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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知杂侍御史谢景温（续一） 谢燕颉 元丰七年七月，经历“乌台诗案”后，从黄州团练副使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时，苏轼经过南京，还专门拜见了早已辞相归田的王安石。 二人交游有一个多月，进入了感情的最好时期。《苏轼文集》中就载有苏轼离开南京之后致王安石的两简。 如果王安石在此前的政治斗争中存在人品问题，决不可能得到此时已是文坛领袖苏轼的拜谒和交游。 如果说苏轼与王安石的政治较量还说得上光明正大、坦荡无私的话，那么苏辙则恰恰与此相反。苏辙在《诗病五事》中表露：“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 在《颖滨遗老传》中，苏辙还影含王安石不肯为商州军事推官制词之恨。晚年连梦中做诗，也在斥责王安石：“崇宁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公《梦古菖蒲》诗云：'一人得饱满，余人皆不悦’。王介甫在侧，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苏辙很温和，但做人不够忠厚。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写了一些反对变法的诗文，被御史中丞李定等指控下狱，处境十分危险，无人敢救。谢景温的妹夫王安礼却从容面君，对神宗说：“自古有气量的君主，不以言语定人罪，今一旦将苏轼逮狱加罪，恐后人要说陛下不能容才。”神宗对此案本来就不准备深究，在王安礼进谏后，遂对苏轼从轻发落。 “苏颂等论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为辨于前。已而事下台，景温难违众议，始云定当追服。” 苏颂等人议论李定不为生母服丧，谢景温根据王安石指点，为他积极辨护。当此事到了御史台，谢景温风难违众议，才说李定应当追服母丧。 原来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也是变法的得力助手。其庶母逝世后，他只以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侍养，而隐瞒了事实，而不为庶母守丧。 其实李定原本也不知道这个庶母竟然是其生母，于是请求解除官职，回家侍养父亲。王安石正在用人之际，自然不答应，而将那些持异议者统统罢官。谢景温虽然曾经为李定辩护过，后来也并没有坚持到底。 苏颂（1020－1101），字子容，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同安区）人。庆历二年（1042），登进士第。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哲宗时拜相，后罢为集禧观使，绍圣四年（1097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徽宗立，进太子太保，累封赵郡公。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年八十二，追赠司空，后追封魏国公。宋理宗时追谥正简。著有《图经本草》、《新仪象法要》、《苏魏公文集》等。 李定，字资深。少年时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命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改为崇政殿说书。蕲解职，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贤殿修撰、知明州。元丰初，召拜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进知制诰，为御史中丞。迁翰林学士。坐论府界养马事失实，罢知河阳，留守南京，召为户部侍郎。哲宗立，以龙图阁学士知青州，移江宁府。言者争暴其前过，又谪居滁州。元祐二年，卒。李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 “又言薛向不当得侍从，王韶边奏诬罔，浸失安石意，然犹以尝助己，但改直史馆兼侍读。不敢拜，出知邓州。” 谢景温又说薛向不应当随侍君王左右，王韶的那个边疆上奏也是欺骗，于是逐渐失去王安石的信任，然而还是以他曾经帮助自己，但已改直史馆兼侍读。谢景温不敢再接受，于是自愿出知邓州。 薛向和王韶，都是王安石的亲信，谢景温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因而干扰了王安石变法的大方向，自觉没趣，自己看不出外放。 薛向，字师正。以祖颜任太庙斋郎，为永寿主簿，权京兆户曹。为邠州司法参军。以向知鄜州。入为开封度支判官，权陕西转运副使、制置解盐。罢知绛州，再贬信州，移潞州。神宗以为江、浙、荆、淮发运使。进龙图阁直学士。加枢密直学士、给事中、知定州。元丰元年，召同知枢密院。斥知颍州。又改随州，卒，年六十六。 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人，北宋名将。初任新安主簿，后为建昌军司理参军。熙宁元年（1068），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熙宁七年（1074），收回被吐蕃侵占的二十万平方公里故土，以奇计、奇捷、奇赏著称，京师好事者称之“三奇副使”。王安石下台后，被贬知洪州。又落职鄂州知州（湖北武昌）。元丰二年（1079）知洪州，晋封太原郡开国侯。元丰四年（1081）六月二十四日，发病生疽，洞见五脏而死。享年五十二岁，谥号襄敏。 “逾年，进陕西都转运使，以不奉司农约束，改知邓、襄、澶三州。” 过了一年，谢景温进陕西都转运使，以不愿受司农寺的约束，而改知邓州、襄州、澶州。 时提举杨蟠、沈披上奏将唐太宗、唐肃宗的陵寝全部赐给为小民为耕种田地，谢景温自然不肯服从其议，于是就在暗中说他坏话。 所谓“不奉司农约束”，说的是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曾布也以谢景温不奉承司农寺的约束，并指摘其奏议的过失，于是王安石遂对皇上说：“谢景温滥用法律，不称职。”就这样谢景温就知襄州，再知澶州。 “章惇开五溪，景温协力拓筑，论功进官，召拜礼部侍郎。复出知洪州、应天府、瀛州。” 章惇开发硖州五溪，谢景温同心协力，帮助开拓建筑，论功进官，召拜礼部侍郎。又出知洪州、知应天府、知瀛州。 熙宁五年（1072），荆湖北路察访使章惇兵分三路，征懿州、鼎州、硖洲（今安江）。改硖洲新城为安江寨，富州新城（今黔城附近）为镇江寨。继而征服五溪地区全部。 硖州，古代行政区划名，北周改拓州置，唐宋延续，北宋元丰年间改“硖”为“峡”，而后称“峡州”。硖州之地，在长江三峡之口，治夷陵（今湖北宜昌），明为夷陵州，即今宜昌。 谢景温因功论赏，召拜礼部侍郎。接着又被赶出京城，知洪州。 原来真正的原因是谢“景温奏疏陈边事，所言多上与执政密议，外人无知者。尚书左丞王安礼，景温妹婿也。上疑安礼泄之，恶景温交结迎合，故令出守。” 谢景温上疏启奏有关边境之事，很多都是宋神宗与执政的机密说话内容。于是宋神宗怀疑尚书左丞王安礼向大舅泄露了绝密的国家机密，而把获得机密的人赶走，却不把泄露机密的人赶走。 将谢景温赶到洪州，接着又赶到知应天府，最后赶到知瀛州，才算了事。 “右司谏王觌言：'瀛州妖妇李自称事九仙圣母，能与人通语言，谈祸福。景温在郡为所惑，礼饷甚厚，遣十兵挈之入京。数遣子慥至其处；补李婿为小史，使出入官府，崇大声势；至纵嬖妾之弟，醉欧市人。为政若此，尚何惜而不加谴。’于是罢知蔡州。” 右司谏王觌说：“瀛州妖妇李氏自称敬事的九仙圣母，能与凡人通话，预谈祸福。谢景温在郡州为她所惑，礼馈甚丰厚，派遣十个士兵送她入京。数次派遣儿子恭恭敬敬到她那里去；以命李氏的女婿为官府中供奔走的小差役，使他得以出入官府，从而造大声势；以至纵容爱妾之弟，酒醉殴打市民。为这如此，何尚惜之而不加谴责。”于是谢景温被罢知蔡州。 瀛州，北魏置。治所在今河间（隋置）。宋升河间府。 九仙圣母，即古代深谙军事韬略，法术神通的正义之神。《奇门遁甲》曰：“九天：干金之象，性刚好动。九天之方，可以扬兵布阵。” 谢景温到了瀛州后，发现了一个李氏巫婆。称“九仙圣母”附体，能与凡人通话预言祸福。谢景温不仅相信了她，还送给她很多礼物，并派人把她送到京城，让儿子去拜见她，又为她的女婿安排在官府做小差役，关怀备致。然而这个小差役的小老婆的弟弟仗势欺人，酒醉打人，以致牵连到谢景温，被赶去知蔡州。 这一赶再赶，最后把谢景温从礼部侍郎赶到了权刑部尚书。 “三年初，置权六曹尚书，以为刑部。刘安世复论之，改知郓州，再历永兴军。” 元祐三年初，朝廷置代理六部尚书，以谢景温为刑部尚书。于是刘安世又来议论他，让他改知郓州，再知永兴军。 在朝任侍御史之后，地位仅次于御史中丞，上朝或出外导从之仪颇壮，与宰执、中丞相同，皆由左右金吾卫使司“清道”，呵止行人，在殿廷中也十分活跃，知推问、弹劾、知杂事，可谓“无事不知”；而外放知军州府事，从知涟水军、知真州、知邓州、知襄州、知曹州、知澶州、知越州军、知潭州、知洪州、知蔡州、知永兴军、知应天府、知郓州、知郑州、知真定府、知成德军、知寿州、知永兴军、知扬州、到知河阳府，可谓“无处不知”。象“走马灯”一样，马不停蹄。 谢景温只认死理，惹人讨厌，但并没有犯什么死罪或重大过失，因此只能穿着小鞋，疲于奔命。 （四） 谢景温一生天真无邪，温文尔雅。被弄得如此狼狈不堪，得从王安石变法这个大环境来分析。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政治斗争包括“党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王安石上台至宋神宗去世为第一阶段，司马光等反对派上台和章惇反扑为第二阶段，徽宗和蔡京上台开始第三阶段。第三阶段，谢景温已经不在世，但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均处在斗争的核心和漩涡中心。不懂得变法大局，也就立场不坚定，只讲事实，只办实事，两面不讨好，最后孤立无援。 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章惇、舒亶等是一拨，曾公亮、赵抃、富弼、吕诲等元老重臣是一拨，大内的后妃、近臣又是一拨。欧阳修、张方平、范镇不会长久沉默，司马君实也不会真的置身事外。 北宋皇祐元年（1049），谢景温中进士，授太常寺太祝。 至和中（1054），谢景温任汝州（河南临汝）通判，后转莫州（河北任丘）通判。 据《宋会要辑稿》载： （治平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江东路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谢景温降通州通判，坐修万春圩不当也。 治平元（1064）十月二十八日 ，江东路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谢景温降谪通州通判，坐罪复修万春圩不得当。 据《宋史》卷九十六列传第九十六载： （熙宁二年）（范镇）举苏轼谏官，御史谢景温奏罢之；举孔文仲制科，文仲对策论新法不便，罢归故官。（范）镇皆力争之，不报。即上疏曰：“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请谢事。臣言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坏人伦，逆天理，而欲以为御史。御史台为之罢陈荐，舍人院为之罢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为之罢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李师中。及御史一言苏轼，则下七路掎摭其过；孔文仲则遣之归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圣鉴乎？言青苗有见效者，不过岁得什百万缗钱。缗钱什百万，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议者之家，盖一出于民耳。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 熙宁二年（1069），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举荐苏轼任谏官，御史谢景温上奏附上他；又举孔文仲制科，孔文仲对策论述新法不方便，从而罢归故官。范镇皆极力争取挽回他，留中不报。立即上疏说：“臣的话既行不通，已无颜复立于朝堂之上，请求辞职。臣说青苗法不见听从，宜去之一；举荐苏轼、孔文仲不见任用，宜去之二。李定逃避服丧，于是不认生母，损坏人伦，逆行天理，而想任为御史。御史台为之罢黜陈荐，直舍人院为之罢黜宋敏求、吕大临、苏颂，谏院为之罢黜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君罔上，以制造边事，事情败露，则置之不问，反而为之处怪将帅李师中。当御史一言说苏轼，则让水陆沿途七路调查其过失；孔文仲则遣责他回任。以以此二人比较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过圣上鉴别吗？说言青苗法有见效果者，不过每年获得数百万串钱。串钱数百万，并非出于天，也非出于地，更非出于建议者之家，一概出于广大民众。民犹如鱼，财犹如水，养民而尽其财，譬如养鱼而竭其水。” 王安石突然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则“封还词头”。 所谓“封还词头”，这是一种封驳方式。发端于唐代形成于北宋仁宗朝，主要由中书舍人职掌。以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为主、给事中封驳为辅。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对于修正人事决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相较于单一的给事中封驳，无疑也是制度上的进步。这种模式也是三省制转变为一省制过程中封驳制度的必然转变，但这一行政程序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决策。 范镇（1007—1088），字景仁，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卒于哲宗元祐二年，年八十一岁。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举进士第一。仁宗时，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生平不信佛事。尝请立太子，面陈恳切，至泣下。前后上章十九次，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后为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在政治上，范镇支持司马光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劾青苗法扰民，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后职官致仕。哲宗即位，起为端明殿学士，固辞不拜。累封蜀郡公。镇少时尝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辽人目为长啸公。卒，谥忠文，赠右金紫光禄大夫。镇著有文集及《东斋记事》，凡百馀卷，《宋史本传》及《四库总目》传于世。 李师中，宋州楚丘县（今河南商丘梁园区或山东菏泽曹县）人，徙居郓（今山东菏泽市郓城县）。年十五，即上书议论时政，由是知名。后中进士。嘉祐三年，河渠司勾当公事，三司度支判官、兵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假左谏议大夫为吊慰使，度支郎中、知兖州，治平四年，直史馆、知凤翔府，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熙宁元年，知河南府，秦凤路经略使，尚书右司郎中、天章阁待制，知秦州，熙宁三年，降授度支郎中、知舒州，五年，知登州，七年，右司郎中、充天章阁待制、知瀛州，熙宁八年，牧使，历河东转运使。贬和州团练副使，稍迁至朝散大夫、右司郎中。元丰元年，卒，年六十六。元祐四年，追复天章阁待制。师中在先朝坐上书责授和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卒。《宋史》、《东都事略》有传。著有《珠溪诗集》，词存《菩萨蛮》一首。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己酉，1069）载： （熙宁二年四月）是月，并臣准诏议学校贡举，案：《十朝纲要》：四月戊午，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寮共议贡举法。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云云。案：《东坡集》载此议，作熙宁四年正月具议状。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全文通鉴》、《玉海》、毕沅《通鉴》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传、薛应旂《通鉴》，则依《集》作四年。然据《十朝纲要》、《玉海》，诏议在二年四月，具议自应在二年五月，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去下诏日几及二年始具议；况《长编》四年原书俱存无阙，正月并未及此议状。 考王宗稷《东坡年谱》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具议。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浙灯疏》，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未尝以一言辨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 然《谏买浙灯疏》，《纪事》亦系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长编》无文，《年谱》所载核以《长编》，歧异殊甚。 据《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诏江淮、湖北转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以闻。”谢景温奏劾故也。景温与安石连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轼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补。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令通判颍州。上批出与判杭州。 注云：轼通判杭州，不得其时。又云：轼自此留京师几一年。明年夏末秋初及出都，由陈州赴杭州。轼有与其兄书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 今因谢景温劾奏遂附见。景温劾轼疏已附注三月丁酉。 又《长编》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 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据此，则劾奏诬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 窃疑《年谱》之误，盖由苏子由所撰《东坡墓志铭》有云：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对，且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之。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 以上篇幅太长，从略。苏轼因父亲苏洵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逝世，守丧三年，应是熙宁二年（1069）满回京。一旦复任，苏轼就立即反对贡举法变法。 谢景温当初弹劾苏当轼居丧服除，往复起先贾贩，熙宁三年八月癸亥诏令江淮、湖北转运司调查李师中进行调查，结果一无论所获。苏轼有自知自明，请求外放。皇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省认不可，拟令为颍州通判，最后皇上批示为杭州通判。 疑点重重，至今难明。虽然谢景温比苏轼年长十六岁，并早八年中进士，但他们是一对忘年之交，然而一次出游回来后就分手了。 据说苏轼应邀与朋友谢景温一同出游，途中发现一只受伤的小鸟，谢景温抬脚将小鸟踢到路旁。苏轼却表情凝重，一言不发。来到一座独木桥前，上有瀑布飞下，下有深潭翻滚，桥下急流奔湍，景色异常壮观。苏轼见桥面极窄，不禁胆战心惊，不敢过桥。谢景温见此拉起苏轼的手向桥上迈去，而苏轼却本能地把手抽了回去，自己大笑着走了过去，苏轼则留在桥边发呆。这次出游回来之后，苏轼便与谢景温绝了交，从此不再往来。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苏轼胆小如鼠，但是他一再上书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确实令人费解。 据《宋史》卷二百九十一列传第五十载： （李）复圭字审言。……。熙宁初，进直龙图阁、知庆州。夏人筑垒于其境，不犯汉地。复圭贪边功，遣大将李信帅兵三千，授信以陈图，使自荔原堡夜出袭击，败还，复圭斩信自解。又欲澡前耻，遣别将破其金汤、白豹、西和市，斩首数千级。后七日，秉常举国入寇。御史谢景温劾复圭擅兴，致士卒死伤，边民流离，谪保静军节度副使。岁余，知光化军。张商英言：“夏人谋犯塞之日久矣，与破金汤适相值，非复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内铨，知曹、蔡、沧州，还为盐铁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荆南，卒。 李复圭，字审言。……。熙宁（1068）初，进升直龙图阁、知庆州。西夏人筑堡垒于其境，不犯汉族地区。李复圭贪立边功，派遣大将李信领兵三千，授李信以阵图，使他从荔原堡趁夜出袭击，大败而还，李复圭斩李信自我解脱。又想洗刷前耻，派遣别将攻破其金汤、白豹、西和市，斩首数千级。后七日，西夏惠宗李秉常举国入侵。御史谢景温弹劾李复圭擅自兴兵，以致士卒死伤惨重，边民流离失所，谪降为保静军节度副使。一年后，知光化军。翰林学士拜尚书右丞张商英说：“西夏人谋求侵犯边塞之日很久了，与攻破金汤恰好值得，并非李复圭生事。”于是召判吏部流内铨，知曹州、蔡州、沧州，还为盐铁副使，以集贤殿修撰知荆南。 （五）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据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庚戌，1070）载： （熙宁三年正月）丁酉。（《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诏江淮发遣湖北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实以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奏故也。原注：景温劾轼已附注三月丁酉。轼例当作州，亦见彼注。案：原文及注，今已俱佚。） 戊申，安石独对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长编》卷二百十谢景温举御史条载：先是，安石独对上云云一段。原注：云：此安石三月十六对上语。今据原文辑此。） 熙宁三年正月丁酉日。《长编》卷二百十四说：熙宁三年八月癸亥日，诏令江淮发遣湖北运司调查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时，往复进行商贩，以及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招供查验，见苏轼妄冒出差借兵卒事实以上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上奏引起的。原注：谢景温弹劾苏轼已附注三月丁酉日。戊申日，王安石单独对皇上说：“陛下知道今日所以议论纷纷吗？”皇上说：“此是由于朕设置台谏不得其人。”王安石说：“陛下对待群臣无心术，数次失去良机，另置台谏官，恐性但如今日处置也不能避免其议论纷纷。”（原注说：此王安石三月十六对皇上语。） 据《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九食货上四载： 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岁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韶指极边见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诏遣王克臣等按视，复奏与师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见韶所指何地，虽实有之，恐召人耕种，西蕃惊疑。” 侍御史谢景温言：“闻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窦舜卿奏：“实止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 中书言：“起未尝指甘谷城地以实韶奏，而师中前在秦州与韶更相论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闲田，自著作佐郎责保平军节度推官，师中亦落待制。其后韩缜知秦州，乃言：“实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遂复韶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 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事。熙宁三年（1070），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说：“听说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傍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疑有上万顷，治理千顷，每年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评论说：“王韶所指极边远看见的地方要招弓箭手的地方，恐怕秦州越来越多的事。”诏令派遣度支判官王克臣等查看，复奏与李师中相同。再下诏吏部流内铨沈起，沈起上奏：“没看见王韶所指何地，虽实是有的话，恐怕招人耕种，西方外蕃会惊疑。” 侍御史谢景温说：“闻知沈起乱指秦州甘谷城弓箭手地，以杜塞王韶之乱说。”而刑部侍郎窦舜卿上奏：“实际只有闲田一顷四十三亩。” 中书省说：“沈起未曾指甘谷城地以证实王韶所奏，而相李师中前在秦州与王韶更相评论上奏，互有曲直。”王韶遂以妄指闲田，从著作佐郎责罚为保平军节度推官，李师中也落等待诏命。其后韩缜知秦州，乃说：“实际有古渭寨弓箭手没请的空地四千余顷。”遂复王韶故官，从其所请执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年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令罢去缘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 据《宋史》卷十一载： （熙宁三年四月）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上批监察御史张戬、王子韶并落职知县。 熙宁三年（1070）四月，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高雅，与王安石相善，又与王安石弟王安国通婚。先是，王安石单独召见对话时，问皇上说：“陛下知今日之所以议论纷纷吗？”皇上说：“这是由于朕置台官、谏官不得其人。”王安石说：“陛下遇见群臣无能，数度失去良机。另置台官、谏官，但是担心如今日这样处置，也不能避免其议论纷纷。”于是专用放景温。皇上批准监察御史张戬、王子韶一起降职为知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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