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

《国富论》的最后一篇，即第五篇，是“论君主或国王的收入”。这一篇说的是财政问题，在说完了市场作用之后，最后对政府行为进行探索。

斯密认为，君主或者政府有三个义务。

第一个义务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为此，要建立国防。

第二个义务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机构。

第三个义务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包括教育在内。

今天大家都知道，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财政，提供公共品，维护社会正义，而《国富论》最早探讨了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政府做事，得有收入，接着，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

第一，平等。“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不管贵贱，都要纳税，免税特权应该废除，原因在于过去的贵族阶级是不纳税的。

第二，确定。“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

第三，便利。“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纳税的环节、方式，要考虑到纳税人的方便，不要捣乱。

第四，节省。“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

这四项原则，直到今天，仍是指导各国税收的圭臬。

总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论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分配论，论证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提出并论述了自由贸易理论，匡正了过往理论的谬误，提出了政府行动的范围和赋税的基本原则。这一切，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斯密在书中还三次提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

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土地耕作得最好、人民最勤劳、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500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做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

中国下层人民的穷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的邻近地区，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在陆地上没有住所，长年累月生活在河港的小渔船上。他们能找到的食物极端贫乏，以至于任何一条欧洲轮船上扔下的最肮脏的残余食物都成为他们渴望打捞的对象。

然而，中国虽然可能是停滞了，不过似乎还并未后退。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城镇，也没有曾经开垦过的土地荒芜。

本书里有些警句，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比如，“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对自己幸运妄加猜测，比对自己才能过于自负，恐怕还要更普遍些。”

“每一个人，对得利的机会，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过高的评价，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都做了过低评价。”当我们炒股票没有见好就收，以致亏损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肯定会有所感悟。

当然，任何书都有缺点，《国富论》最明显的缺陷也许是啰唆，有人就说过，如果你隔几十页读，意思还是连贯的。也难怪，斯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书能够成为经典的著作，开创经济学，他不过是随性写作而已。初创的伟大作品，都有粗糙的毛病。

我喜欢《国富论》这样的书，有生活味道，有现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