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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哲学思想，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创始人是何晏、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这些人生活于魏晋之间，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当时的主要思潮，因而“玄学”又往往称为“魏晋玄学”。 东汉风行一时的“谶纬之学”，以谶纬来解释儒学。朝廷提倡的经学，也已经发展成为僵化的章句之学。有时五字之文，注说要写二三万言。不少学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时间一久，人们便厌烦了这种繁琐经学。于是，坐谈玄理的“玄学”便应运而兴了。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它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核心，强调“以无为本”。玄学家们认为，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这个“无”很神秘，看不见也摸不着，“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但是“无”又神通广大，能“开物成务”，能产生一切，又主宰一切。 “贵无”论主张“无为”，或曰“自然”。玄学家们认为，上者要无为而治，下者也要无为而处。汉初黄老思想也讲“无为”，着重讲统治术。此时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却在讲处世术，玄学家们想要寻求一条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当然也要保全门阀。 玄学家们说“名教出于自然”，或“名教即自然”。就是说，礼制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这个论点，把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结合一体，反映出魏晋晋玄学的特点，正是揉合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玄学家推重“三玄”，指的是《老子》、《庄子》和《周易》，也是儒道之说并蓄。魏晋更迭，那些世家大族为了明哲保身，逃避现实，走向坐而论道，整日谈说玄理。于是，玄学就具有了“清谈”的特色。一般谈玄之士，口锋犀利，滔滔不绝，但是内容玄而又玄，不着边际，极力不涉人事。司马昭论到玄学家阮籍，说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其实，这正是世家大族所需要的全身之道。于是，清谈之风，便弥漫于上层之间，越来越厉害。 这些人倡导“无为”，标榜“清高”，以参与俗务为耻，无所事事为荣。向秀、郭象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既享有庙堂之上的尊荣，又有山林隐士的美名，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玄学名流，更以“旷达”为名，走向放荡无羁。如刘伶，喜欢“级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客人来访，也不遮避。别人讥笑他，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居室为衣裤，“诸君何为入我裈”。长醉不醒，裸体为乐。 玄学和清谈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魏晋时期之所以盛行不衰，这跟门阀贵族在乱世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有关。一旦政治走向稳定，国家实现统一，经学就会再次取代玄学和清谈，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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