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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疏”是在朝官员专门上奏皇帝的一种文书形式，如京兆尹张敞上疏汉成帝，谏议他纠正为政过失，“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虚语，游心帝王之术”：萧望之上疏谏说元帝“选明经术者为内臣，与参政事”，“纳谏忧政”；薛宣上疏成帝，斥责当时“吏多苛政，政教烦碎”等，皆是多被称道的史例。
“上书”战国以前臣下奏谏陈词，都用上书的名称。古代“言笔未分”之时，不分君臣，互相来往都用书，秦虽改书为奏，但因为离古代还不太远，所以仍然有人用书。唐代偶尔用“书”作为外交文书的一种。唐代以后就很少使用。
“上书”言事是儒臣规谏君主、实施伦理制衡的重要方式。臣民上书可以分为“上书”、“上疏’和‘上封事”等三类，上书是臣民向皇帝进言所采用的最常见的形式，《汉书》中记载了颇多臣民上书事件，著名的如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之穷兵黩武政策；徐乐上书言秦土崩瓦解之失；魏相上书谏止对西域用兵；名儒鲍宣上书诉民众“七亡七死”等。 “上疏”是在朝官员专门上奏皇帝的一种文书形式，如京兆尹张敞上疏汉成帝，谏议他纠正为政过失，“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虚语，游心帝王之术”：萧望之上疏谏说元帝“选明经术者为内臣，与参政事”，“纳谏忧政”；薛宣上疏成帝，斥责当时“吏多苛政，政教烦碎”等，皆是多被称道的史例。 至于上封事，则是向皇帝进谏的带有机密性文书，《汉书》中上疏和奏封事的实例约百余次。汉代臣民向皇帝进言事项范围广泛，其中对皇帝的伦理批评占了突出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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