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吉哈德”运动

编者按：

本文摘自《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不代表本号立场。

P111：

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遏制阶段。在这个阶段，西苏丹的统治者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采取控制措施，在有效利用穆斯林文化与商业价值的前提下，尽量阻遏伊斯兰教对西苏丹社会的渗透。加纳帝国规定，不允许外来穆斯林在加纳的城市中居留超过一天，于是就出现西非著名的“双城制”，也就是西非外来穆斯林在距黑人城市不远处另立穆斯林城市。二，混合阶段。这一阶段，西苏丹的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有所缓和，且统治者开始接受并皈依伊斯兰教，后期，普通百姓也可以是穆斯林。但是，西非居民不论是统治者还是平民接受伊斯兰教是有选择性的，只接受伊斯兰教中与传统宗教不相冲突的部分，同时保留对传统宗教的信仰，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其实是一种“混合”的宗教。三，改革阶段。随着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不断发展，穆斯林力量越来越强大。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17世纪开始，特别是19世纪，西非穆斯林掀起大规模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剔除西非伊斯兰教中的异教成分，按中东北非的模式改造伊斯兰教。

P116：

“混合”伊斯兰教，其实就是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作为近200年间相关西方学者大书特书的主题之一，他们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具体罗列出西非伊斯兰教如何受本土宗教的影响，哪些地方受到了影响等等。所谓本土化，通俗地说就是伊斯兰教若想在西非生存，则不得不对西非本土宗教和传统风俗作出妥协，吸收当地的传统，或者允许本土宗教与伊斯兰教并存。在伊本·白图泰时代，伊斯兰教法在西苏丹很少得到遵守，或者只是表面上的遵守，即使皇室阶层也在教法遵守上表现出“两面派”的做法，一会儿履行伊斯兰教，一会儿又回到传统宗教中去。西非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苏瓦里传统”，就主张伊斯兰教与本土宗教和谐并存，默认本土风俗对伊斯兰教法的“侵蚀”，实乃不得已而为之。17世纪以后，伊斯兰教的力量足以反抗本土文化以后，穆斯林遂以武力的方式，清除西非伊斯兰教中业已存在千年之久的“异教”传统。我们根据伊本·白图泰的记载，通过那个时代的伊斯兰教与当前伊斯兰教的对比，清楚地印证了西非伊斯兰教“清除异己”的历史过程。

P120：

伊斯兰教中的奴隶制度与“异教徒”的概念紧密联系。穆斯林与异教徒是完全对立的概念。二者之间是“信”与“非信”的区别，有明确的分界。“异教徒”通常也称为“非信仰者”，是指不信仰一神教的人。穆斯林所指的一神教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即不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都是异教徒。理论上，穆斯林只能将异教徒作为奴隶。穆斯林永远不会做奴隶，因为他们的宗教是最高贵的信仰。换句话说，穆斯林是自由的代名词，而异教徒是奴隶的代名词。

P121：

“吉哈德”运动竭力解放异教徒的“非信”状态（即不信仰一神教的状态），给予他们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却同时又将他们变为奴隶，剥夺了其人身自由。这种自由与奴役上的矛盾都源于伊斯兰教的宗教观念：信仰的过程就是在安拉之路上的奋斗过程，有不同的阶段。

P123：

伊斯兰教的奴隶制度演变为清除异教徒罪责的一种方式，演变为对在“吉哈德”中牺牲的穆斯林的一种补偿。奴隶地位成为奴隶身上的沉重债务和深刻的耻辱，唯有还清这种债务和洗刷耻辱才能结束。穆斯林就是债主，奴隶与“有经人”就是欠债者。基督徒与犹太人都难以免除耻辱的折磨，只有通过卑微的服从才可能还清罪责。

P129：

“吉哈德”运动表面上可视为宗教革命，背后的经济动因则源于对奴隶的需求。19世纪西苏丹的“吉哈德”伊斯兰运动，最后发展为纯粹的抢劫，抢劫被占领土地上的一切，包括妇女、儿童，将他们变为奴隶。失败的一方，不管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往往都成为受害者。疯狂的抢劫中，阿赫默德·巴巴所谓的“只有异教徒才能作为奴隶占有”的标准被弃置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