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如何制服威胁匈奴的？

三国时期的匈奴应该不会再对中原有任何威胁了，因为在汉元帝时，匈奴已经被灭掉了。

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后，经过后续历代汉朝皇帝的努力，虽然屡遭失败，但是还是顽强反击匈奴。

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呼韩邪单于率南匈奴附汉，郅支单于率北匈奴西迁至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东部筑城而居。

建昭三年(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矫诏发西城诸国兵及屯田吏士4万人分两路攻杀郅支单于，灭北匈奴，从而结束西汉与匈奴的百年大战。陈汤灭北匈奴后，给汉元帝上书，算是先斩后奏了，其上书全文如下：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于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三国时期，北方匈奴已经全部臣服于中原政权。曹操对待匈奴部落的政策是：
（1）留单于呼厨泉于邺，以防其惑众生事；
（2）令比较顺附的右贤王去卑代行国事：
（3）分匈奴之众为五部，以削其势；
（4）令汉人为各部司马，以收匈奴贵族之权。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固无问题，但如遇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倾覆之祸。当时有识之士，早已预见及此。

邓艾和曹操一样，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极强固，其原来单于虽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犹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尤需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徒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

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徒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汉末魏晋之际，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剥削无地农民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劳役负担，宁愿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仅仅人如此，匈奴等少数民族亦莫不然，他们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

总之三国时的匈奴不足以对曹操政权形成太大威胁。倒是鲜卑乌桓部落逐步强大起来。但是曹操通过北征乌桓一举斩杀踏顿单于，基本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

建安年间,曹操驻军幽州时,轲比能等鲜卑首领通过乌桓首领阎柔贡献方物,表示臣服。曹氏父子两代,都对这些首领给以安抚。黄初元年(220年),轲比能向文帝献马;二年,轲比能交还留居鲜卑的汉族500余家归汉;三年,又率部3000余骑,驱赶牛马7000余口与曹魏"互市",再送归汉人千余家返回上谷等地。后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大,先后兼并了步度根等部,统一了漠南地区。轲比能强大后,屡犯曹魏边境,后为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王雄遣刺客所杀。漠南统一局面又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东部鲜卑先后兴起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三股势力,他们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宇文部本非鲜卑,后来东迁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归附檀石槐后,逐渐鲜卑化。段部出自辽西鲜卑,居地中心在令支(今河北迁安县)。

总之三国曹魏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