发生变化，比如没钱了就会少花钱，但迪顿经过大量数据统计后发现，当遇到股灾、金融危机等经济窘境，人们会在短期内缩减开支，但从长期看，过不了多久，人们又开始放手消费。所以，现实生活中的“剁手党”永远都在“买买买”。

　　迪顿的许多著作都与消费有关，比如《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了解消费》等，有些已成为中国大学里经济学院的教材。后来，迪顿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发展中国家和贫困问题。他不断地运用计量工具来统计分析。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2015年完成的著作《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印度是一个如此复杂、多元的大国，准确测算印度的贫困水平是一个巨大挑战。

　　矢志“不平等研究”

　　迪顿最受关注的著作是《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3年最佳图书。在这本书中，他的视线依旧关注着社会底层。他写道：不是所有人都会在同一时期富裕起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洁净的水、疫苗接种或者预防心脏病的新药等救命之方。

　　迪顿认为，底层阶级都想逃离这样的不平等。人类历史有这样的规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之中逃脱时，另一部分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漩涡中……人类发展其实是一个造就不平等、逃离不平等又促成不平等，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跟他的家庭不无关系。迪顿在书中说，他们的家族也经历过类似的“逃离”。他的父亲以前是挖煤工，参加过二战，侥幸活了下来，后来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最终逃离了只有煤尘、烟灰的生活，“父亲完成了第一次‘逃亡’”。

　　迪顿生于1945年，在英国爱丁堡长大。在父亲的督促下，他考上了英国剑桥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1983年，迪顿移居美国，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还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等。他说，这是家族的第二次“逃亡”，也由此摆脱了贫困。

　　这些经历，让迪顿既了解穷人，也知晓富人。迪顿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总是与民生问题相连，被人们称为“蕴着温度的经济学”。迪顿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责任感和道义感阐释经济，关注经济的平民性、公平性和进步性，不做花哨的经济学家，这也许就是迪顿获得诺奖的重要意义。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