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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有句流行词叫：大清药丸。大概今天是最适合拿出来讲了，不过，不是药丸，是已经亡了，亡在106年前的今天。
读历史，最怕的就是唏嘘与尴尬。 唏嘘的是，楚望台的枪声，还在耳边震荡，震垮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我们是亚洲第一个起跑，冲向自由社会的国家。然鹅，后来，后来，在第一个栏杆的时候，我们的脚崴了……
尴尬的是，当年在菜市口英勇就义的“戊戌六君子”遭遇的百姓，106年后复活在21世纪中国的互联网。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 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 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别磨磨蹭蹭！快杀快杀！” 在当时老百姓眼里，“戊戌六君子”根本不值得半点同情，他们都是一群瞎折腾的“白脸奸臣”，正如维新派也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药一样。 如果“戊戌六君子”活在当代，罪名大概不会只有“乱臣贼子”那么单调，他们会变成汉奸-嫖客-日杂-美狗-敌对势力。 1900年12月2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以《缺乏民意支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为题直言不讳的说：
泱泱神州，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戊戌志士们（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悲壮而激越的呼号，哪怕是石破天惊的狮子吼，一进入这个“黑洞”也变得杳无踪影。 为什么？这么一问就更尴尬了，千年前的孔子早就道破了真相：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国的传统政治最怕的就是老百姓知道真相。长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粮纳税以外，对国家大事向来漠不关心。国民与政府在构成国家政治方面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在名著《论自由》中有一段话，是对中国现实最好的注脚：
大清亡了吗，亡了。 大清真的亡了吗，好像也存疑。 如果你同时看过中、港、台三地的冲奥片《战狼2》《一念无明》《日常对话》三部电影，就会顿感这正是此时此刻三地社会氛围最直观的映射——大陆民族主义当道，爱国情绪高涨、香港是躁郁之城里压抑至极却仍在伪装正常的社会心病、而台湾今年刚刚成为东亚首个同婚合法化国家。
中国的现状是什么？是一大部分人在电视电影上，看着《战狼2》等的表演，自信满满，乐不可支，感到活得很幸福； 中国的现状是什么？是一小部分人在网络上，看着《出租车师傅》无故消失，怒不可遏，感到威胁逼近。 中国的现状是什么？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两部分人，谁都说不服谁！是悲哀！
鲁迅笔下的阿Q，听闻革命到来，都想造反，于是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老爷秀才们当初不知就里，对阿Q低声下气。到了假洋鬼子回来，阿Q想参加就不被准许……。
今天，“革命”的“正典”掌在赵家人手上，其余想革命的，赵家人一律打成“反革命”。于是，所有人都被迫成为阿Q。
这样一来，“革命”就只得变成一种隐喻，隐喻一种狂欢，隐喻一种态度。在隐喻的世界，甚么都是革命，也就使革命甚么也不是。
可是，对中国人来说，“辛亥”却不是隐喻，而是这里有着历史的轮回和宿命。 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不过是106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但，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起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上，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其臣民，而其孙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
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自由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云：天下大势，浩浩荡荡。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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