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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单位领导到乡下视察传统村落保护情况，我陪同并拍到了许多老房屋、古建筑的照片。无论吊脚楼、雕花窗，还是石院坝、古磉墩，都透露出浓浓乡愁和土家族民间文化气息，闪烁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光芒；但最让我着迷的，还是那一块块悬挂于中堂里、门屏上的匾额。 匾额被认为是古建筑的眼睛，是民族文化的标志。虽然由于历史的变迁及其它因素，如今在城市和农村都已经很难看到有文物价值的老匾额了，但在相关文献中记录和民间收藏的匾额，却非常丰富。由于匾额与老建筑相辅相成，栉风沐雨，历经沧桑，文化沉厚，因而，它是我最钟情的民俗文化遗产之一。
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匾即扁，扁是署门户之文，额是悬于门屏上的牌。匾重在表达经义、感情，额重在表达建筑物名称和性质。 从沿河一些古建筑上看出，匾额有悬挂在门上方、屋檐下的，也有悬挂在房屋中堂神龛上或建筑正面的门墙上方的，还有为了建筑设计和人们生活需要，有挂在厅室和其它地方的。根据匾额文字的排版，匾额有横挂，也有竖挂的；所以，有人认为横着的叫匾，竖着的叫额。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暂且不论。 从沿河老匾额的制作材料上看，有石刻匾额、木刻匾额和灰制匾额等，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和老建筑和传统村落的迅速减少，老匾额这种古老建筑的眼睛，正逐步从人们生活中消失。 几千年来，人们通过匾额，把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装潢等艺术融之一体。一些匾额的四周边框上，还雕饰龙凤、花卉等图案花纹，或镶嵌珠玉，华丽堂皇。匾额上的诗词文字简粹凝练、书法美术精湛至美、寓意含义深刻邃远，要么指点江山，要么评述人物；或以倡扬贤达，或以究敦道义；有的标明物性，有的装点门面；有歌功颂德的，也有抒情状物的，等等。这些匾额，集字、印、雕、画之大成，无论历史收藏价值，还是书画艺术价值都很高，俨然为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 一、匾额的作用和价值 早在汉高祖六年，萧何就题写过“苍龙”“白虎”之匾额，这说明我国匾额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以来，匾额与建筑、民俗、文学、艺术、书法相结合，和人们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写景状物，还是言表抒情，都语简意赅、寓意深邃，极具文学艺术感染力。它悬于宅门，端庄文雅；挂在厅堂，则蓬荜生辉；描绘江山，景致增色；装点名胜，古色古香。虽片辞数语，着墨不多，但巍然大观，令人仰敬[1]。 以沿河县境内具有一定历史的匾额归纳，可将匾额分类。 按其性质，常见有五类： 堂号匾——标明堂号、点名房姓等。如沿河县城周家盐号之“爱莲堂”、县城西岸中街肖大章之义园“同心源”。 字号匾——标明商铺、彰示商号等。如万历年间沿河商人肖景仲商铺的“大晟号”等； 题字匾——风雅文彩、铭题警示等。如沿河板场大松曾氏庄园里的“勤学家声”。 牌坊匾——表彰忠烈、昭示孝义等。如思南郡守胡公赠沿河龙头岩田应豪家的“渭水追踪”。 祝贺匾——祝贺寿辰、恭喜荣升等。如嘉庆年间沿河张惟新妻七十寿庆时，某太守赠送的“寿益松筠”，淇滩古镇田坝王吉安家所藏“进士”匾等。 按其题材，则可分为六种： 第一种：楼堂殿阁的名称。如沿河弹压委员冯荫青题沿河县城丁字口下街花园 宜仙阁、四方亭之“宜仙”“复兴亭”等。 第五种：庆典开张的题词。如沿河板场竹坨黄氏家的“门闾光大”等。 第六种：绘景抒情的题词。如沿河板场大松曾氏家的“凤栖高梧”、县城南刘家桶子朝门上的“紫气东来”等。 若说匾额的作用，“以匾研史，可以佐旺；以匾研涛，可得涛眼；以匾学书，可得笔髓”之语完全可以概括。 首先，具有收藏价值和考证作用。老匾额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人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如淇滩张家桶子的两块匾额就极具价值。张家桶子正殿右房内的两块长 3 米,宽 1.1 米的金字匾，行书“富有日新”，楷书“金鑑流暉”，落款都为 “己丑年，恩科举同知衔四川候补知县严寅亮拜书；赏戴花翎分带巡防军即补守府、姻愚晚杨春普拜赠；光绪三十三年清和月朔日吉旦。”匾额文字要么运笔自然，力透纸背，笔酣墨饱雄健浑厚，要么端稳正气，书法上乘，其艺术价值不逊梵净山护国寺“黔山第一”巨匾，都属严寅亮斗书精品，自然十分珍贵。像这类匾额，其文字因多为名人、高官泼墨书写，或为皇御之物，集字、印、雕、色于一体，大都辞藻华美、书法精湛、言简意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民风等，具有补史正史的意义，对于研究地方史更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其次，具有教育功能和启迪意义。一些老匾额，记录并标榜了一个家族先人的品习，宣扬和继承前辈人的优秀品德、聪明才智、光荣传统，反映了一个地方和民族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让家族美名世代彰留，对后人具有教育和启迪意义。 如沿河淇滩古镇上的曾传道家以经营桐木油、黄豆、旅店致富。他是清未思南府武禀生 ，他在黔东白号军起义中战死，其妻廿二岁守节，抚其子曾广明成人，思南府郡感其节风，便向朝廷请求旌表，光绪皇帝于 1892 年御书一贞节匾额，曾家悬于大门，显赫一时，身价倍增，淇滩人都引以为豪，一直作为教育后代的典范教材。 再次是装饰美化，张扬情趣。无论是屋舍的装饰，还是景观的装点，无不表达了人们追求与向往和美好的意愿。牌匾上表示吉祥、安宁、祥和的字眼，充分表达了人们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美好观念和欣赏趣味；特别是一些祠堂府第、民居屋舍的匾额，书法精湛，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具有借鉴和欣赏价值。 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歌功颂德的匾，还是标志记号的额；无论是为装点们门面，还是为了点缀江山，这些匾额，都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匾额的款识与文字 一般情况下，匾额写作文字很少，无复杂的结构款式,主要讲求适情应境，文辞精粹。但题书时，要求具有高水平的书法艺术，上款下款的书写位置、字的大小都适当。一般情况下，一块完整的匾额内容至少包括款识和匾文。 其上下款的内容主要包括：题匾者，受匾者，立匾者，年月日。这又分五种情况。 一种是上款为题匾者，下款为受匾者。这种款识是较多使用的一种。采用将题匾者放在上款的方式，多是因为题匾的人是比较有名望、地位的人，或是受匾者的长辈、上司等。 第二种是上款为受匾者，下款为题匾者。这种款识的方式也较普遍。将受匾者放于上款，主要是因为受匾者是题匾者的长辈、上级，或者，题匾者和受匾者地位相同，但为了表示尊敬和谦逊，也将受匾者放在上款。通常还有一种情况，之所以将受匾者放在上款，是因为匾额是题匾者制好后送给受匾者的，即题匾者与立匾者为同一人。而当送匾者是一群人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人题，多人所立。 第三种是在上下款中带有叙述受匾者生平或事迹的序或跋。 由于匾额尺寸的限制，一般匾额上的题字不多。一些为了表彰受匾者，往往会在匾额上写一段关于受匾者事迹的文字，这段文字根据匾额整体的形制以及之前所提得两种上下款的规则，或是放在上款作为序或是放在下款作为跋。 除了将叙述性文字放在上款或下款之外，由于布局不同，也有特别的匾额是将文字放在匾文的正上方的。这三类匾额都是有受匾者，主要是用来馈赠、奖赏的，所以必须写清送给何许人。如思南县城周家的“长发其祥”匾的上款为“恭维周镐璜老先生华居志庆”，下款为“亲友族同贺”，时间为“道光十八年”和板场曾家的“凤栖高梧”的款识，就属于第二种送匾者是一群人，即多人所立，一人题字的情况。 第四种是上款为题匾者，下款为时间或上款为时间，下款为题匾者。此类匾额在园林建筑匾及商铺招牌中比较多见，有题匾者却没有受匾者。尤其是皇帝、名人、名士游览胜景，一时兴致所至，信手题匾，就多采用这种款识方式。 第五种是无上款，下款为时间。 这类匾额多数为堂匾，即名人雅士为自己的书斋或厅堂所题写的匾额。此类匾额多为主人明志、自勉、修身、养性而题。若非名人题写的园林建筑和商号招牌，一般无上下款。这两类匾额都是没有受匾者的，而最多的，是一些园林建筑类等标示名称的匾额。 落款纪年通用两种方式。一是使用天干地支纪年。天干的数目十个，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的数目十二个：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把天干和地支相配，即得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组，这六十组一直排序下去，周而复始，便可纪年；二是使用皇帝、国号的年号纪年。在老匾额上，人们通常看到“道光十八年”“民国八年太子月”等纪年；还有年号干支兼用的纪年法，如“乾隆五年庚申”“光绪三十年岁在甲辰”等。 月份常用三种方法。一是时节纪月：各季用孟、仲、季来代称三个月。如孟春（头个月），仲春（第二个月），季春（第三个月）。二是文学化代称，多以当月代表性植物名和事象名。如一月称“霞初月”，二月称“杏月”，三月称“桃月”等，也有从约定俗成典籍代称，如三月称“姑洗”等。三是用地支纪月法，以地支和十二个月相配，如九月称“申月”，等等。 日子一般采用三浣和节气记。即每个月上、中、下三浣和二十四节气。 而匾额中最常用的“谷旦”和“吉旦”，主要是为了讨个好兆头，代表匾是良辰吉时刻立的。 礼语使用，题匾者要自谦，常加“愚”字，如愚弟、愚姻晚、愚世友等，以表示谦逊态度。对受匾者，则用敬称，一般加“令”“尊”“贤”“仁”等字，如令尊、尊堂、仁公、仁兄等。在结尾处加“顿首”“拜顿”等谦辞。 匾额的文字 作为匾额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匾额的文字，根据功能的不同，也是大有讲究的。 不同类型的匾额，其在文字上的遣词造句要与匾额功能相贴应，因为题字内容无法彰显匾额的作用，那匾额也就无法体现最高的价值。比如官府、统治者要宣扬伦理道德，就会借助给贞节烈女、孝子义士颁发匾额的形式。这样的匾额用词就不能太过深奥，否则百姓不懂其意就达不到宣传的效果。因此，用很直接的词语，如“节孝”“义士”等，使人对所要表彰宣扬的内容一目了然。 园林中的匾额，它的题字更要与它周围的风景相呼应，做到情景交融，以景抒情。如桂湖园林中升庵祠的“一半勾留”是摘自唐代诗人白居易《春题湖上》：“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之句。题匾之人借用西湖来赞美桂湖，表达了对西蜀名园桂湖的眷恋之情，引用恰切，文字简洁，起到了寓情于景作用。 而商匾用典应忌生僻，避免晦涩难懂。店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多用“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2]五十六个字。如沿河商铺牌号在民国时期著名的就有十九家，像“大晟元”“恒丰源”“裕济号”“久如茂号”“德太祥号”“大顺长号”“祥法永号”“庆春利号”等，招牌取名莫不如此。 三、匾额背后的典故及寓意 与商匾不同，其他匾额往往多出于典故，文字比较生僻，一般群众要解其中意显然困难。比如“陆橘孔梨”匾，引其两个典故，旨在赞颂受匾者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文化低之人，自然不明白其意思。 还如在桂林王城正阳门内侧门额镶嵌的“三元及第”[3]，就是专为表彰清嘉庆年间在科举考试中连续夺得“解元”“会元”“状元”称号的陈继昌而立的。 由于匾额是具有记录历史的功能和意义的艺术品，所以，在一块匾额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研究匾额来历和文化非常关键。 如北京前门的匾额“正阳门”，“门”字最末一笔不挑钩。民间故事传说，是皇帝有意不让写匾人挑钩的，因为皇帝想：我去天坛祭天，要走正阳门，门若带钩，不是把我剐了吗？当然，这是否属实，不是重要的。但由此，人们在书写匾额文字时，也就就有些忌讳。如书写匾额上的“门”字，就是在忌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般写门匾上的“门”字，不信笔落墨，而未一笔只可直直坚不钩。其典故和来历是：据清代《坚瓠壬集》引马愈《马氏日抄》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玉牒殿火灾，殃及到殿门，宰臣认为是“门”字最末一笔挑了钩，因而钩来火焰，招来火灾，于是立即把门上的匾额拿下投入火中，火势得息。 另有一说是据《骨董琐记》记载：明初年，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门字有钩。朱元璋见后大怒，说我刚要招贤纳士，你就要把大门关闭，这岂不是堵我贤才之路？虽为笑话，但说明牌匾写字，必须慎重小心的道理，题写匾额文字，一定不能犯了忌讳、禁忌。 沿河县境内的老匾额不少，文化内涵深刻，其背后也有鲜为人知的故事。现将沿河有代表性老匾额列举如下。 张家桶子的匾额：淇滩古镇张宅是以前的首户，正殿右房内的两块金字巨匾“富有日新”“金鑑流暉” [4]出自巨擘名家严寅亮之手。光绪三十三（ 1907 ）年，严寅亮为四川候补知县，主要活动在成都、重庆、贵阳等地。他早因书题“颐和园”，受到慈禧太后“宸赏”而出名，其手迹不易轻得；而杨春普为张家主人姻亲晚辈，虽然当时交通不便、与严寅亮不一定熟悉，但经杨春普求得此真迹。张家得此二匾后，一块置于正殿前檐，一块挂在正殿中堂，金光灿烂，宅院辉煌，让张家名气倍增，桶子建筑格外亮眼。“金鑑”即金鉴，典出《新唐书·张九龄传》:“（唐玄宗）千秋节，公、王并献宝鉴，九龄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金鉴指对人进行讽谕的文章和书籍。 土司衙署的匾额：沿河土司衙署前楼门匾额“克绍前徽”落款“四川候补知县严寅亮拜”。正厅檐额为“永治沿江”，公堂匾额书“节义”，长官住所正门上匾额“鸿基丕显”。从匾额落款可以推知，这些匾额是光绪三十三（ 1907 ）年左右，与张宅“富有日新”“金鑑流暉”匾额一样，都是出自四川候补知县巨擘名家严寅亮之手。“鸿基丕显”之“丕显”在铭文中也写作“不显”， 是中国上古时代对上帝及天子的尊称 。这里喻赞土司的恢宏事业，祝愿江山永固之意。 张惟新妻的“寿益松筠”：张惟新妻李氏为沿河西岸人，1786年嫁张惟新，1812年，其夫为生计外出未归，李氏在家上伺公婆，下抚四个小孩成人，其中一个儿子成为富豪。嘉庆年间，李氏七十寿庆时，某太守赠送“寿益松筠”；1842年，78岁的李氏去世，覃恩将其名字供在思南节孝祠中。 “寿益松筠”中的“松筠”是松树和竹子的意思。《礼记·礼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松筠”喻节操坚贞，这里是对李氏贞节懿德的赞誉。 张士重的“德劭耆英”: 张士重于乾隆辛未（1751）年中拔贡，任安平县训导。时值国庆，赠宴席款待六十岁以上军民。逢他九十六岁生日，他又大宴宾朋，宾朋感其胜德，赠送匾额“德劭耆英”，让家乡邻里人为之骄傲。“德劭耆英”指年长之人，品德高尚，事迹杰出。 张洪顺妻的“贻我彤管”: 沿河枫香溪王氏二十七岁时，丈夫张洪顺去世，她一直守寡，把儿子张光龄、张锡龄抚养成人。道光丙申（1836）年郡试乡绅禀报严学使同意，让其儿子张锡龄赠母亲匾额“贻我彤管”颂其节守。“贻我彤管”典出《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彤者，赤漆耳。”“彤管”是“笔赤管也”，也指乐器。 丁程的“乐善可风”：1778年，沿河发生灾荒，丁程号召殷实富裕家庭一起捐资，自己带头捐献金子贰佰多两，并按照当地贫穷家庭人数，人均分得银子三钱。思南郡守孔传堂赠送他匾额“乐善可风”以示表彰，同时还赠一联“代予赈一方灾患，宜尔留千载令名”大加褒扬。 崔正元的“渭水追踪”： 崔正元是沿河沙子龙头岩下崔家人。他秉性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因而得到乡里重用。咸丰、同治（1851-1874）年间，他奉命办忠勇团，部队能征善战。他率领部队攻打白号军于松桃、酉阳交界的猫猫山，又堵截在水牛池，追击捻军于湖北施南和来凤等地，战功卓著，被保升游击衔。他72岁时逝世，思南郡守胡公赠以“渭水追踪”追思其功绩，其后代将门匾一直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 田氏家的“青钱世泽”：沿河谯家土地湾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原为土地湾田氏旧居，至今仍悬挂一块木雕匾牌，匾牌记录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初建时历史。 田氏在清同治年间建房时，亲友赠送“青钱世泽”，落款为“愚内弟何显著顿首拜，同治八年桂花月中元节吉旦”匾牌。青钱是唐时铸造的开元通宝钱中的质地为铜、铅、锡合金钱[5]；因唐时文学家张鷟八次应科举试都中甲级，四次参加官员选拔，其起草裁决文书和策问是吏部的第一名，故被时人称 “青钱学士”。后人以“青钱”喻文辞出众的名门文儒。这里是表达对田氏家族能辈出文儒的美好心愿。 肖显杨的“友于其顺”：沿河肖显杨家九兄弟，他为最长。在家中他尊上爱幼，其八位弟弟读书和婚配由他负责，又与弟弟们一起修房置业，思南郡守袁公赠他“友于其顺”，倡导孝悌友爱思想。 米承图的“三代直通”：沿河人米承图有三个儿子，长子同王氏家的孩子登墙玩耍时，被王家小孩推下墙摔死。当大家都认为出了大事时，米家夫妻却只哭泣，一言不发。事情传到官府，太守就问米承图儿子死了为何不追究？而米承图说：“我和王家是邻居，小孩年幼无知，一时失手，我们不计较。”太守觉得其认识可嘉，遂送匾额“三代直通”悬挂家中，张扬和睦相处精神。 曾氏庄园里的匾额：沿河板场大松曾氏庄园里的“勤学家声”“凤栖高梧”至今悬挂在曾广文在清末年间建成的房屋里。曾广文是当时板场周围百十里范围内出了名的大地主，他膝下有五个儿子，第三个儿子结婚时，为讨了一个“双喜临门”的好彩头，就在同一天举行了儿子婚礼和后面长屋间新居落成典礼。这天，曾家的三朋四友、三亲六戚、左邻右舍抬着彩帛、打起乐器来庆贺。宗亲族友和淇滩场上、县城崔家村的姻亲表戚，除排着队伍挑着担子、放着排枪来庆祝外，还特意请能工巧匠雕刻匾额和楹联赠送，争争比比显示各自势力和面子，以致现在中堂里悬挂的匾额和楹联出现几种迥异的字体和风格。“勤学家声”语出《增广贤文》，意思是子孙勤奋学习以振家声。“凤栖高梧”是凤栖梧桐的典故另写，喻指曾氏家庭家风淳朴，招引财富，人才兴旺。 黄氏家的“门闾光大”： 沿河板场竹坨黄氏家的中堂里悬挂一匾“门闾光大”。典自《战国策·齐策六》：“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这是成语“门闾之望”的来历，指父母对子女的想望。这里是一种对黄氏家族家声显扬的美好祝愿。 王天佑家的“孤帨长春”：沿河淇滩古镇南王天佑家建于光绪元（1875）年的五间木房的大门上悬挂“孤帨长春”匾额。“帨”出《诗·召南·野有死麕》:“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其意为佩巾，它是古代女子出嫁时母亲所授之物，常用以擦拭不洁。在家时挂在门右，外出时系在身左。这里代指女人，意祝王氏家女人长寿、身洁品高。 “靖彼狂澜”：疑为民国沿河县政府（或公署）里的匾额。“靖”是平息的意思，可能因政府（或公署）平息了某次事件或解决某次骚乱而惠获。匾额楷书阴刻，沉稳有力，书法艺术较高。
以上所列，只是沿河匾牌林中之九牛一毛。随着社会发展，匾牌文化随之创新，其内容因情因物因景而定，如沿河谯家黔东革命委员会旧址和黔东特区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大会会址其文都在十字以上，书写排版格式也不同于古匾额。一些匾额还通过雕刻、粘贴古诗词，悬挂在办公室和家居墙上。 现代匾额，材料多样，工艺纷繁，有木材、铝合金、玻璃等材料，有雕刻，粘贴，喷绘等工艺。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和进步，老匾额作为历史的影子和历史根源，承载着民族灿烂文明，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记忆基因，因而越来越显得珍贵，值得人们珍爱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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