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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及版权声明 这篇文字摘自《金文声藏王凤山派快板唱词》的序言。2009年10月，我通过朋友找到这本书--朴素的装帧，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但我总感觉这本书分量颇重，如金先生所说：“近年来，有一些出版物发表的王派（快板）唱词，有的不是很准确，为了不至于贻误后学，特将我所收藏的唱词编辑成册，以供王派爱好者们参考……我也不敢说我的词准有多么正确，但是我是怎么学的就怎么写，有些地方稍微作了一点整理，力求合乎情理并能演唱……”以金先生老迈残病之躯，尚存这样一份责任感，是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的。——君子剑 最早发现王凤山艺术的是济南文化局的赵锡武，后来就在济南经五路纬五路的中山公园文化馆成立了一个快板书训练班，培养业余快板爱好者，为宣传党的政策服务。王凤山自己教不了，就由我和他一起教。一个小时给两毛钱，我们两人教一次课能给个一块钱左右。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当时王凤山有两位夫人，王凤霞（马秀凤）和王凤云，都是唱快板的，他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文元（小锁子），二儿子王文喜（小喜子）。由于旧社会的婚姻，王和夫人就离婚了，法院判王凤山给每位夫人200元。 王当时也很拮据，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就找我商量，“金刚，你看这事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钱。本来是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干，这一来他耍单儿了。我答应和他一起干，都各自唱单的，也唱对口，他再搭一个洋片架子，他会拉洋片，我们也说相声。不过指着撂地累死也赚不出400元，我又出了个主意，干脆咱们“挑汉子”（就是卖药糖）吧。 我认识一个解放前串花巷的老头，解放后改卖药糖。他用很少的沙板儿糖，拿发酵粉酵起来，然后自己再配成各种口味的凉糖。他外出做生意时总拿鸟笼子带着个松鼠，还有一个玻璃管，一边一个球，里边有半管水，拿手一攥水往上走，说是试人的体力，其实都是“生意”，骗人的，不管体力如何一攥手也往上走。 我一下子想起他来了，我说我去和他商量商量，让他给咱们熬点药糖，咱们“挑汉子”。那时撂地是一分钱一段，卖药糖是一毛钱一包，唱不要钱。本钱很有限，又从我另外一个朋友那儿买了一批肥猪粉的口袋儿，我就搬到他家去住了，因为晚上要包药糖。他住三间屋，搭两个铺，有他的老娘和小锁子。我们晚上一干就是半宿，熬好的药糖得掰开，还不能掰碎，装好了兜还用糨子刷，于是我和王凤山开始了卖药糖的生活。 转眼到了1955年，说实话，王凤山在济南不是多响，其实济南还就他一份儿快板。孙少林为人很好，但是脾气很不好。王凤山就不愿意在晨光再待下去了。 晨光一组台时有一位相声演员王树田，能学四大名旦，唱得很好，和孙关系不太好，就去了武汉。王凤山就给他写信，王树田邀请他去武汉演出，同时要求把金刚带来，因为缺一场快书。 我由于刚结婚不久，同时也害怕不“过口”（即当地观众不适应口音），但又答应了对方，所以就推荐黄庭栋（即黄枫，黄宏之父）和他去。后来据说到了武汉后，也是因为“不过口”的原因，业务不好，就没有干长，最后到了天津，通过京韵大鼓名家林红玉参加了城厢区曲艺队，当时桑振奎是队长。 当时，由于天津电台成立了曲艺团，李润杰的快板书很受欢迎，但下属三个队中就他一场快板，赵魁英就想再增加一场快板。当时就挑选南开区的胡振江和城厢区的王凤山，经过“验活”，就把王凤山吸收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 本来王凤山父子是一场买卖，但没有要小锁子，实际小锁子唱得很好，可以说胜过乃父，但由于年轻“不压典”。王凤山一去电台，黄枫也耍单儿了，正在这时，东北来约人，黄枫于是就去了哈尔滨。 当时天津电台曲艺团缺三个曲种，没有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傅永昌刚走）、西河大鼓，王凤山一度写信叫我来天津。我总感觉地方曲艺进天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又听说黄枫也走了，与其到天津打不火，还不如在山东继续演出，所以我就不想来。 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唱山东琴书的演员崔金霞（实际上是徐州琴书），她是我的师妹（琴书和快书是一个门户）。其夫郭昌颐（即郭秋临、郭冬临之父）唱山东快书，是跟我学的，其母杨四喜，为其伴奏，崔唱得很好，来到天津后演出效果非常好，后来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天津，去了长春。 我有一个师兄弟叫安和顺，是山东一员名将，他是使“小孩子”的（即《双镖记》，黄天霸和黄九龄的故事），其中包袱很多。他在佳木斯干火了，但是累得吐了血。他使了园子400元的路费，还不起了。于是他跟园子商量走马换将，介绍我去演出。 园子的老板来济南“验活”，看完了同意叫我去，我想不能看着安和顺困到东北，一到佳木斯就给安和顺路费叫他回来。虽然我在济南干得不错，但出于同门的义气，我便赶到东北。 济南有一趟车151次，直通佳木斯，那年头作艺的不懂得坐卧铺，也不是我们这行人坐的，有座就很不错了。我就托人买了张票，还是靠着窗户的。我从济南一上火车，就听见坐车的闲聊，说是沧州起会了，有的人是从德州上车去沧州赶会的。那年头在会上能“干买卖”（撂地演出），能挣钱。我就打听几天会，人家说是三天会，可能是药材会。 我的火车票是七天有效，那时的车票还可以继续用，作艺的人谁看见钱不挣呢？我的买卖又是武买卖，到那儿准能抢下来，所以我到了沧州就下车了。干了三天会，那时我的“活”路子很野，我在马戏棚对过和他们顶着干。三天挣了四五十块钱，东北园子老板给我100元路费（其实当时坐火车13元就能到），我除去出门时给家里留下点生活费，身上还有二三十块钱，所以我身上一共有不到一百块钱。 我回到火车站，签完票又上了151次车。累了三天了，腰里又有钱，而且签字的票就没座位了，我就直接奔餐车去了。我寻思等到了天津，下车的人多，我就有座位了，索性在餐车里多待会儿。 那时餐车的规矩2毛钱一份饭，一个菜一个汤一碗米饭。但是旁边个个牌子，可以加菜，加一个菜一毛钱。我要了一份饭，又加了两个菜，我兜里还带着酒，一共是4毛5。服务员还看看我，因为我那时才20来岁，他心想一个小孩还加菜，就把票撕下来了，“交钱。” 我一摸口袋，坏了！上车时口袋叫人剌了。我当时都傻了，好在车票还在，但钱夹没了。旁边还有很多人排队呢。我怕寒碜，“哎哟！我把钱夹忘座上了，我回去拿去。”我就没敢回餐车去，我直接找到列车长，我说我有车票，钱包被人剌了，我现在身上一分钱没有，我还得到佳木斯，这可怎么办？ 他说：“前边快到天津了，你天津有熟人吗？”我说：“没熟人我也不怕，因为我是干文艺的。”“要不你到天津先下车，我给你写个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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