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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到底得罪了谁

 铁血老枪 2017-10-07

文/宗承灏

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此时能够与淮西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在一些演义性的文学作品里,刘基被塑造成一个能占会卜的算命先生,他写的《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了大明王朝未来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虽然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

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并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共同对付政敌。

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西人相比,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明王朝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

刘基出身浙东的青田大族,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史料记载,刘基在读书方面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能够背诵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的心中了,要书何用?”

元朝至顺年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就考中了进士,这在当时算是起步较早的后备干部。三年之后,刘基正式进入元朝体制内,虽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但是在他心中却藏着一幅锦绣蓝图。《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品不错、心系天下的好官,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懂得掩饰自己情绪的感性文人。

与科举的顺利晋级相反,刘基的仕途走得一波三折。这主要是因为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诡云谲的官场,在他还只是一个八品小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日后的结局。

刘基刚刚步入官场时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中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果却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毫无根据,但是案子却没有重新审下去,刘基被调往他处当了一名掾史(副官)。年轻气盛的刘基一气之下索性辞职不干。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辞职。

信心满满的刘基,在官场小试牛刀就遇到了挫折。刘基虽然辞职赋闲在家,但是他仍然没有脱离朝廷官员的编制。因为他是进士出身,官员名册上始终都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等到朝廷的官员编制有了空缺,还会将他重新起用。

对于刘基来说,这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漫长了那么一点儿。等到他再度回到官场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刘基被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浙东黄岩人方国珍举兵反元,行省推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接到命令后,返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就在刘基准备大干一番建功立业之时,方国珍又掉转方向归顺了朝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第二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自己的平定对象华丽转型成为行省大员,而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却要反过来折腾自己人。无乱可平的刘基就这样被元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半隐退状态。对于如此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愤然离去的他,不免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

刘基这样的文人,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都不过是在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相托。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做出的无奈选择。

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要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那些割据一方的草寇势力。

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这句话正是对刘基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的真实写照,新旧社会秩序的交替,让他们的人生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任命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之民对我还未深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形势逼出来的。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用,以安抚地方人心。

朱元璋对刘基的了解,不像他对淮右集团成员了解得那么多。他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是游民出身,他的知识水平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大多来自别人的描述。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就算朱元璋在此前不知道刘基的大名,但是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朱元璋,对于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几路反王,他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光靠自己这样的泥腿子,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基也算一个。

这是成功的创业之主在创业阶段惯用的一套伎俩,但凡势力遍及之处,他们都要征召当地的名士大儒为己所用。就算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不管是真的尊儒,还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天下人眼中的印象分,朱元璋总是会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姿态。在进入浙东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

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明代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朱元璋刚到滁阳的时候,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他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谦虚地说自己的本领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军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至南京面见朱元璋。刘基坚决不愿留下来辅佐朱元璋,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又将其放回。带到身边的人才就这样走了,朱元璋并不甘心。

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又指示他的另外一员部将孙炎去劝刘基出山,孙炎这时候的身份是处州总制官。按照朱元璋的指示精神,他一次又一次派人恳请刘基出山为大明效力,自己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劝说刘基,可刘基屡辞不就。其原因正如他的好友宋濂所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刘基是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那么就羞于再去做大明的官。

其实对于朱元璋的一再征召,刘基内心还是有一番纠结的。作为一名乱世书生,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儒家的伦理道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等,都成为左右他抉择的因素。特别是从元朝的官吏转而投靠自己历来所不屑的乱贼草寇,经历如此巨大的角色转换对于他来说显然是困难的事。

明朝建立后,有人杜撰出西湖望云和陈说天命的故事。说的是刘基在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奇异的云彩,映照在湖水中,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庆云,准备分韵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此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的人都以为刘基喝醉了酒,说的是醉话。这帮胆小怕事的文人吓得躲得远远的,抱怨道:“刘基,你这不是要连累我们抄家灭族吗?”

等到十年之后,朱元璋攻破处州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刘基在家中大摆筵席,向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于是与朋友叶琛、章溢应盛情之邀辅佐朱元璋。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早已声名远播的刘基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形势逼迫着他必须做出抉择,才能于乱世求得生存。

刘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觉得这时已经控制家乡处州的朱元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尽管一时半会儿他还无法甩掉身上的道德枷锁。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道德只是挂出去用来忽悠人的羊头。此时的朱元璋,也正想尽一切办法逼迫着刘基跟自己一起上路。

刘基投奔朱元璋后,不但为其制定了长远的军事战略规划,而且以其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参与指挥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战役。龙凤六年(1360年),陈友谅攻陷太平后,率舰队从采石顺流东下,直逼应天。朱元璋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退守钟山,这令朱元璋极为失望。

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基提出了诱敌深入之策。朱元璋听从刘基的建议,将陈友谅诱骗至龙湾,一举将其击溃。还是在刘基的鼓励下,朱元璋亲自领兵奇袭陈友谅的老巢。打得陈友谅携家带口逃奔武昌,结果束手就擒。像刘基这样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才,在战争年代是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人才。但是放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成为权力博弈者的眼中钉。

刘伯温和朱元璋的关系,在明朝建立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说:“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

然而等到帝国建立后,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刘基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卜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测的光芒。

将这样一个人放在身旁,让他“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又怎能高枕无忧?其实对以刘基为代表的非淮人集团,朱元璋一直怀有戒备之心。朱元璋虽然以优厚的礼节相待,但并不信任他们;虽然授予他们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

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立二十一功臣庙于鸡笼山,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刘基居然不在其列。第二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勋爵,封公者三十人,刘基仍然被排除在外。

如果真是论功行赏,刘基的功劳并不在这些人之下。事隔半月之后,朱元璋只是象征性地给刘基加封了个诚意伯,同时受封的还有汪广洋,位次、食禄都在刘基之上,可见朱元璋在对待这位诚意伯时并没有拿出十足的诚意。刘基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足足多出了十几倍。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刘基只不过是做一些虚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已,始终没有将其引为股肱,更没有像对待淮西集团李善长等人那样倚重。

淮西与浙东两大权力集团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开始了明争暗斗。朱元璋似乎很愿意看到官僚集团内部上演这样一出好戏。作为帝国的一把手,朱元璋对帝国官僚除了有乡土之情外,还掺杂着他的驭臣之术,在使用人才方面,亦有不囿于乡党的观念。

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其实说白了就是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刘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没有一个类似于李党的政治集团在背后为自己撑腰。

单枪匹马同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相抗争,刘基从一开始就处于明显的劣势。要知道,在帝国权力集团的斗争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作为依托,又没有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的支持,单凭一己之力,想争取斗争的胜利,那简直是权力世界的天方夜谭。

洪武元年(1368年),上演了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年,朱元璋北巡,命刘基与李善长留守京师。当时的刘基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帝国监察机构的官员。他的官职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手里并没有多少实权。

引发双方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件涉及中书省都事李彬的案件。李彬是李善长的亲信,因为犯了罪被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处死他。李善长连忙上门说情,可刘基还是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

巧合的是朱元璋的这份回复恰好落在李善长的手中,他心中愤怒却也不敢隐瞒。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生编硬造了一个理由。他以为只要自己开口求情,刘基应该会卖自己一个面子。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

李善长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便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坚持要杀李彬,那就索性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刘基给他的答案是:“杀李彬,天必雨!”

刘基的态度是如此决绝,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李彬就这样被依法处死,李善长就这样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是这一次刘基的运气实在不好,过了很长时间也不见一滴雨。等到朱元璋北巡归来,李善长的小宇宙开始爆发了。他指控刘基在祈雨坛下杀人,才会惹得天怒人怨。

李善长还嫌自己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集体围攻,毫无疑问其中以淮人居多。对于横行无忌的淮西集团的官员们而言,刘基就是他们捞取权力资本的最大障碍。这帮人对刘基是既惧且怕,一定要想办法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刘基一人独挑李党(淮西集团)的结果,是自己黯然退离了大明王朝的权力场。刘基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名望遐迩,如果他是一个心术不端的官员,是完全有能量在朝中搞一个浙东人的小圈子、小山头的,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李善长对刘基虽有诸多不满,抱怨他为人死板,过于严肃,可是在制定治国之策时,他还是会与刘基商讨。刘基亦能一如既往,不避嫌恶,坦诚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就连朱元璋在刘基离开朝堂后,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迎来了个人权力生涯的巅峰,掌控着大明朝的官僚权力机构。李善长虽然有些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的幻象冲昏了头脑。

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他对朱元璋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了解。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容易成为皇帝眼中的靶子。自己在中书丞相位置上多待一天,朱元璋就会多猜忌一天。

随着刘基的黯然离去,淮西集团在帝国权力场上再无对手。李善长位居左丞相,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加上他又是皇帝的同乡,权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其个人权势到达巅峰,就连其亲友的势力也遍布朝堂内外,人事关系盘根错节。

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为他们确实好用,忌是因为功高震主。朱元璋也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善长,他说:“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合理,就可能会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朱元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是皇帝在向他这个开国功臣敲响警钟,让他低调做人,不要过于张扬。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起不了作用。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在李善长看来,自己这么重要的官员退休应该是帝国的一件大事,皇帝不应该草率对待。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朱元璋并没有与他虚伪客套,就势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敏锐性极高的他已经嗅到了帝国朝堂上弥漫着的危险气息。他在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哲保身。

让人遗憾的是,精明如李善长,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帝国的权力集团而言,这是一场灭顶之灾,不是谁想躲就能轻易躲得过去的,它就像一张大网从天而降无处不在。

李善长就这样致仕(退休)回到老家安徽定远,虽然中央朝廷赏赐土地若干顷,并赏给一百五十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卫士二十户。可物质上的丰足远远比不了权力带给一个人的精神满足。虽然是荣归故里,可李善长还是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年仅五十八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了。昨天还处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权力的核心地带,他又如何能够甘心?

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朝中百官无不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可谁又能料到转眼他就退休回家抱孙子了。一时间,帝国权力集团内部人心鼓噪,朝局大动。

等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朝臣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稍微安顿下来。李善长病休在家,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里。杨宪并非淮人,他是检校出身。检校是帝国的特殊权力机构培养出来的特殊人才,是朱元璋为自己的权力系统量身打造的特务人员。

检校的主要职能是察听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包括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类似于权力系统内的狗仔队,其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官员的隐私和民间的舆论。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直接向朱元璋本人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杨宪、高见贤、夏煜和凌说,这四个人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朱元璋曾经扬扬得意地说:“唯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监视、侦查之类的事务,并没有扣押处罚犯人的权力。朱元璋犹嫌不足,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其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由于杨宪是检校出身,所以他只对朱元璋负责,只听从朱元璋一个人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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