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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金瓶梅》里呈现出一种法律全备之态：西门庆与人做生意，第一想到的是要签个合同；书中之人借款有借票，雇佣有契据，买丫头有文契，就连投靠亲友居然也要有投靠文书；造反头领武松，哥哥被潘金莲及西门庆毒杀，武松先想到的，也是“法庭见”。《金瓶梅》所假托的是宋朝世界，呈现的却是明朝社会。由此可知，在明朝，西门庆这类做生意的要钻营律条了。
这便要归功于朱元璋普法运动之效了。朱元璋当皇帝后，热衷于立法，更痴心于普法：读书人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就连酒肆喝酒，百姓们都先要宣读一段“元璋语录”与“大明条律”，才准“举杯”。朱元璋还规定，犯罪嫌疑人犯法，若能背出几条律文，或能从家里找出一本《大明律》来，罪减一等。故而，群众学法积极性很高。
有明一代，无论何等人也许都知法，但有几个守法？知法不守法，源自不执法。有好事者数了数，《金瓶梅》涉及多起官司，却无一件是公正执法的，书中里有很多案子，讨不到公正，当事人不得已启动“私法”程序，才得以稍张正义。
普法是基础，执法才是关键；有普法而无执法，有执法而无公正，谁守法？可怜朱元璋花老大力气来搞普法运动，却因无公正执法，算是白费力了。这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来源：天津政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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