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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灵 华贵雍容——晋国玉器艺术与赏析

 天宇楼33 2017-10-12



吉琨璋


9月24日,山西博物院“晋界”讲坛继续向大家推出2017年第七讲,本次讲座的主讲老师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吉琨璋,吉琨璋老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参加过侯马台神古城、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主持了绛县横水1号墓葬、羊舌晋侯墓地、曲沃望绛战国墓地等项目的发掘。参加《乔村墓地》、《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中国玉器通史》的编写,著有《地下世界-中国古代墓葬文化》一书,发表数十篇研究文章。


吉老师此次讲座主题为“天地之灵 华贵雍容——晋国玉器艺术与赏析”。在周代,玉是礼的象征与载体。曲沃-天马遗址晋侯墓地经过系统、科学、完整的发掘后,共清理出9组19座晋国国君和夫人的墓葬,其中多半数的墓葬中都出土有玉器。目前,西周时期周天子的墓葬尚未被发现,现在发掘所见最高等级的墓葬为诸侯级别。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代表了西周时期玉器的最高水准,尤其是以璜为主的组佩,无论是在品类,还是在艺术特征上,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讲座与观众一起分享晋国玉器艺术成就,共赏山川之灵的玉在历经礼的塑造、历史洗礼后的华贵雍容。


以下即是讲座内容概述,与大家共享


此次讲座主题为“天地之灵 华贵雍容——晋国玉器艺术与赏析”。要深入了解晋国的玉器必须将其知识背景放置在整个周代的玉器系统里去认识,而要了解周代玉器又要将其置于中国近八千年的玉器文化中去认识。中国人喜欢玉、爱玉,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将这样的文化保存下来。在周代,古人更加看重人与玉的关系,认为玉能辟邪并带来吉祥。


一、周代社会特征及用玉观念


认识晋国的玉文化需要从周代的社会特征入手,晋国的历史与周代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西周初年成王“剪桐封唐”,之后才有了晋国的建立。周代最重要的两个社会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周灭商后,面对比原来大得多的国土施行“封邦建国”的管理制度,将周氏宗亲、灭商功臣和先代贵族分封在各地以维系统治。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人分封的主要区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沿关中地区一路向东,经山西南部、河南洛阳地区直到山东半岛。在《国语·郑语》更是记述了西周晚期以成周为核心的当时中国政治版图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隨、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分封制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之久,虽然说秦统一后郡县制开始成为地方主要行政制度,但分封行为从产生一直到清朝依然存在。



在“分封制”的框架下周人又是如何进行政治权力的分配和交接呢?这样就涉及到周代另外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以嫡长子为大宗继承为天子,而在之下又逐级设置了诸侯、大夫、士、庶民、奴隶等阶层。这样以血缘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造就了西周时期“天下一家亲”的社会状态。这样的社会状态在很多史籍都能找到相应的记载:


《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不兄弟”。


《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那么在“天下人一家亲”的周代社会中,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这就是西周的礼制。今天的社会是法治社会,而在周代就是一个处处讲究“礼”社会。“法”强调外界的力量禁止人们的行为,“礼”主张人们从内心要求自己应该做什么,尤其在后来,宋明理学要求人们的自省也是“礼”精神发展的一种延续,当然这是后话了。在周代,礼制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政治上的制度在内,礼、法律、官制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政治、法律方面的规定都属于礼的范畴。


《礼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礼制将不同等级的贵族和平民联系起来,并把他们约束在相应的礼制范畴内,从而使周代呈现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在《十三经注疏》中我们可以认识周代“礼”的内容: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个部分。


吉礼即是祭礼。祭祀,包括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川林泽、四方百物等,也包括各种祀典,如外祭:郊(卜郊、牛牲、郊时、制度、仪节);雩;禜(日、月、星辰、云);望旅(山、川、河、海);社(社稷五祀、社圃、以人祭社、受月辰归月辰、禳灾、);灶、奥、祖、墉;七祀、五祀。内祭:褅、袷、绎、祊、尝、烝、归胙、祭田。


凶礼:丧葬、饥馑、战败、寇乱等。死葬、会葬、送葬、吊唁、賵、赙、唅、禭、葬期、墓葬、丧期、丧服、居丧等。


军礼:检阅、蒐狩、治兵、田猎、习戎、出师、犒赏、献俘、献捷等。


宾礼:锡命、朝聘、相见接待礼(郊劳、致馆、迎宾、献、会朝、贽见、妇觌、拜礼)、宴飨(揖让、礼乐、射礼、投壶)、盟会(盟辞、赴盟、设坛、除地、张幕、献礼、致餼、议事、享礼、争承、徵牢)。


嘉礼:婚、冠、燕飨、立储、庆贺、宾射等;即位、朝正、告朔、视朔、告庙、出行、巡守、躬籍、亲桑;举子、命名、幼教、冠、笄;婚姻、婚制、婚俗、婚仪(结言、納币、亲迎)。

    

在周代,青铜器和玉器是礼制的载体。周人将玉作为自己行为的榜样的原因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点:

1.玉本身具有的品质,人对玉的良好期望。

2.周人之前的五千年玉文化传承影响。

3.人与玉容易沟通。

    

在古代,很多人赋予了玉石美好的道德品质。在《管子·水地》中有记载:“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扬彻远,纯而不殽,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之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管子归纳玉有九德:仁、知、义、行、洁、勇、精、容、辞。

    

《礼记·聘义》中有记载:“夫昔者君子比德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之,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子赋予玉十一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

    

《荀子·法行篇》记载:“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荀子赋予玉七德:仁、知(智)、义、勇、行、情、辞。

    

许慎在玉《说文》中提到玉之五德:仁、义、智、勇、洁。“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李伯谦先生通过对中国玉文化的研究,将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装饰品为主的阶段。时代为公元前6000—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主要作为装饰品,典型文化有北方地区兴隆洼文化、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常见的玉器是珥饰玦、玉璜、玦、环等,晚期出现锛、斧等工具。

    

第二阶段以宗教法器为主的阶段。时代为公元前3500—2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红山文化中出现C形玉龙、勾云形器、丫形器、箍形器、玉龙、玉鸟、玉蝉、勾云佩等佩饰,良渚文化中有琮、璧、璜、冠形器、斧、钺等。

    

第三阶段以权力象征为主的阶段。时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1世纪中叶,以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中心聚落遗址为代表,常见玉器有王权、军权象征的斧、钺、鏚、戈、牙璋以及礼器琮、璜等。

    

第四阶段以礼器为主的阶段。时代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的两周时期,常见玉器是各种场合礼仪使用的圭、璋、璧、环、璜、珩、柄形器、组佩、覆面等。

    

第五阶段以生活、丧葬用器为主的阶段。自秦汉以绛,玉器逐渐失去神秘色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物件和玩好。重要遗址有南越王墓、中山王墓等。各种配饰、带饰、剑具、辟邪压胜类玉器、丧葬用玉等。

    

在《礼记·玉藻》中记载了周人与玉建立联系的方式。“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甚至形成了“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的风俗。周人不仅总结了之前几千年的中国玉文化,与玉建立了有效的联系方式,而且将玉纳入了礼制。总结出“六器”与“六瑞”的概念。《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其中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就是名为“六器”的玉器。关于“六瑞”则可见《周礼·春官》:周制,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考工记·玉人》:“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恒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郑玄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其中的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就是名为“六瑞”的玉器。

    

利用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现,可将周人用玉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层面:礼制用玉。

    

主要见于吉礼、宾礼中的祭祀、册命。有圭、璋、璧、柄形器等。礼制用玉中最具代表性就是玉璧,璧是玉礼器永远的辉煌、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古代最高级的祭祀礼器。我国境内最早见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新开流文化(公元前5500—4000年)。今天的西伯利亚一带、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出土的玉璧,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万多年前。文献中也有关于玉璧的诸多记载,《荀子·大略篇》:“聘人以圭,问士以璧,招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又《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所谓“好”就是中孔的直径,“肉”是由内廓到外廓的尺寸。肉径大约等于整件玉器直径的三分之二的小孔者为玉璧,是天子向才志之士虚心请教的凭证;孔径为整件器物直径的一半是“环”,因“环”与“还”同音,故用作召回被贬臣属之象征;大孔者为瑗,是天子召见下臣的凭证,也是搀扶君王时手执之物;有缺口的半环形玉璧为玦,汉代《白虎通》称:“玦,环之不周也。”《广雅》说:“玦如环,缺而不连。”玦是君臣断绝关系时用的表示。



《周礼·春官·大宗伯》:“疏琮璧以殓尸”。图中所示在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的玉璧,玉璧面上描绘着活灵活现的龙形象。



如果说玉璧是人与上天沟通过程中使用到最高等级的玉器,那么在《荀子·大略篇》提到的玉圭可以说是代表人与人关系的玉礼器的至尊。圭是周代瑞玉,周天子在册命诸侯时,要举行隆重的赐圭仪式,圭是受封的身份标志,受封者还要向周天子归还圭。《诗·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见王”。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晚期初现雏形,龙山晚期基本成型,流行于夏商周时期,春秋时期基本消失。其脱胎于玉刀,最初功能是兵器,很快就进入玉礼器、玉仪仗器系统,与兵器类中的玉牙璋(这里的牙璋时代和之后将牙璋的时代有一些出入)、玉刀、玉钺、玉戚、玉斧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商代是玉戈发展鼎盛时期,不仅数量增多,器体华丽、伟岸。同时,分化出小型玉戈,成为装饰用品和弄器。西周时期,原来的兵器类玉器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唯独玉戈仍然作为重要的礼器保留下来,完成了由兵入礼的自身华丽嬗变,继续在礼制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高等级贵族随葬玉器中成为彰显身份不可或缺的礼器。



下图中由左至右所展现的就是从距今4000多年前至清代,不同时期玉戈的发展形态。



璋是西周时期另一种重要的玉礼器,至今仍有“弄璋之喜”的说法。与圭通常充当天子与臣下相处时的媒介不同,璋通常在西周诸臣之间所使用。下图展示的是金文中记载璋在大型聘礼中的使用方式。



在先秦文献中记载了璋的几种用途:“其一,礼瑞玉,用于祭祀;其二,贵族间交往的媒介,君臣、诸侯、贵族间问聘使用;其三,兵礼器,相当于兵符;其四,璋的具体形制和尺寸;其五,用具:圭瓒、璋瓒。”虽然在文献中多次提到了璋,但是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还不能很确定将某件器物与璋联系起来,我们今天其实并不清楚先秦时期的璋的具体形态。

    

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3500年左右(夏时期)的这50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从山东到河南、山西、陕西的石峁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广泛存在着名为“牙璋”的玉器。



但是由于这类器物不在一个时空范围内,“牙璋”与“璋”不宜混淆。

    

在玉礼器中还有一位神秘的过客,我们称呼它为“柄形器”,下图就是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柄形器,它精美的玉质和雕工让比它晚的多的同类型器物都黯然失色。



柄形器的使用从距今四千年左右一直持续到两千七、八百年左右。这样一件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使用1300年左右的玉器,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了解它的发展轨迹和结构,下图可见晚期的柄形器,柄的位置有绿松石等共同构成的组件,中间以布帛或皮革作为连接。



可是在玉器系统中,这位神秘过客的真正名称是什么?它又与文献中的哪件玉器可以相对应?这些问题至今都是未解之谜。


第二层面、日常礼仪与生活装饰用玉。


用于特定仪式场合和日常装饰佩戴,有玉玦、项饰、以璜为主的组佩、腕饰、玉扳指、发饰、玉觽。


玉玦在周代社会实用非常广泛,一般作为耳饰,下图我们可以见到各种样式的玉玦。



项饰的作用类似今天同类型的物品,周人使用玛瑙、玉管、珠串、碧玉连串起来作为装饰品佩戴在身上。文献中多有记载:《周礼·天官·玉府》:“佩玉,上有葱衡,下有双璜、冲牙,嫔珠以纳其间”

    

《诗经·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诗经·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

    

在晋侯墓地63号墓中发现了已知规模最大的玉组佩,这组玉佩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料珠、玛瑙管等各种珍贵玉饰共204件串联而成,工艺精湛,庄重典雅,令人叹为观止,是整个晋侯墓地最大的玉礼器组合。这套玉组佩毫无争议地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201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这组玉佩与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龙纹兕觥、西周晋侯鸟尊一起,永远禁止出境展览。



下图这套玉组珮以“T”形牌为轴心,通常被称为“T”形牌组珮,墓主人通常把这样的佩饰作为肩膀上的装饰。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服饰的改变,组佩的样式出现了较大的改变,佩戴的位置开始以腰部为中轴线。



 第三层面、丧葬用玉。

    

有玉覆面、口琀、下颌托、握玉、踏玉、窍塞等。丧葬玉从商代开始发展,古人相信玉能使人不朽,所以就有了各式丧葬玉的出现。其中的代表就是玉覆面,玉覆面有几个名称:瞑目、覆面、缀玉瞑幕等等。一般都是将玉石以墓主人生前五官的特征摆放,缝缀在布帛上,覆盖于死后墓主人的脸部。文献中记载《仪礼·士丧礼》:商祝掩、瑱、设瞑目……



在汉代逐渐发展为墓主身上的“玉衣”,按照身份等级缝缀其间有“金、银、铜、丝”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窍塞,商周两代都有在死者口里放置玉口琀的做法。《公羊传·定公五年》何休注中曾有:“琀,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丧葬玉种类众多,周代还流行墓主人手中手握玉石,大概是为了镇定墓主人精神不朽。《释名·释丧制》:“握,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周人殓葬于死者手上设握。《士丧礼》记载设握之法:“握手,用玄,纁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半寸;著,组系”。

    

汉代以后,逐渐繁盛的丧葬玉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觊觎,大批贵族的墓葬被盗掘,直到曹魏时期下达简葬令才逐渐遏止这种行为。

    

第四层面、把玩陈设用玉。

    

包括单个的把玩件、动物玉雕等。下图中即是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把玩用玉。



二、山西境内考古发现的晋国各时期玉器

    

近年来,在山西境内很多两周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出土了玉器,如曲村及北赵晋侯墓地(西周时期)、羊舌晋侯墓地(春秋早期)、上郭(春秋早中期)、赵卿墓(春秋晚期)、新田玉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上马墓地、盟书遗址、西南张祭祀区、西高祭祀坑、新绛柳泉墓地)、山西境内晋国之外玉器(洪洞永凝堡墓地玉器、绛县横水倗伯家族墓地玉器、翼城霸伯家族墓地玉器、长治地区出土的东周玉器(分水岭墓地、长子、潞城潞河)等等。


1.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毫无疑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发掘的北赵晋侯墓地,墓地位于天马—曲村遗址中部,该遗址为晋国西周时期都城所在地。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春秋之初。墓地东西170、南北130米,共清理晋侯及夫人墓葬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包括晋侯燮父、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侯、献侯、穆侯、文侯(殇叔)9位晋侯,虽然经过严重的盗掘,但是依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其中我们提到的目前发现最大的玉组珮就是出土于这里,墓主人推测是晋穆侯的次夫人。下图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大玉戈上有如细发般的雕琢,令人叹为观止。



在很多墓葬中都出土有玉璧和大玉戈的组合,很好地体现了墓主人崇高的身份等级。



在晋侯墓地中还发现了一些先代的玉器,下图中这件玉鸮双翅上凸起的四边形回转纹是商代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纹饰的时代性从侧面反映了这件玉器的年代。



2.曲沃羊舌晋侯墓地

    

2005——2006年发掘在著名的曲村——天马遗址东南,隔滏河河谷相望,与北赵晋侯墓地直线距离4500米。墓地发现了春秋早期大型的贵族墓葬,墓地东西300米,南北400米,面积12万平方米,共清理晋侯夫妇墓葬1组2座,祭祀坑227座,其他中小型墓葬二十余座。M1、M2为一组晋侯夫妇墓,M1总长49米,是目前山西发现的先秦时期最大的一组墓葬,也出土有大量精美的玉器。



墓葬中还发现有4300多年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



3.侯马晋都新田遗址

    

侯马新田遗址位于汾浍之交的三角地带。1952年发现,1956年开始发掘至今。时代约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4世纪初。在半径不足十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大小不等的8座东周城址,其中,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城址为宫城,呈品字形分布。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和制圭作坊。共发现11出祭祀遗迹,其中有的规模非常大。发现周代墓地6处,大小墓葬上万座,考古发掘了其中2500座,应该是晋国晚期的都城所在地。在这里出土有震惊中外的侯马盟书。



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风”字形的龙形玉佩,充分体现了春秋时期晋国精湛的制玉工艺。



4.太原赵卿墓

    

在1988年太原市一电厂厂区范围内发现了春秋时期墓葬,第251号大墓经过研究是春秋末期赵氏家族的一位卿大夫高级墓葬。墓中出土青铜器1402件,体现着墓主人的身份,此外还出土有一些玉器。



与玉璜类型造型相同但是弧形方向向下的玉珩体现了玉器在使用方式上的变化;



各种“S”与“风”形的龙形珮更体现了晋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



生动的生活用具——用来解结的玉觹。



在长治风水岭墓地中发现了好似“卧蚕”形的虺龙纹。“卧蚕”纹因单个纹饰近似“蚕”形而误得其名,其实为晚清民国以来古玩收藏家未能通晓先秦金石纹饰,管中窥豹所至,“卧蚕”纹其实为先秦龙纹的一种抽象化变形,即为“龙纹”,不宜以“卧蚕”为称。



晋国玉器工艺特征

1.造型·特征

(1)依料选型,因料施工、余料尽用。

(2)片状为主,圆雕较少。

(3)圆形:玦、环、璧

(4)长方形:柄形器、圭、戈、S龙玉牌项饰、束腰玉牌项饰

(5)三角形:玉饰件、象生动物 

2.纹饰·线条特征

(1)单刻阴线纹

(2)双刻阴线纹  两道阴线琢法不同,宽窄、深浅不一,以细砣雕琢内侧阴线,再用斜砣雕琢外侧线纹,组合成整体的纹饰,俗称“大斜刀”或“一面坡”,其特点,内细外粗,流畅生动;

(3)双刻阴线纹 两道线琢法一样,宽窄、深浅相同,平行前进,迂回圆缓。

3.镂空与穿孔

镂空,又称镂雕,是中国古代玉器制作最重要的工艺之一,所谓镂雕,就是在玉器上把底子局部或大部分剔除,虚实相衬的突出主题纹饰或造型轮廓,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

镂空目的:为了凸显线纹的设计,区隔线条,表现纹饰的组合形态。

镂空特点,吴棠海先生称之为“逗点式镂空”

穿孔:单面钻;双面钻。均呈现喇叭口现象。



在西周常见及典型纹样有龙纹、凤鸟纹 、人纹、鱼纹、兽面。其中龙凤纹饰最为典型,古人就是将这些元素符号调整、组合、变化后在青铜器和玉器上描绘出千姿万态的图案。在下图中看到的是玉器上人与龙形象的组合。



西周人纹的玉器也可以引起人无限遐想。



春秋时期的玉器主要纹饰发展为双线虺龙纹、宽线虺龙纹、浮雕虺龙纹、单线虺龙纹等。



双线虺龙纹流行于春秋早期。由阴刻的平行双线纹构成,具有圆眼、翘鼻、张口之特点。



宽线虺龙纹流行于春秋中晚期,在早期双线虺龙纹的基础上,将双阴线间距离拉宽,在两线间雕琢倾斜的凹面。



浮雕虺龙纹流行于春秋晚期,先雕琢出阴线,再将线纹周边减地,凸显虺龙轮廓,最后雕琢眼睛等细部线纹。

    

战国常见纹饰有云谷相杂纹、云纹、穀纹、蒲纹、乳钉纹等。

    

云谷相杂纹主要有浮雕和线刻,浮雕云谷相杂纹是由浮雕虺龙纹解体而演变的纹饰,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具体制作程序是先雕琢阴线定位,然后去料减地以凸显出云纹和谷纹。

    

线刻云谷相杂纹出现晚于浮雕云谷相杂纹,盛行于战国时期,是浮雕云谷相杂纹简化工序而发展出来的纹饰。制作程序有细线定位、深刻成纹、刻画边线三个步骤。

    

谷纹分浮雕谷纹和线刻谷纹。前者流行于战国中晚期,是从云谷相杂纹中独立出来的纹饰,因形似稻谷发芽而得名,其制作方法是先雕琢出三组平行线定位,然后在六边形周边减地形成圆形凸出,再将圆形凸出雕琢为谷纹;后者与前者同时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其制作方法是直接雕琢出谷芽状线纹。

    

蒲纹盛行于战国晚期到西汉,具体制作程序是以三组平行线作为纹饰,因线纹交织如蒲席而得名。蒲谷相叠纹具体制作程序,先雕琢出三组平行线,在六角形内雕琢圆卷状谷纹,所以称为蒲谷相叠纹。

    

乳丁纹以三组平行线纹定位,或者是两组垂直的平行线定位,三组平行线形成六边形,再将六角形周边减地,琢磨出半球状的凸起,两组平行线形成方框,在方框内留下乳丁的位置,再周围减地。因状似乳丁而得名。可分V字型、阶梯式连线乳丁纹。均流行于战国晚期到汉代。

    

云纹流行于战国晚期到汉代,分浮雕云纹、丁字云纹、如意云纹。浮雕云纹是雕琢两端勾卷的双线纹,将双线外侧减地,使中间凸起成为浮雕的云纹,并在云纹内侧加琢一道阴线,强化云纹的形状。丁字云纹是雕琢出两端勾卷的云纹,纵横相连呈丁字状。如意云纹是将云纹作90°转折。

    

将西周至战国纹饰源流与演变可归纳如下:商代注重动物玉饰的整体造型;西周重视器表动物纹饰的组合;春秋时期演变为抽象繁密的纹饰布局,其纹饰形态有具体到抽象、从疏朗到繁密、从平面到浮雕、从整体到解体;春秋晚期以后,虺龙纹意象渐渐消失,变成云谷相杂纹,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下开谷纹、云纹等规律纹饰的先河。

    

希望古代玉器所代表的温文儒雅和温润如玉可以成就大家的君子风范。



(文章来源:山西博物院社教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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