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药丸绑架了你的中年

2017-10-10  Lesley_cc


节后开工,你吃药了吗?

还没来得及补觉呢,假期就完了。

该加的班还得继续加,该掐的架还得继续掐,无他,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随份子刷爆的信用卡能不能还上,取决于接下来三个月能不能完成KPI拿到年终绩效奖。

有多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对活宝的吃瓜群众,恨不得一睁眼先嗑下一粒痛痛不见丸一剂十全大补丹,才能忍着浑身脑袋疼起身,打着鸡血面对喧嚣而惨淡的又一个工作日?



拿我来说吧,这篇稿子,就是约会潘神之后的产物。

只不过,这潘神不是希腊神话里爱跟美女厮混的吹笛子牧神,而是Panadol——主要成分为对乙酰氨基酚的非处方止热镇痛药。

在我生活的大土澳,甭管是感冒发烧牙疼头痛,还是大姨妈电脑腰,基本上就靠这味神药。花几十刀挂号看医生,医嘱八成是多喝热水加一潘,自己搞定,无非也是多喝热水加一潘。

说来也巧,跟阿潘约会之余看新闻,一个乐观派的网红经济学家说,中国人和美国人生活方式之间的差距,正在前所未有的趋同,消费升级时代,满地是钱,英特纳雄耐尔的幸福世界,眼瞅着就要实现。

然而,或许是出于学院派科学记者根深蒂固的怀疑论,或许只是因为头痛欲裂的时候和乐观主义根本没法保持一个频道,手拈药丸,面带冷笑,我只能报之以呵呵:


你怎么知道这天下大同,不会是大家一起“钱不能省、药不能停”?



在最新一期的《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s)杂志上,密歇根大学的内科医学教授崔慧珍(HwaJung Choi,音译)和劳动力经济学家罗伯特·舍尼(Robert F. Schoeni)分析了美国老龄化研究所和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多年收集的人口健康数据后发现,如今美国中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并没有随着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和近半个世纪来医药技术的进步而变得好起来。


事实上,如果单看这群人的个体自我健康评价和求医问药的频率及支出的话,甚至可能还要比他们父母当年时更接近“垮掉一代”的表面定义。

要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先得知道讨论的这群人是哪些美国人。他们是所谓的X世代(Gen X),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普遍没挨过饿、没打过仗、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上一代人,但又比下一代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机遇。


他们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热潮,即使不见得所有人都能成为信息时代的新经济英雄,但多数人还是藉着腾飞大势完成了大规模阶级跨越,物质上十分富足,文化消费丰富,幸福感因此通常被认为要远远高于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



然而,按照这项新研究和罗伯特·舍尼此前在多本学术专著里披露的分析结果,以为这得天独厚的一代从此就可以像童话里的公主和王子那样“永远特别快乐幸福地生活下去”,实在是图样图森破了。

虽然仍正当壮年,但这些人却比上一代同龄时更多地为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下降所困扰,更多地抱怨没力气起床上班、没精力日常购物,也更早更多地依赖各种各样的药丸儿——止疼的,抗过敏的,晚上帮助睡觉的,白天提神醒脑的,暴饮暴食后控制食管反流的,节食减肥时补充营养物质的,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的,生发的去皱的增肌显瘦的……


与此同时,记得定时定量服用这些药丸儿,本身又构成了一项史诗级任务,让许多人觉得应接不暇,中年危机感进而乘三。



虽然在本项研究中并未涉及,但值得对照参考的是,最近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先后爆出的鸦片类止疼剂滥用危机,尽管在新闻中出现的受害者形象通常为叛逆的年轻人,但根据各国疾病控制中心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45岁到54岁的中年人,才是因此类止疼剂滥用而死亡率最高的一群人。


研究指出,他们更容易因慢性疼痛而从医生手中获取处方,有经济实力保证药物的充足供应,但却也因此更容易成为药物成瘾和过量致死的牺牲品。

但你知道让整件事变得荒谬起来的是什么吗?

在上面提到的那项新研究中,对生于不同年代的人进行的身体功能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以爬楼梯、举重物等客观标准评价的话,代际之间根本就没什么显著差异。

这其实和近年来多项观察性人群研究的结果保持一致: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温饱阶段之后,虽然人的预期寿命显著延长,个体和政府在医疗健康上的开支也会不断增加,但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现在的中年人一定会比其父母一代在同年龄段更加健康。


当然,反过来看,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


担心这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更不健康——无论假想敌是PM2.5、地沟油还是在电脑前久坐——至少从现有的大规模证据来看,恐怕亦是杞人忧天。



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专家小组指出,当谈起老年歧视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一下子联想起把老人视作负担和消耗的成见,但事实上,“40岁是新30”、“70岁是新60”这一类看起来积极乐观的说法,也代表着老年歧视的另一面。这一面或那一面,照见的,都是我们在进步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内心妄念对现实力场的滑稽扭曲。

事实真相是,同龄人彼此间遗传基因、生活环境和机遇、决策、行为可能相差巨大,而相当一部分与衰老相伴的病苦与窘境,是由伴随个体整个生命过程的日积月累的健康不平等所导致。

用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话翻译一下,你富或不富,补或不补,生老病死就等在那里,不增不减,不离不弃。

那么,为什么看上去,我们都跟《西厢记》里的张生似的,一下子有了一副“多愁多病身”呢?



有一层健康研究者通常不愿意捅破的窗户纸,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份报告中以相当巧妙的委婉方式被阐述出来:“老龄化对于卫生支出的影响远远小于一些其他因素。

例如,美国1940年到1990年间(迄今为止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阶段)老龄化对卫生费用增长的贡献仅占约2%,而同期由技术变革导致的卫生费用的增长占38%-65%”。

这又是在说啥?

举两个小栗子:有多少同学知道,万能潘神Panadol,就是小时候门诊大夫开的几分钱一片儿的扑热息痛、国货大名必理通?

又有多少同学知道,漫天种草的神奇天然木瓜膏,主要有效成分,乃是学名矿脂、源自石油、药店里恨不得论斤卖的白凡士林?

再送上两把大实锤:在过去10年中,越来越多设计严谨的循证医学系统综述(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s)表明,支撑起数万亿美元市场的营养补充剂产业和常规肿瘤筛查,不但可能对促进人群平均健康水平没啥作用,在特定情况下,还反而对使用者有害——比如大量摄入号称可以增强免疫力的β-胡萝卜素补剂,已经被证实与肺癌及心脏病风险增加有关,再比如在英美澳由国家医保重金资助的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筛查,被证明至少半数以上情况存在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的问题。


尤其引人深思的,还包括日前发表于《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的论文。


事实上,随着年龄增长,对健康的关注增加,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给自己或所爱之人买补品、做体检、吃好药、接受昂贵治疗,很多时候,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安慰剂效应——宁可信其有,希望总是好的。


但德国汉堡-埃彭多夫医学中心的研究小组却发现,当志愿者被告知或暗示所试用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时,大脑前额叶皮质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的痛觉感应通路,会在使用较昂贵的那种产品——虽然实际上只是安慰剂——时变得活跃起来。

同样的药膏,装在贵妇范儿的瓶子里,涂抹后报告出现疼痛等副作用的几率,就会高达30%,是村姑版的近10倍。


这实际上又与近年来一系列关于疼痛的研究结果内中暗合:把作为身体和情绪报警信号的疼痛当成疾病本身来治疗,很可能意味着打开了一个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潘多拉盒子。



当然,拉拉杂杂说了这一大堆,并不是在宣扬医学虚无主义——有病得治,该吃的药得吃,三五不常会个潘神没啥大不了,要对过去一百年中医学进步为整个人类带来的福祉心怀感激。


但与此同时,前车之鉴,他山之石,也在提醒身处全球化时代、站在人生半途的我们:


比中年危机和老年焦虑更凶险的,往往是对这两者的无端恐惧,以及在恐惧情绪主导之下的无病乱求医。


不要随便让本应由自己主导的健康,变成别人的KPI。

也不要让所谓的“生活方式药丸”,绑架了你下半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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