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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浙江高考语文卷成了网上热点，一篇来自《青年文摘》巩高峰的《一种美味》的阅读理解引来热议，对于考题中的如何理解的文尾“它（草鱼）早已死了，只是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文章的原作者给出的解释却是“我怎么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哪里知道结尾有什么意义？”这着实令人哭笑不得，但比起统治科举考试数百年的历代八股文，却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带着枷锁跳舞 “八股”两个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陈词滥调”或说“死套子”、“滥调子”的代称，鲁迅先生曾为八股文下判语云：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
不过，说到底，历史上的“八股”只不过是一种文体而已，其本身并不能承担如此骂名。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规定文体，所谓国家通过考八股文取才，个人通过写作八股文入仕。所谓“凡作八股文字，不过乡、会两试借作敲门砖耳”。八股文又称制艺、制义、时文等等，用《四书》为题者又称“四书义”或“四书文 ”，用《五经 》为题者即可称“经义”。 按照《明史·选举二》的说法，“科目者，沿唐、 宋之旧， 而稍变其试士之法， 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 至于“八股文”的名称正来自这种文章的组织结构的独特形式。八股文的形式有严格规定，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要用排比、对偶而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组成，在每个部分和语句之间，往往用“今夫”、“然而”、“若使”，“苟其然”、“而已矣”、“也乎哉”等虚词连接，逐段结束。通篇要求文意连贯畅顺，结构严谨细密，搭配整齐巧妙。全篇文章中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认为“股”就是“比”，因文句用比偶，故而也有人叫它“八比文”。
就连八股文的字数规定也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严格。明代《四书》的题目只规定要写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也只规定要写三百字以上。应试者为求胜出，往往愈写愈多，这当然也是拜当时科举考试制度所赐。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高考时间，语文只二小时。那时考秀才天不亮进场，天黑才出来。举人、进士考试三场，每场头天进场，第二天才出来。时间较长，不限字数，才气大的只要有时间写成洋洋数千字长文，那试官阅卷，就无法看了。实在令考官也不胜其扰。到了清代，顺治二年即规定了八股文每篇不得过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因考虑五百五十字，似乎过少，作者词意未尽，就草草结束，影响文章内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确规定乡试、会试四书文字数为七百。即三百字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文章字数上下限都做了规定，考生不可以越雷池一步。 代圣贤立言 平心而论，这些规定虽然苛烦，却也在情理之中。孟子就说过，“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何况以当时的科举考试而论，八股文这些文体与字数的限制也称不上是最过分的。起码，死记硬背《平水韵》的韵部就显得要更麻烦许多了（详见《澎湃新闻·翻书党》2017年2月3日《红楼梦》里作诗为何钟情“十三元”》一文），如此观之，戴着镣铐跳舞，本就是古代的寻常做法。 相对而言，八股文所为世人诟病的并不是文体。相反，对于这种文体的赞誉之声也不是没有。明代东林党领袖赵南星就曾说过：“文各有体，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时艺，言古无此体也。然主于明白纯正明经书之旨，亦足以端士习，天下之太平由之”。他把将天下太平与八股文联系在一起，实在也是上纲上线到新高度了。真正使得八股文成为千夫所指的是它的另一个规定——“代圣贤立言”。 曲阜孔庙 所谓“代圣贤立言”，也就是作者写作时不能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要体现儒家的思想风范，要用儒家的观点解说四书中的“义理”。譬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如果以此为题作文，作者必须在儒家提倡的“养亲”、“慎终”等方面讲解儒家“孝道”，唱反调不行，离开儒家孝道任意发挥也不行。至于文章中对四书的理解也有一定的标准，就是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早在元朝，倪士毅在《作义要诀》里就说，“须多看他人立意，及知历练，则胸中自然开广，又不要雷同，须将文公（指朱熹）四书仔细玩味，及伊洛（程颢、程颐）议论大概，皆要得知，则不但区处、性理、题目有断制，凡是题目皆识得轻重，皆区处得理道。”《作义要诀》是元人传授经义作法的书，从作者倪士毅的这番议论中不难看出，要作经义文章，就必须要以理学的程、朱的认识为认识，以程、朱的见解为见解，否则是不行的。后来的八股作者所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例如朱熹对上边孔子这句话的解释是：“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写八股文章时必须要在朱熹划定的圈子里跳舞，出了圈子就违背了要求。换句话说，习惯作八股的人长期使其思想处在束缚状态下。此外，八股文的行文也要“入口气”，就是要仿摹以古人语气，“以数千年以后之人，追模数千年以上发言人之语意”，好比今日唱京戏的念白，都是文绉绉的古代用语一样。
孔孟复生又会如何？ 正是如此“代圣贤立言”使得八股文变成了僵死无用之物，甚至清末的八股大家俞樾回复女婿王康候来信时也说，“凡人欲立言传后，不必作八股文字”。早在清朝初年康熙帝即位后，深感八股文无用，于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发布上谕曰：“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国计民生之策论中出题考试”。但是，由于八股文在当时已沿用近300年，人们已经习惯于以八股取士和应试，因此康熙皇帝此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考虑到八股文有利于抑制士人的异端思想，有利于用统一标准客观评卷，在举子的反对等多方面的压力之下，康熙七年又全部恢复旧制，仍用八股文体。此后，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也都曾提出废除八股之议，但由于张廷玉以“恐无人读《四子书》”为由劝阻雍正帝和礼部复奏乾隆帝，承认八股文有弊，但以“因时而补救之”的建议上疏乾隆帝，使得这两次废八股之议并未实行，因而使得八股文又得以苟延残喘数百年之久（至清末始废）。
更加不幸的是，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八股文都从《四书》里出题，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五万余字，按照今天的标准，不过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而自明至清，全国各地的各级科举考试（县、府、院试，乡试，会试，以及生员拔取贡生的考试）用了五百余年，哪有那么多的题目好出？到了清代中后期，八股文章刻印流传的已经数以万计，《四书》中的每句话几乎都能找到多篇现成范文，考官为了避免士子抄袭模仿，便千方百计在题目的花样翻新上打主意，各种匪夷所思的题目因此出笼，一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试士改用策论》的上书中所说的那样“剪断经文，割截圣语”。
比如《学而》是《论语》第一篇，其开头一章只有六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六句话，仅清末有味斋主人编的《大题文府初编》（收八股文文章多达1.6万篇）就收有相关的八股文章多达十二篇，其题目分别为：“子曰学而”二章、“子曰学而”二节、“子日学而”一节、“学而时习”、“学而时习”一节、“学而时习”一句、“不亦说乎方来”、 “不亦说乎”一句、“有朋”二节、“有朋自远”一节、“人不知而”一节、“不亦君子”一句……着实令人眼花缭乱。 而这也已经算得上是八股文中的“Easy”模式了。真正骇人听闻的题目是类似康有为所说的，譬如《中庸》里的“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句，去掉开头的“及其广”三字和结尾的“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或者在《论语·述而》中的两章，即“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以及“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中只取完全没有语义联系的首尾两句，截搭为“述而不作，何有于我哉”。因此，连康有为这样日后鼓吹以孔（儒）教为国教的人都谴责这样的题目是“无理无情，以难学者”。的确正是如此，“大草”里有什么微言大义，又如何代孔子、孟子、曾子或是子思孔门之弟子立言呢。话再说回来，即使孔、孟复生，看到这样的考题，又能解释出什么意思呢，恐怕也只能感叹一句，“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文/郭晔旻）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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