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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玺最近两年一直有在拍场出现，尤其是香港苏富比，这次又有三枚玉玺出现拍场。两枚清乾隆、一枚清嘉庆同时拍卖也挺有意思！ 清乾隆 乾隆帝御宝花青玉交龙钮玺 尺寸 6.5×6.5×6.5cm 估价 HKD 35,000,000-50,000,000 小四一直说乾隆的玉玺颇多，在他收藏的画上也会盖许多印章。这次苏富比公司征集到的「八征耄念之宝」就是为庆祝乾隆皇帝即将到来的八旬万寿而特别制作的。清代乾隆时期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经过康熙和雍正两朝的积累和发展，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手工艺制造水平亦发展到了极致，许多方面都显示出太平盛世的雍容气象。就皇帝宝玺而言，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记事纪盛功能。乾隆皇帝的一生经历了诸多对他自己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刻，比如乾隆四十五年的七十万寿、乾隆四十九年的喜得玄孙五世同堂、乾隆五十五年的八十万寿、乾隆六十年的颐养归政等等，对于每一个这样的历史时刻乾隆皇帝似乎都进行过精心的安排，留下大量可供后人追述的文献和遗物。在这些文献和遗物当中，乾隆皇帝的宝玺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的许多宝玺就是以这些历史时刻为背景，表达其当时自身的状态和心理的特殊产物。 比宝玉质，交龙钮，印面镌刻阳文「八征耄念之宝」六字。印面6.4公分见方；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将实物与《宝薮》对比，无论是印材的质地、大小，还是印文的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著录相符合，可以确定为乾隆时期的真品。这里将此宝制作的历史背景略作交代，以便更好地认识其价值。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对乾隆皇帝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不仅其在位已经五十五年，而且将要迎来他的八十寿辰。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惯例，每到纪年逢五，即是所谓的「正寿」之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在乾隆皇帝看来，纪元五十五年又恰逢八十整寿，实与天地之数自然会合，是昊苍眷佑的结果，值得大庆特庆。因此，早在乾隆五十四年的中秋，乾隆帝就开始了对庆典活动的筹划，包括御殿受贺的地点、规模、各地及蕃属国万寿贡品等等。而制作相应的宝玺则是活动筹划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项。 实际上，乾隆皇帝逢十万寿制作宝玺以为纪念的做法是有例可循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随着康熙在位六十周年和七十圣寿的临近，康熙皇帝打算刻制一通用小玺，命内廷翰臣拟文，皆不称意，于是乃自定「戒之在得」四字，刻成小玺多方。1 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在圣寿七十时，同样沿袭康熙皇帝的做法，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和「犹曰孜孜」玺，在纪念圣寿的同时，也表明自己不敢怠政的想法。而现在，整整十个年头又过去了，以乾隆皇帝的行为方式，依例刻制相应的宝玺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一次，乾隆皇帝将视线落在《尚书．洪范篇》上。据《尚书．洪范篇》记载：武王克商后，向箕子请教天道之义，箕子便以洪范九畴相告。这洪范九畴分别为：「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乾隆认为箕子所陈洪范九畴是「万世帝王制治之源……无一不关于为君者之一身一心」。2 而九畴中第八「念用庶征」与乾隆当时的想法正相一致，于是，据此拟定「八征耄念之宝」的宝文。关于为什么要用「八征耄念之宝」者几个字刻制宝玺，乾隆皇帝自己在《八征耄念之宝记》中是这样解释的：「思有所以副八旬开袠之庆，镌诸玺，以殿诸御笔，盖莫若《洪范》「八征」之念。且予夙立愿八十有五，满乾隆六十之数，即当归政。今虽八十，逮归政之岁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万民恒在怀。庶征之八，可不念乎？念庶征即所以念万民。《曲礼》：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谓。兹逮八十，幸赖天佑，身体康强，一日万机，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3 可以说，八征耄念之宝的刻制既是对八十万寿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戒勉。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八征耄念之宝成为乾隆君臣间经常提及的话题，与乾隆八旬万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备受瞩目。以至于乾隆五十五年新正在重华宫举行的大型茶宴上，乾隆皇帝与廷臣及内廷翰林之间的联句就是以「八征耄念之宝」为题的。乾隆皇帝自己也屡次提及八征耄念之宝的制作情况。「予因来岁八旬正寿，镌八征耄念之宝，冬仲即已镌成，于立春吉日遂行钤用」。4 「予于上年长至月，因开岁寿跻八袠，思复镌玺以资钤用，宜莫若洪范八征之念，命选和阗良玉，刻为八征耄念之宝。盖予仰荷天庥，康强犹昔，而勤政爱民，固不敢一日不自勉也」。5 可知最早的八征耄念之宝刻制于乾隆五十四年冬天，质地为和阗玉，并于第二年的立春日开始钤用。 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四年拟定宝文之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制作。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文件》记载，「八征耄念之宝」的制作从乾隆五十四年一直持续到乾隆六十年。而据《乾隆宝薮》的著录，乾隆皇帝制作的以「八征耄念之宝」或「八征耄念」为印文的宝玺多达六十三方，此宝即是其中之一。 此宝的印钮雕刻十分细腻，体量虽不大，但交龙钮的细部雕制一丝不苟，体现出乾隆玉雕的风神和韵致。尤其是龙角和背鳍部分利用天然的红色玉皮雕刻，与其它部分形成较强的反差，颇具匠心。此宝制作完成后，经常作为乾隆皇帝鉴赏的标志钤盖于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之上，实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代米芾《行书拜中岳命诗帖卷》前隔水上钤盖「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图一）；唐代无名氏《楷书古今译经图记》后隔水上钤盖「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其中的「八征耄念之宝」即为此宝。 清嘉庆 嘉庆帝御宝镂雕龙钮碧玉玺尺寸 7cm 估价 HKD 10,000,000-20,000,000 。此玺碧玉质，云龙钮，印面5.4公分见方，印文为阴文「会其有极」四字。无论是印钮还是印文的雕琢都精细熟练，爽辣异常，显示出雕琢者的高超技艺。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嘉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质地、体量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嘉庆帝宝玺的真品。根据《嘉庆宝薮》，此玺为三方组玺中的一方，与之相配的另外两方玺分别为「咸福宫」玺和「虚以受人」玺，表明该组玺是为放置在咸福宫中而专门制作的。 此玺的所有者嘉庆皇帝名颙琰，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在他统治清朝的二十五年之中，既秉承了康乾盛世之遗绪，又处于清王朝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在各方面都呈现出似乎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状。在清代，嘉庆皇帝是拥有宝玺数量比较多的一位皇帝，如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他的宝玺也同样体现出巅峰与没落交错的特点。众所周知，嘉庆皇帝继位时已经三十六岁，与其他皇帝不同的是，嘉庆继位后并不能干纲独断，当了太上皇帝的乾隆仍掌握着最高决策权。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得嘉庆帝很难摆脱乾隆时期形成的某些定式。乾隆时期的一切似乎都以其惯性在嘉庆朝向前滚动，这种惯性在嘉庆的宝玺中也有不折不扣的表现，一个例子是组玺的刻制。乾隆时制作了相当数量的由一方引首章和两方压脚章组成的三方一组的组玺，这种组玺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引首为宫殿玺，两方压脚为诗文警句玺，用以说明殿名玺中殿名的含义及来历，可以称之为宫殿组玺；一是引首和压脚都是成语玺，在内容上可以相互注解，可以称之为成语组玺。嘉庆帝亦步乾隆之后尘，刻制了不下七十组这样的组玺。1 而此方「会其有极」所在的组玺就属于前一种情况。嘉庆帝这种制作组玺的行为与乾隆如出一辙，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嘉庆帝在具体行为上对乾隆的刻意模仿。这恐怕是由上述嘉庆皇帝当时所处的社会的、家庭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如果说上述在宝玺制作方面嘉庆帝对乾隆的刻意模仿反映出嘉庆帝与乾隆帝之间的延续和继承关系的话，那么，对此方宝玺内容的解读似乎更能折射出身处由盛转衰过程之中的嘉庆帝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前面已经讲过，「会其有极」玺是嘉庆帝诸多三方一组宫殿组玺中的一方，而这种宫殿组玺中的三方印文在内容上又关联甚密，两方压脚章表明了印主对宫殿名称的理解和诠释。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组玺，要理解组玺中的任何一方，都必须将三方组玺放在一起进行解读。同样，要很好地理解此方「会其有极」玺，就要将它和与它同组的另外两玺「咸福宫」玺和「虚以受人」玺放在一起，并与其所有者嘉庆帝的历史境遇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既然该「会其有极」玺所在的组玺是专门为咸福宫制作的，这就不能不考察印主嘉庆皇帝与咸福宫的关系。按咸福宫在紫禁城内西六宫区域，初名寿安宫，明嘉靖时改名咸福宫，取《易经》「咸卦」的阴阳交感而得吉福之意。咸福宫的建筑为黄琉璃瓦庑殿顶，形制高于西六宫区的其他宫殿。除作后妃的居所，皇帝也会将此作为起居处。嘉庆四年（1799年）一月，太上皇乾隆皇帝去世，继位的嘉庆皇帝先是将上书房作为倚庐，二十天后移住到咸福宫，继续为父皇守孝。自此，咸福宫成为嘉庆皇帝过渡性的寝宫，直到守制结束。在咸福宫居住地十个月间，嘉庆皇帝在这里主持政务，引见臣僚，可以说，嘉庆皇帝的亲政生涯就是从咸福宫开始的。当时的嘉庆皇帝在这里一定考虑过作为皇帝如何治国，巩固皇权的问题，因此才写下了「一日万机，咸熙功有作；群黎百姓，福赐德无疆」的对联，2 对联中不但藏有「咸福」之名，还表明了嘉庆帝心目中国家政治和皇权运行的理想状态所具备的必要条件，那就是皇帝自身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和素质。如果将其与该套组玺中的「会其有极」和「虚以受人」玺表达的思想结合起来，就会发现组玺内容正是嘉庆皇帝作为一位君临天下的治国者为政思想的真实流露。 按「会其有极」典出《尚书．洪范篇》，讲的是武王克商后，向箕子请教天道之义，箕子便以洪范九畴相告。箕子洪范九畴被誉为万世帝王制治之源，历来受到统治者的推崇。箕子所列九畴中的第五为「建用皇极」，在箕子对其所作的具体阐释中有：「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虚以受人」则典出《易经》「咸卦」的象辞：「君子以虚受人」。嘉庆皇帝对《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唐太宗与魏征就随炀帝行为进行的讨论可能同样熟悉。唐贞观二年（628年），「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已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3 从这两方玺的出典可以看出其主旨都是讲的为君之道。「会其有极」的「会」为会集之意，而「极」则是法则、准则之意，「会其有极」是讲人君会集天下之准则于一身，从而使天下人遵从之、效法之，推衍开来则是人君应该成为天下人的楷模。而「虚以受人」则是讲再圣哲的皇帝，也不能自视过高，刚愎自用，而应该礼贤下士，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包容别人，虚心接受臣民的意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嘉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那就是：虚心接受臣民的意见，提高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天下人的效法标准。 皇帝御用宝玺的制作是极为严肃的事情，印文的选取并不是随意而为之的，而是皇帝本人心态和思想意识的直接反映。这从对嘉庆帝的此方「会其有极」玺及其相关组玺的解读中也可以深切地体会到。 清乾隆 御制白玉交龙钮宝玺尺寸 6.5×4.8×4.8cm 估价 HKD 4,000,000-6,000,000 乾隆皇帝宝玺制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同一印文不断刻制材质不同的宝玺，「自强不息」可谓其中的代表。据不完全统计，乾隆皇帝用「自强不息」为印文刻制的宝玺多达四十五方，1 此次香港苏富比征集到的「自强不息」玺即是其中的一方。此玺青白玉质，云龙钮，阴文篆书「自强不息」四字。此玺原是三方一组套印中的一方，另外两方为「向用五福」引首和「八征耄念之宝」玺。 乾隆皇帝（1711-1799年）的一生经历了诸多对他自己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刻，比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七十万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喜得玄孙五世同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八十万寿、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退位成为太上皇帝等等，对于每一个这样的历史时刻，乾隆帝似乎都进行过精心的安排和筹划，留下了大量可供后人追溯的文献和遗物。在这些文献和遗物当中，诸多御用宝玺是以这些历史时刻为背景、以乾隆帝其时的状态和心理为表达对象的特殊产物，无疑是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关注的。此次香港苏富比公司征集到的「自强不息」玺就是乾隆帝晚年众多与他八十寿辰有关的御用宝玺中的一方。 乾隆五十五年，年迈的乾隆皇帝又一次迎来了纪年逢五、圣诞逢十的正寿之年。在乾隆帝看来，自己登基五十五年又恰逢八十整寿，实与天地之数自然会合，是上天眷佑的结果，值得大庆特庆。因此，早在一年之前的乾隆五十四年的中秋，乾隆帝就开始了对庆典活动的筹划，包括御殿受贺的地点、规模、各地及藩属国万寿贡品等等。依照成例制作相应的宝玺也是活动筹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事项。 这一次，乾隆帝将视线落在了中国儒家文化重要典籍之一的《尚书》之上。据《尚书．洪范篇》记载：武王克商后，向箕子请教天道之义，箕子便以洪范九畴相告。乾隆皇帝认为箕子所陈洪范九畴是「万世帝王制治之源，……无一不关于为君者之一身一心」。而九畴中的第八「念用庶征」与乾隆当时的以万民为念的想法正相一致，于是，据此拟定「八征耄念之宝」的宝文。关于为什么要用「八征耄念」这几个字刻制宝玺，乾隆帝自己在《八征耄念之宝记》中是这样解释的：「思有所以副八旬开袠之庆，镌诸玺，以殿诸御笔，盖莫若《洪范》『八征』之念。且予夙立愿八十有五，满乾隆六十之数，即当归政。今虽八十，逮归政之岁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万民恒在怀。庶征之八，可不念乎？念庶征即所以念万民。《曲礼》『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谓。兹逮八十，幸赖天佑，身体康强，一日万机，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可以说，八征耄念之宝的刻制既是乾隆对八十万寿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戒勉。最早的八征耄念之宝刻制于乾隆五十四年冬天，并于第二年的立春日开始钤用。 「八征耄念之宝」只是一方主宝。除主宝之外，乾隆帝还同时选取了「自强不息」的宝文刻制成副宝，与主宝相配。「自强不息」源自同样是儒家文化重要典籍之一的《周易》一书，其中「干卦」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隆帝为什么要选择「自强不息」作为「八征耄念之宝」的副宝呢？按照他自己解释就是：「向有自强不息宝，以殿御书。庚子年镌古稀天子之宝，副以犹日孜孜。兹以寿跻八旬，镌八征耄念之宝，仍副以自强不息。盖经书中自儆之语虽多，而易象首干，法天行健，至为切要者，无踰于此语。」「予既镌八征耄念之宝，复副以自强不息，亦犹七旬时刻古稀天子之宝，副以犹日孜孜，皆铭干惕之志也。」可见选取「自强不息」作为「八征耄念之宝」的副宝，就是要表明他在归政之前不敢稍存懈怠，以天下百姓为念，孜孜求治，勤于政事的意旨。不难看出，乾隆帝在为自己寿跻八旬深感得意的时候，同样隐隐流露出内心深处那种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而「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反映，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乾隆皇帝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拟定了「八征耄念之宝」和副宝「自强不息」之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宝玺的制作。这种以「八征耄念之宝」为核心宝玺的制作从乾隆五十四年冬天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制作总量超过一百四十方。 在乾隆时期制作的与「八征耄念」有关的宝玺中，有各种不同的组合形式。最为常见的是将主宝「八征耄念之宝」和副宝「自强不息」与另外一方引首宝相配，形成三方一套的组宝。这种组宝要求三方宝的质地、颜色、大小都一样，共装于同一匣中以备应用。其中一种为主宝「八征耄念之宝」和副宝「自强不息」与引首宝「向用五福」组成的固定搭配，应该是出于乾隆帝自己的选择和意愿。因为乾隆帝在《八征耄念之宝联句》序言中特别谈到了这三方宝玺的关系：「得寿偕宣鼓之成，计字协羲爻之画。引之向用，副以健行。佩押纽以交龙，座侑觞而称兕。」并特别注明副章曰自强不息，引首曰向用五福。「向用五福」取自洪范九畴中的第九「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乾隆帝之所以要选取「向用五福」四字与主、副宝组成固定搭配，表达的是同样的得意而又自我鞭策的心境。这种固定的组合只在乾隆五十四年冬至乾隆五十五年初有过比较集中的制作，数量有十几套之多。此次香港苏富比公司征集到的「自强不息」玺就是这种形式的三方一套组玺中的一方。 透过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文件》的记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此方宝玺制作的具体时间。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初十日，太监鄂鲁里传旨：着启祥宫挑白玉画宝二份，每分宝二方、引首一方。钦此；随挑得新交出山料玉一块，重十斤，上画得墨道宝二份。随画宋龙宝纸样一张，交太监鄂鲁里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将宋龙宝引首纸样一张，交懋勤殿篆本文，得时交发苏州织造征瑞成做，钦此；于十月二十六日雕得宋龙钮宝木样呈览，奉旨：照样准做，交发苏州织造征瑞成做，钦此；于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苏州送到玉引首宝二份，呈进交懋勤殿讫。」2 这条档案虽然没有标明所制作的二份引首宝的印文内容，但从同时期有明确印文记录的活计档案来看，本年十月发交给苏州制作的三方一份的引首宝所刻印文都是「向用五福」、「八征耄念之宝」和「自强不息」。这两份组玺中的一组已经出现在不同的拍卖会上，其中「向用五福」引首章于2003年香港苏富比公司春拍、「八征耄念之宝」于2004年香港佳士得春拍、「自强不息」玺于2016年伦敦苏富比秋拍中分别成交。而此方「自强不息」玺经过研究确定是属于另外一组中的一方。依据如下： 一是档案中的相关信息与此方「自强不息」玺本身显示出的特点十分吻合。如此方「自强不息」玺的材质为青白玉，玉的颜色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细微变化，与档案中「山料玉」的记录一致。又如此方「自强不息」玺的云龙钮，龙头昂首有力，龙身细劲，满雕细密的龙鳞，与档案中「宋龙钮」的形制正相一致。据此可以推断档案中记录的两套山料玉宋龙钮引首宝组玺中就包括此方「自强不息」所在的那套组玺，并由此得知此方「自强不息」玺制作于乾隆四十四年十月至四十五年三月之间，由北京造办处设计，苏州织造玉工具体制作完成。 二是前述档案记录的两套「向用五福、八征耄念之宝、自强不息」组玺是用一块山料白玉刻制的，印文也用的是同一印稿。因此可知两套组玺的印文应该非常相似，但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在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中，这两套组玺的钤本却是一模一样，这一度使笔者感到十分困惑。后查阅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的《乾隆宝薮》印谱，发现这两套组玺的钤本都有收录，并且是放在一起的。可以看出，在该印谱中这两套组玺的印文很相似但有不同，而其中一套组玺中的「自强不息」玺正与此次香港苏富比征集到的「自强不息」玺印文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在制作北京故宫《乾隆宝薮》过程中，由于当时相关人员的疏忽，将两套同时制作极为相似的组玺中的一套钤盖了两次，从而使另一套同文组玺漏载。这一疏忽在制作吉美《乾隆宝薮》御用玺印谱时得到纠正，也为香港苏富比此方「自强不息」玺的认定提供了依据。 嘉庆皇帝亲政后（1799年），按照成例对乾隆皇帝的宝玺进行整理，将散存于各处的乾隆皇帝御用玺印收存统一保存，这方「自强不息」所在的组玺极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被统一存放于乾隆皇帝的大宝箱中。至于何时流出宫廷，则不得而知。此玺云龙钮雕制十分精细，刻制印文的手法极为流畅爽利，中规中矩，严谨规范，体现出当时苏州玉工高超的琢玉水平。它的出现，让我们再次聚焦乾隆皇帝晚年的所思、所想和所感，值得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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