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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事美 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这就是晚清中国的常态。作为晚清的第一外交家，李鸿章似乎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如此，李鸿章被人称为“卖国贼”、“汉奸”，奴颜婢膝也成了李鸿章的重要标签。那么，李鸿章对于当时的中国外交，又是怎样的考量呢？难道只是一味地乞和投降吗？ 晚清的中国被打开国门后，中国的发展缺陷在世界面前暴露无疑。愚昧、落后是现状，发展、赶超是责任。在这种背景下，大国外交如何开启？应该说，李鸿章也是在中国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他给中国定的第一外交方针就是“和”。 “和”字外交方针是否符合晚清中国的实际呢？和，不是乞和，是和睦、和谐，彼此相处共生，和谐稳定。“和”的意思，就是李鸿章希望中国与西方列强能够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提到，当前中国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要以对外和平为国内的发展争取时间。再简单一点说，就是用和平换发展。国内积弱积贫，若对外四处树敌，那中国就很难有大的发展。  老态龙钟的晚年李鸿章 李鸿章的这个外交思想，就是归结为一个“和”字。“和”字正好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和则生、和则立。 或许有人将“和”完全理解成了“忍”，那是不对的。“忍”是“和”的一部分，但“和”不完全是“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中，显然会有忍让退缩的成分。比如在与西方列强的众多谈判中，割地、赔款都是忍让退缩的表现。但很多并不是李鸿章的本意，例如在中日《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李鸿章也曾对领土与赔款积极争取。 和，当然意味着一定的妥协、退让。但有些妥协退让不代表丧权辱国。比如在中法战争中，中国本已取得胜利优势。前线官兵纷纷上书继续乘胜追击，直接打到河内去。这些人甚至还扬言，谁议和就杀谁。但李鸿章认为，以战促和是最佳方案。即使清廷内的主战派也认为，不撤兵，但应该停战。 这就是民间常说的“见好就收”。以战止战，将法国人拉到谈判桌上，也不失为一种高姿态，从而赢得更多主动权。其实中法战争，英美等国对中国也进行了强行干预，迫于压力，清廷也不得不进行和谈。 从中法战争也可以看出，和，不代表不打仗。一味妥协退让毕竟有失国家尊严，李鸿章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和的背后，就是养精蓄锐，卧薪尝胆，如此才能“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现实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 当然，中国传统谋略还有一招叫“远交近攻”。“和”字对俄国、日本似乎就不太起作用。因为俄国与日本与英国、美国等不同。英美等国领土要求比较弱，大都是通商的要求。而俄国与日本不同，他们不仅抢粮抢钱，重要的是，还要抢地盘。 都说远亲不如紧邻。但在国家之间，似乎是不好使的。俄国与日本就是中国的恶邻居，俄国抢走了库页岛，日本占领了琉球。然而，他们仍不罢休，又双双把目光瞄向了东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抢占辽东，俄国不干，把这块肥肉强行让日本吐了出去。 对于这一对恶邻，李鸿章本想采取联俄制日的策略，以达到平衡的目的。联俄制日，其实也是李鸿章“和”字外交方针的一种体现。用别人的不和，来达到中国的和。用俄国牵制日本，来避免日本在海上对中国的威胁。 为什么是联俄制日，而不是联日制俄呢？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意识形态的不同，日本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彻底导向了西方的怀抱，意味着对中国的背叛。无论从文化上，还是感情上，尤其是意识形态上，中国都无法接受。俄国则不同，与中国都是集权统治，意识形态更接近。二是，当时中国认为日本的野心更强、威胁更大。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资源匮乏，若要崛起必要大举扩张，中国则首当其冲。相对而言，俄国领土幅员辽阔，远东人烟稀少，扩张的野心不强。 但李鸿章的联俄制日这招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日俄两国最终在中国大打出手，日本仍然强占了东北。俄国没有联住，日本更没有制住。其实，在东北，联谁都没用，日本不占，俄国也会占。赶走俄国，来了日本。赶走日本，俄国就会来。都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李鸿章本想让中国从中渔利，至少不吃亏，但本该是渔翁的中国，最后却成了别人的猎物。 其实，联俄制日，也是以夷制夷的一种体现。俄国、日本也是夷。李鸿章曾幻想，通过某种手段，让西方国家之间彼此制衡，互相平衡，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虽然西方列强彼此间也有利益冲突，但他们在瓜分中国这个大利益上是没有矛盾的。李鸿章期望的以夷制夷，只不过想让中国少损失一些罢了。 那么说到底，当时的中国非要死守李鸿章这个“和”字吗？李鸿章也不想一味的“和”，但不和就挨打。比如八国联军侵华就是典型的例子。义和团崛起壮大后，让清廷看到希望，多年受洋人的鸟气终于可以让义和团来报仇了。义和团果然不负众望，以烧教堂、杀洋人为己任。在清廷的鼓励与支持下，好一阵打砸抢烧杀。最终，这样挑衅的结果就是引来了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 义和团惹了大祸，还要李鸿章来擦屁股，不停与列强谈判，最后签下《辛丑条约》，赔款创下中国之最。对此，李鸿章总结说，中国每挑衅一次，就吃亏一次。在李鸿章看来，中国就像一个多病之人，只能外修和好，内图富强。若跟人家好勇斗狠，非搭上自己小命不可。这也是李鸿章始终坚持“和”的原因。 “和”不是求和、不是乞和，而是有原则地尽量修好。李鸿章自然也不是这样的人。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李鸿章的策略就是与洋人打“痞子腔”。痞子腔，不是耍无赖，是在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利用规则欺骗对方。这点李鸿章比老师曾国藩做得好。 本来清廷是派曾国藩去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或许过于讨好洋人，一味指责天津百姓与官府，最后还要将20名主犯杀掉。结果，此处理结果引发朝廷与民间均不满。清廷又派李鸿章接手，李鸿章比较袒护中国人，暗地里用替身换掉了天津教案的主犯，而法国人恰巧又没有发现。曾国藩还一度对李鸿章的这种“痞子腔”表示不屑，但李鸿章就是成功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反观曾国藩，因为此事，晚节不保，郁闷而终。 很多人喜欢用左宗棠对比李鸿章，认为左宗棠就是有骨气，而李鸿章就是软骨头。但不要忘了，左宗棠平定回乱也好，收复新疆也好，都是在国内。而李鸿章面对的都是西方列强。虽然新疆背后也有英国、俄国势力插手，但英国、俄国在新疆的利益并不大。 假如用左宗棠去打日本、打八国联军会行吗？真的能打胜吗？这种历史假设肯定无法给出答案。清廷也不是没硬过，也不是没狠过。甲午海战，定远舰、镇远舰众多官兵奋勇抗击日本，将官全部壮烈牺牲，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最硬最狠的是，发动义和团杀洋人。最终人家八国抱团了，组成联军讨伐中国，吓的慈禧与光绪都跑了。 其实，到底“和”是好还是不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清廷看来，大厦将倾，也只有“和”才是最好的选择。但后人的视野与立场并不在清朝政权这里，所以才有了对“和”的大加鞭挞，当然，从国家与民族的立场来说也是对的。 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和”，那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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