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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又称丞相，恐怕是中国古代官职中最为现代人所熟悉的一种：《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曹操，变法的王安石，弄权的蔡京，巨贪的和珅，褒贬不一的张居正，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乃至近代的李鸿章、曾国藩，时人都用“相”来尊称他们。听着就是红袍加身，鸣锣开道，当朝一品，万人之上，除了皇帝之外朝廷里最有权势的角色。 然而查查这些人的“结衔”，除了少数几个，很难真正看到“丞相”、“宰相”的字样，官职后面往往还跟了一大堆东西。比如曹操的官衔是“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李林甫是“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元代的阿合马是“中书平章政事”，张居正是“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更有甚者，同一时代和他们的官衔差不多的人似乎有很多，比如李吉甫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他作对的牛僧孺则是“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明朝大学士有“四殿两阁”之多。那么，到底谁才是主持朝政、一手遮天的宰相呢？ 这是个出名难缠的问题，历来有“无定称、无定职、无定员”之说。也就是说，“相”这一官职，没有固定的称呼、没有固定的级别、甚至没有固定的人数。最多的时候，比如唐朝，同时能称为“相”的官员可以多达十多人，而且并不一定都是一品，令人如堕五里雾中。 要解释清楚这件事，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宰相”中的“宰”源于殷商时期掌管祭祀的“宰官”。商代人特重牺牲，认为献祭成功与否关乎社稷兴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只有打仗才能和祭祀相提并论。因此宰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并逐渐脱离单纯的宗教色彩，成为掌握实权的行政官员，比如著名的伊尹，就是宰官。而宰相的“相”本是动词，辅佐、参谋、观察的意思，随着太宰、宰官职能的变化而逐渐开始连称，成为“（重要的）辅佐者、监察者”的代名词。《史记·陈丞相世家》（陈丞相即陈平）中写道：宰相者，上佐天子，下遂万物，外抚诸侯，内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春秋时，开始有诸侯国正式设立“相”这一职位，并且有左右之分，但并非通例。秦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大良造”（后来改成左右丞相），楚国一直叫“令尹”，吴国还是称“太宰”。秦灭六国之后，左右丞相制度固定下来，并被汉朝承袭。从金文中看来，宰相成为官职之初，叫做“相邦”，西汉时为避刘邦的讳改为“相国”。而“丞相”的意思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 不过，丞相制度实行时间很短。随着汉武帝加强皇权，相权被逐渐剥夺，丞相府降格为普通的执行机构。而皇帝身边的“尚书”，原本只是负责起草公文、掌管玺印的低级官员，相当于秘书，却因为接近天子，容易获得宠信，权力急遽增长。从这一时期开始，只有在实际官职之后加上“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的人，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相当于不挂名的丞相。后来更是成立“尚书台”，首脑称尚书令，尚书仆射为副。如果是宦官则称中书令，因为宦官也叫中官，这个和后来的中书省首脑中书令不同。但尚书令品级不高，所以依然以高级官员（多数为大司马或大将军等武职，东汉则为太傅）“领尚书事”主持朝政。 这种做法也为后世开了先河，上文看到的“平章政事”（平章是办理的意思），还有“参知机务”、“知政事”、“同平章事”乃至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上行走”等统统是一个性质——都是“短期政治改革”的结果，表面上不触动原有官僚体系，实际另外建立潜规则小群体，偷偷挖沟让权力“改道”。官员原本的职位并不太重要，不管他是礼部尚书，还是户部侍郎，只有加上这些结衔，才算是进入了权力轴心，可视为真正的“相”。 而原本的丞相，在西汉末年被改称“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并列“三公”，成了荣誉性的虚衔。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班固在《西都赋》中以“冠盖如云，七相五公”来形容高管显贵济济一堂，“相”和“公”并举，可以说明它们的性质类似。 但“丞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是个非常微妙的职位，“或为赠官，或为不置……多非寻常人臣之职”。尤其是王朝末年，如果有权臣顶着“丞相”头衔又“领尚书事”，往往已心怀不轨。如汉末的董卓，魏末的司马昭，宋末的萧道成。诸葛亮也是“丞相录尚书事”，难免被蜀后主忌惮，他去世后，继任的蒋琬和费祎都不再称丞相。 从隋开始，历代就很少设丞相一职，南宋末年曾短暂恢复，文天祥就是右丞相兼枢密使。元代以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中书令或不设或由太子兼任，不管事。中书令之下设左右丞相理事，但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比如脱脱的官衔就是“中书右丞相”。元代还在地方行省中仿照中央制度，也设丞相，其实等于省长，和传统的“丞相”意义不同。 
而“宰相”作为官职正式使用的时间则更短，只有辽代曾设南北宰相府，以左右宰相为其最高行政长官。元代有“八府宰相”的官职，但是负责王族朝觐事务的礼仪官，并非执政的宰相。 为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尚书省逐渐被后来添置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分权，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在唐代，由于李世民继位之前曾任尚书令，之后除了代宗的太子李适，和唐末权臣李茂贞，再没人敢当这个官（BTW，元代令太子充任中书令，不知是否学唐人）。于是尚书省便常年以副职——左右仆射为首。仆射为从三品，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都是正三品，又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以示级别一样。 后来这种潜规则发展为，不管是不是尚书仆射，只要被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等等，就可以去三省议政，都算作宰相。为了避免魏晋权臣“位高权重”的现象重演，唐代的高级官职多半成为养老的闲职，而“同平章事”的往往都在三品以下。比如魏征最初“知政事”时只是秘书监的五品小官。这样一来，宰相肯定不止一人，最多时可达十余人，通常还设一个“首辅”，亦称“首相”，比如武则天时的裴炎，唐玄宗时的李林甫。除了“平章事”、“知政事”之外，中唐以后还有翰林学士加“知制诏”衔，代替皇帝批复奏章、起草诏书，权力很大，称为“内相”，如张九龄，也可以视为宰相的一种（其实就是汉代尚书令以“秘书”本行起家的重演）。 而真正的“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只要不“平章事”，就和以前的“三公”一样，成为荣誉性的虚衔。如果这些官职被授予节度使，后者便可以被称为“使相”。到了宋代甚至连“平章事”有时也不“平章”，比如王安石罢相之后被贬江宁，官衔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宋代连节度使也是虚衔，并非唐代的封疆大吏，总之你被贬官了就什么都是虚衔了（捂脸）。 宰相存在一天，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就从未停止。上述所有这些折腾、改名、分权、“潜规则”，归根结底，都是皇帝不希望权力集中于个别臣子手中。到了朱元璋这个野心家建立大明，索性决定“罢相”，亲自指挥六部。然而，很快皇帝就发现，只靠他一个，每天连奏章都看不完，更别提批复。于是只好仿效唐代的“知制诏”，在翰林中选拔人才帮他办事，还小心翼翼地“侍左右备顾问，然不得平章军国事”。 罢相2年之后，又设“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大学士之职久已有之，唐宋两朝多为荣誉性头衔，如著名的包拯就是“龙图阁直学士”，所以也称“包龙图”。但能够入选的都是“天下英俊……一经此职，遂为名流”，许多名臣、名相都是大学士。朱元璋仿旧制设此官，其心思已然十分明显。 于是到了永乐朝，文渊阁正式成为“内阁”，大学士也开始“参预机要”。官职从最初的五品逐步提升，后来索性就从六部首脑中选拔内阁大学士。而内阁这个既无固定办公地点，也无固定官阶的机构，一跃成为皇朝的政务中心，“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基本就是尚书省、中书省的变体，宰相也因此多了“阁老”“阁部”等别称。同时有多位大学士时，也和唐代一样设“首辅”。虽然相权已被大幅削弱，但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首辅大学士依然可以像前朝宰相一样，成为大权独断的人物，比如严嵩和张居正。 
历史总在重演，然而却不尽相同。到了清代，内阁又被抛弃，大学士之职回归了当初荣誉性虚衔的地位。而皇帝们则开始新的一轮“培植小朝廷”的工作。康熙不满带有部落军事民主遗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从翰林中选拔人才担任“南书房行走”，充做自己的机要秘书。雍正则设立了鼎鼎大名的“军机处”，成员统称“军机大臣”或“军机大臣上行走”，首脑称领班军机。 军机处部分承继明代内阁，但又有自己的优点：无官署，在禁城内设值庐，日夜有人值班，距离皇帝寝宫很近，从不耽误军务；无专员，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乾隆时加设，即为办事员）均为兼职；无俸禄，无品级，亦无制度规章，一切工作均由皇帝交办，也直接向皇帝报告。效率高，环节少，多人轮班，难以擅专，又由皇帝直接控制，没有与皇帝争权的风险，从而成为帝王得力的集权工具，一直运转到清末。因职能类似宋代枢密院，故又称“枢密”。在文献中，常常和另一个以临时机构而上升为重要职能部门的“总理衙门”一起并称为“枢译两署”。 
清人沿袭明代传统，经常将作为虚衔的“内阁大学士”称为“相”，如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但他们都不是军机大臣。作为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其成员大多是满洲贵族，领班多为皇亲国戚。虽然军机大臣很多也会加“大学士”衔。比如雍正朝的头号重臣、军机处的创始人之一张廷玉，就身兼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南书房行走。还有道光朝的曹振镛，也是以武英殿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 这样的人物一般都是当时朝廷内的“主心骨”。可以说，大学士为“位高”，而军机大臣为“权重”，二者兼得，这个“宰相”才算有名有实。不过，而皇权直接的高压之下，“相”的权力比起明代又更为衰减，而且有汉臣为相的时代，基本都有一个满臣与其制衡。如张廷玉和鄂尔泰，曹振镛和穆彰阿。 终清一朝，再也没有出现过之前几千年间反复上演的“宰相监国”戏码。清末重臣如恭亲王奕訢之流，在慈禧这个权力轴心的虎视眈眈之下，都做不到“把持朝政”的地步，而且一旦失宠就会很快被罢黜。至慈禧死后，隆裕太后虽然无能，被袁世凯玩弄于掌心，但此时皇权是否集中，也不再是问题所在了。两千年的帝相之争，最终以前者获胜落下帷幕，但帝王将相本身，也随之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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