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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婚礼的想象，仅停留在天长地久的誓言和洁白的婚纱。事实上，无数新娘在婚礼上不仅要经历低俗的调戏，还要忍受四面八方伸来的咸猪手。这样扭曲的婚礼仪式，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闹婚。 闹婚在中国屡见不鲜，大陆网络中少说有几十万条相关视频。然而，仅有两次引起公愤：包贝尔婚礼上柳岩被扔下水、西安婚车中伴娘惨遭猥亵。 即便在声讨的浪潮中，依然听得不少无耻的声音：婚礼上玩闹一下有什么问题？类似“小题大做”、“玩不起”的评论不绝于耳。言下之意，反对闹婚就是不通情理。耍流氓已经够可耻的了，如此义正辞严地为耍流氓辩护，真令人大开眼界。 中国古代的婚姻不过是繁衍的工具，闹婚也是如此。“闹囍闹囍，越闹越喜”，前囍指新婚之喜，后者是女性有喜。模拟人类受精过程的各种闹婚形式，无不体现着人们对传宗接代的渴求。 中国自古以来就爱闹婚。南朝时期，新娘在婚礼第二天拜见公婆，站在一旁的宾客常大声询问昨夜洞房之事，如果新娘拒绝回答这些不堪入耳的问题，就会被鞭打或倒挂。这种近乎审讯的习俗，正体现了闹婚背后的意图——督促新婚夫妇尽快完成繁衍后代的任务。 自宋朝以来，闹婚的习俗被阴差阳错地赋予了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对新人进行“性启蒙”。这和官方对性的避讳有关。古代，统治者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显现出对儒家文化的偏爱。宋朝以后，儒家流派中的程朱理学稳稳坐上官方正统思想的第一把交椅，它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视性为洪水猛兽。 官方文化占领了道德高地，没有给性和爱留出任何空间。这种对性讳莫如深的态度，使得民间不仅耻于谈性，连有这样的想法都是万万不可的。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书该禁的禁，该毁的毁，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传授性知识的房中书。 但有人的地方，肯定就有性。性永远是个回避不开的话题：没有人口的不断产出，农业社会便无法维系。可“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主导之下，新婚夫妇本就多是素未相识的陌生人，在婚礼前夕又都对房事一无所知，这怎么行？因此，民间只能私下在官方文化约束不到的角落，普及必不可少的性。 少女们出嫁前，母亲会拿出压箱底物件——刻有交欢场面的竹片或瓷器，教她人妇之道。同样的，闹婚是民间用来补全缺位之性的终极手段。毕竟先结婚后恋爱来不及满足传统农业社会对人口的饥渴，只能靠闹婚在进洞房之前飞速拉完进度条，为人口再生产做好铺垫。 我们今天能亲眼见到的闹婚，就留有古代性教育的痕迹。吃苹果常作为闹婚的暖场游戏——众人将苹果用绳子绑住，悬在新人中间，新郎新娘需合作吃掉苹果，且不能用手。苹果滑动之间，新人自然脸贴脸，嘴对嘴，迅速完成了彼此间第一次亲密接触。 “捏豌豆”多年来在闹婚游戏榜上也位列三甲。将一粒油浸的豌豆丢进新娘的领口，要求新郎在众目睽睽之下伸手去摸。新郎会不可避免地碰到性敏感地带，在模拟性爱抚的同时，也提前触发洞房时的性羞耻感。新娘将一颗鸡蛋隔着新郎的裤子从裤腿至腰间推出的游戏，亦是同理。 随着游戏尺度越来越大，来宾们的污言秽语及猥琐行为一次次冲击着新人的性羞耻。对性懵懂的新娘放下了少女的羞涩，做好了成为人妇的心理准备。怀疑妻子能否接受自己的丈夫抛掉疑虑，重拾男子在性中扮演的征服者角色。 官方只强调如何扮演好正人君子的角色，但“食色性也”，人总要吃饭生娃。闹婚，就是人的本性诉求在狭缝中求生的病态产物。虽说没有超越现实的伟大理想，但却补上了正统思想中缺失的环节，因而上层阶级默许了闹婚，使这种畸形却又必需的性启蒙，逐渐成为中式婚礼中根深蒂固的一环。 被扭曲的性 与古代封建社会相比，闹婚如今早已不再承担性启蒙的重任，但不少地区依然保留闹婚的传统。这是为什么？ 有人说这是对中式婚礼文化的延续。在中国，63%的男士和57%的女士在筹备婚礼时都会听取亲友长辈的建议。而多数长辈们对现代婚礼文明知之甚少，他们自己的婚礼中也充满了各色婚闹。在传授建议时，自然会把中式婚礼延续下去，并轻描淡写地把闹婚说成是结婚仪式的必要环节。  适婚群体从长辈处继承来自带闹婚的中式婚礼 / 数据来源-知网 于是，婚礼文化便代代传承。2015年时，34.94%的婚龄青年倾向于传统的中式婚礼，这还不算被归入“其他”的中西合璧风格。  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中式婚礼 / 数据来源-知网 但文化惯性不是唯一的理由。如今绝大多数的闹婚，表面是一种传统，实则是性骚扰。 参考香港在《性别歧视条例》中对性骚扰的定义：一方向对方作出不受欢迎、与性有关的语言或举动，包括身体的接触、图文展示、眼神及姿势等，例如：查问别人的性生活，做出猥亵姿势，不恰当的触摸（即轻拍、触摸、强吻或挤捏）——对比闹婚中的行为，是不是有些眼熟？ 以闹婚为名的性骚扰能够在今日依旧长盛不衰，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人们对性的蒙昧。 李安借《喜宴》一语中的地为闹婚下了定义：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一个社会越文明，往往越能开放地谈论性，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性观念。而在许多地区，人们依旧谈性色变。 2013年一项针对中国12-24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有50％的被调查对象从来没有与父母交流过任何与性相关的话题。和父母在性话题上聊到性骚扰和性道德的青少年不超过10%。 相当比例的父母要么对与性有关的问题敷衍了事、避而不答，要么根本没有能力回答。还有少部分父母对提问的孩子加以训斥。显然，传统观念中对性的避讳在现代家庭中仍旧有强大的约束力，使得任何关于性的讨论都笼罩着尴尬的气氛。不谈性，是中国家长最后的温柔。 既然家庭无法给予孩子对性的正确认知，学校能挑起这一重担吗？当然也不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统一的性教育教材。杭州一本仅仅作为漂流读物的小学性教育课本，都让许多网友觉得尺度太大难以接受。而学校穿插在生物、思想品德课中那点零星的性教育，又常常流于形式。 据调查，在对学生进行性知识普及的老师中，有85%觉得自己能力不足，73%感到尴尬，70%认为缺乏相关教材和资源。 中国人性知识的普及依旧远远落后于时代。对性的无知让人们对闹婚中的性骚扰视而不见，所谓的文化传统则进一步抵消人们的负罪感，二者共同作用下，闹婚更为顽固和猖狂。 婚礼作为性骚扰的高发地，具有它的特殊性。那些闹婚闹得厉害的人，并不是平时没有下流想法，只是碍于环境约束下不了手。 然而正如涂尔干所说，“集体是兴奋剂”。日常生活中的伪君子们在婚礼中为狂欢所感染，将肩上的道德负担转移给集体后，他们更为理直气壮地执行闹婚仪式，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满足对性的意淫，甚至实施性侵犯。 惨遭闹婚的女性大多年轻，与性犯罪受害者的高发年龄18——24岁较为吻合。这不能说是个巧合。  性侵犯受害者年龄集中在18—24岁 / 数据来源-知网 事实上，闹婚者大多是底层男性，文化水平不高，自身素质可想而知。由于本身对性道德毫无概念，当他们有机会“合情合理”地从凌辱女性取乐时，岂会错过。你也许会拿包贝尔婚礼上戏弄柳岩的韩庚和杜海涛这两位名人来反驳。但这两人一个骗人喝尿偷电脑，另一个殴打学生跪偶像，有什么素质可言？  晋北某地婚闹者学历百分比一览 / 作者自制 对性的无知在女性身上则体现为被侵犯后忍气吞声。《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中，有75%的女生经历过性骚扰。在遭遇性骚扰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真正向校方或者警方报告或报案的人不到4%。性骚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闹婚受害者有多少敢站出来说话。 此外在婚礼中，人们不仅会用风俗传统来安慰受害人，还会搬出人情来说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继续追究下去反而还会落得骂名，何必呢？西安的那位伴娘事后选择原谅两个施暴者，因为“都是熟人”。受害者有罪推定之下，没有女性愿意当伴娘。这逼迫河北衡水等闹婚猖獗的地区发明了新风俗——雇性工作者担任伴娘。 人们更容易原谅性侵犯者 / 知网 女人越没地位，越婚闹 搜索国内新闻，闹婚的分布呈两极化：西多东少，村多城少。媒体报道的密集度也符合人们的印象——越落后越闹婚。 虽然中国的GDP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仅依赖经济指标来衡量，更体现在对人的关照。根据联合国《2016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199个国家中仅位列第90位，在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这些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上，中国的得分更是远远落在平均值之后。 数据反映出的性别不平等，在现实中的最直接体现即闹婚。 翻阅古代对闹婚的描述——“侮弄新娘及伴房之女，淫词戏语信口而出，或评新娘头足，或以新娘脂粉涂饰他人之面，任意调笑，兴尽而止。男家听其所为，莫可如何也”，可见闹婚中占主流的是对新娘的戏弄，古人又称之为“戏妇”。 在晋北地区，涉及到女性生殖器官的游戏就不下二十种。闹婚，其实也是女性地位低下的体现——用传统和集体的力量迫使她们接受生育机器这一身份。 闹婚并非中国人的专利。旧时世界各地女性的地位普遍不高。在欧洲、亚洲等人类主要生活区域，闹婚对女性的戏弄显得顺理成章。19世纪时，西方婚礼上最先从教堂冲到新娘家中的男宾，可以脱掉新娘的吊袜带，然后绑到自己爱慕的女孩腿上。 工业革命后，启蒙运动时期种下的女性主义思潮开始茁壮成长。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美先亚洲一步，拉开了女性解放的序幕。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闹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中国并不热衷改善女性在社会中“被消失“的处境。尽管1949年后，行政力量将妇女纳入建设国家的半边天，但落后的传统却是根深蒂固，加上封闭中错过了二十世纪两次全球性妇女解放浪潮，女性的地位依然不高。  中国和俄罗斯的女性地位更低 /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6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性别差距指数越高，意味着性别差距越小。告别闹婚多年的法国在得分高达0.755；闹婚“盛况空前“的中国，分数自2012年以来，连续四年下滑，仅有0.676。而中国排名仅第99，比被中国网民鄙夷为“强奸之国”的印度的排名还低12位。在闹婚上发扬战斗民族精神的俄罗斯得分0.691，堪称中国的难兄难弟。由此可见，闹婚盛行的地区与女性地位较低的地区相吻合。 但这不是城市为女性提供了免于被闹婚的权利，而是生活其中的女性颇有贡献，地位较高，闹婚不敢骑到她们头上。2009年的一项调查将女性学历层级人数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格兰杰检测，发现全国范围内，以学历衡量的女性地位上升，经济水平也会提高。但反之却不成立。这进一步证明了性别平等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 闹婚虽起源于古代，但时至今日，闹婚中的乱象早已无法用文化传统来正名。在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被人调戏非礼却还要陪笑忍受，不知道多少人的婚礼记忆是这样混杂着尴尬、无奈与愤怒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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