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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2017-10-13第11版 
建院初期的照片，曾被制成明信片发行。(本版图片由瑞金医院提供) 
上世纪20年代，医院将新生儿推到走廊上晒太阳。 在当时，这是非常先进的理念，给婴儿晒太阳，不但可以更快地褪掉新生儿黄疸，还能促进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预防佝 偻病和贫血，增强机体抗病能力。 
▲医院护理小组为邱财康护理。按照当时国际医学的通行标准，烧伤面积达89.3%的邱财康，没有救治希望。经过100多个日夜的努力，邱财康康复出院。中国人自己的烧伤液体复苏办法，后被国际烧伤医学界誉为“瑞金公式”，也被永远记在世界烧伤医学的发展史上。 
▲根据“钢铁英雄”邱财康的故事改编的电影 《春满人间》 海报。相关题材成为当时文学艺术创作的热点之一：巴金专程到医院看望邱财康，并创作了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随后，白杨主演的《春满人间》在全国上演，孙道临等创排了相关话剧作品。
瑞金医院，曾用名“广慈医院”，1907年10月13日在上海开业，至1948年，整座医院的建筑面积达到40000平方米，病床780张，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远东第一大医院”。上世纪70年代，改用现在的名字。探寻这座百年老院的历史，绕不开它初创之际的时代背景———彼时的上海，华洋杂处，西学东渐，这所西式医院让老百姓接触到西方医学的同时，也在医院内部经历了不同医学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期间，无数才华横溢的中国医生从这里走出来，他们不断完善、丰富着这所医院对社会责任、人道主义精神、医学创新、乃至现代医患关系的理解。绵延百年走至今，熏出了独特的瑞金人文现象。 ——编者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朱凡 “贫富俱收、更求完善”，专辟传染病隔离病房 走进瑞金医院，梧桐掩映间可见几栋别致的法式洋房，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 1904年，法国人姚宗李在金神父路、马斯南路一带(今瑞金二路、思南路一带)筹建医院，经过三年努力，1907年，一家新医院在这里开业。医院对外的法文名称是圣玛利亚医院，中文叫“广慈医院”，取“广博慈爱，救死扶伤”之意。慈爱之心，从一开始就嵌入这家医院的基因。 建院初期，这里仅有内外两科，55张床位，2名医生、8名修女护士。到20世纪40年代末，医护人员开始从以外国人为主变成以中国人为主，并成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 据1932年的 《广慈医院25周年纪念》 记载：“广慈医院贫富俱收，各视其境遇以付值，犹如现状，富者出其膳费，从无因乏资而被拒绝者，即最贫者，亦得入附设之病床焉，五百病床中三百零二座，供贫人之用，从未间断，故贫者极乐进广慈医院，药费优廉，看护周到，身心俱泰。”到了1936年，全年门诊60487人次，其中一半以上为平民，他们享受着免费或半费的服务。 “贫富俱收、更求完善”的办院理念并非所有医院能承担的。资料记载，广慈医院当时享受了大量来自社会慈善机构的募捐，医院成为一个容纳社会善意的平台，并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人道主义精神，这种模式也让它在我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上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 除收治普通病人，广慈医院早年设有对特殊人群的医疗服务。1910年这里添设一个专为囚犯服务的小病房，这使得广慈医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唯一设有犯人病房的医院。1930年医院又在东北角上矗立起了一座新“罪犯”病房。与之遥相呼应的是东南角上的一幢宏伟建筑，它鹤立鸡群，就是人称“院中院”的隔离病房，当时对外声称为“时疫医院”，收治各类传染病患。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知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曾这样回忆当年求学震旦大学医学院(广慈当时为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的情景：在学习期间，学生被一再教育需要富有爱心，不定期到医院的传染病房为患者做医疗服务。在他大学五年级时，还跟着老师参加敬老院的慈善工作。他们作为医学生做服务工作，每次的报酬是一点饼干，但收获的却是作为未来医生所肩负的职责感、荣誉感。 一上手术台，看看打结的手法就能知道是不是广慈出身 曾经的广慈医院严格采用法国医学院教材，用法语授课，乃至于走到今天，医疗圈的人都晓得，这是一家“会说法语的医院”。这段法语传统孕育了一批著名的“法比派”医生，他们以震旦大学医学院和一批留学法国、比利时归国的外科医生为代表。1907年，法国医师佛来松在广慈执医，兼看内、外科。因成功抢救徐家汇大教堂工地脚手架摔下的建筑工人而出名，从此奠定了广慈外科在上海乃至全国的领先地位。 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徐宝彝回国后，开创了中国人担任广慈医院外科主任的先河。至上世纪40年代末，广慈医院的外科水平已在全国首屈一指。留学比利时归国的傅培彬、程一雄、佘亚雄和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沈永康、史济湘、林言箴等承担了外科的主要医疗工作，他们就是后来广慈“法比派”的代表人物。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50年代，随着我国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这三校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一批留学英美的外科大家加盟广慈医院，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留学美国的董方中、李杏芳，留学英国的周锡庚，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周光裕、柴本甫、汪道新等，这就是后来俗称的“英美派”。 “两派医生连外科手术打结方式都不同，法比派教的是用左手打结，英美派教的是用右手打结，这两派医生在手术台上是不是都要打架？ 并没有，不仅没有，他们还非常和谐地互动。”瑞金医院党委书记杨伟国乐谈这段历史。 关于“左手打结”，也是广慈流传下来的一段传奇。有人说，只要一上手术台，看看医生打结的手法就能知道是不是广慈学习出身的。因为广慈医院外科带教非常讲究应用效果和规范操作，到了近乎执拗的程度，哪怕是外科最基础的打一个结，也必须是用左手来打。 为什么一定要左手打结？ 虽然没有明确的书面解释，但有一种说法是，医生们在手术时用左手打结，右手还可以剪线，不用助手等其他医生帮忙。在一个世纪前外科医生稀缺的年代，如此能“一人包干天下”的全能手术医生还是非常有用的。 并且，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外科，讲究的是医生能“从头开到脚”，培养目标就是外科医生要尽量独当一面，“左手打结”正与这一理念吻合。 至今，“老二医”(交大医学院前身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培训出来的外科医生依然保留“左手打结”的传统。那么，这样的“全能培训”到了今天还有没有意义？ 在现代手术室里，主刀医生会有很多助手帮忙，但试想如果在救灾野战医院，医生紧缺，会左手打结的医生或许更能派上用处。 由法比派与英美派，以及左手打结还是右手打结，牵涉出的其实是一段历史疑问：两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学术流派，放在一起会不会发生冲突？ 这样的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多余的，“一山二虎”反而实力大增! 那个阶段，广慈外科形成了在全国医院都非常罕见的学科双主任设置，科主任“两正两副”格局，即傅培彬和董方中分别为外科第一、第二主任，沈永康和周锡庚任科副主任。在中国近代外科医学史上，这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批医术精湛的外科主任们相互尊重，群策群力，既认真考虑他人建议，又提出各自鲜明观点，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开创了瑞金乃至中国近代外科发展的许多新纪元。 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在广慈此后的发展历程中还衍生出许多传奇佳话。 上世纪50年代，陈道隆是广慈医院的中医顾问，我国内科学泰斗邝安堃就拜师陈道隆，还邀请陈一起开设中西医联合门诊，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中西医结合疾病诊治体系。至今，谈及魏氏伤科，不少老上海还记得瑞金医院草坪上，清晨沐浴于阳光中，身着白大褂施展拳法的“武林医生”。1958年，这家医院里，中医伤科魏指薪同西医骨科叶衍庆合作，共同创建了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两人协力，各展所长，魏指薪毫无保留地献出家传秘法，同时学习西医，他们共同开展了关节脱位、软组织损伤、中药加速骨折愈合等临床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时间走到1960年，邝安堃又邀请理化学家丁霆加入广慈。化学家到医院里来做什么？他们一个在实验室，一个在临床，取长补短，从临床问题提出到实验室解决问题，研究建立了一整套内分泌激素测试方法，为内分泌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基础和临床融合之先河。 打破海外权威的“伊文思公式”，“瑞金公式”轰动世界 1958年5月26日，深夜11点，上钢三厂，行车吊运时主扣意外松了，10吨半1300℃的铁水掉下来，爆炸了……瞬间，一个炼钢工人全身89.3%面积的皮肤被灼伤，深度灼伤面积达23%。这个工人的表皮好像焦炭，头肿得像个气球，生命危在旦夕。他就是后来被称为“钢铁英雄”的邱财康。 以当时的医学水平、设施条件，像邱财康这样的病例，存活机会微乎其微。当时业界公认的美国烧伤学科权威———伊文思的理论，仅适用于全身烧伤面积低于50%。这种情况国际上认为没有救治希望了。 国际权威结论摆在面前，医学的极限似乎已划好了生死线，但，医院、邱财康、家属，却都没打算放弃。当时的二医和广慈医院迅速组织抢救小组，由普外科董方中任组长，史济湘任副组长。此外，当年的专家名单上还有傅培彬、邝安堃、杨之骏、戴自英、张涤生……这些如今在中国医学史上响当当的大师，当年都聚在邱财康的病床旁。据统计，医院当年派出40多名最顶尖的专家成立专门救治小组，还有难以计数的护理团队、后勤小组。 严重烧伤后的病人要经历三个生死关：休克关、感染关、植皮关。 在最初两天，烧伤后的休克关尤其致命。因为烧伤后创面大量体液流失，需要补充体液，但补多少，难以计算———权威的“伊文思公式”在这里不适用了。为此，医护人员创新地提出增加补液尤其是血浆的方法，以维持正常血容量。在此过程中，救治小组日夜不眠，每4小时用1%的肝素冲洗一次，以防血栓形成……邱财康顺利度过了休克关。 很快，另一个挑战紧随而来，邱财康出现了绿脓杆菌败血症，并且出现了对多粘菌素的耐药。这个感染关如果处理不好，邱财康的右腿就保不住了! “医院开始集中所有著名的内外科专家，还请来当时在二医的细菌专家余氵賀教授会诊，细菌系的学生也都被动员起来。大家翻遍了国内外文献，终于在外国文献中看到了一线希望，用噬菌体以毒攻毒。”原二医校长王一飞教授回忆这段往事。 余氵賀教授192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和美国卫生学会金质奖章，是我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在参与抢救邱财康的过程中，为控制绿脓杆菌感染，他反复实验制成特异噬菌体，治疗创面感染获得显著效果。 就这样，经历了100多个日夜，这年11月21日，邱财康康复出院了。这支上海医学专家大胆尝试，创新方法，最终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烧伤液体复苏办法，后被国际烧伤医学界誉为“瑞金公式”，被永远记在世界烧伤医学的发展史上。 在那之后，“钢铁英雄”邱财康成为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主角人物。1958年8月，巴金专程到医院看望邱财康，并以他的事迹为蓝本，创作了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1959年9月，上海天马电影厂拍摄的歌颂邱财康事迹的电影 《春满人间》在全国上演，编剧是柯灵，主演是白杨，后者扮演的即是广慈医院党委书记方群。后来，孙道临等艺术家又排演了相关话剧《共产主义凯歌》。 抢救邱财康成功后，瑞金医院烧伤科从普外科独立出来，并从此建立起中国危重烧伤救治的雏形，奠定了我国烧伤外科治疗水平跃居国际领先地位的基础。更鲜为人知的是，邱财康病例还意外推动了我国整形修复外科发展。1961年，张涤生在广慈医院成立整形外科，1966年该科室迁至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更名为整复外科，成为中国整形外科四大发源地之一。 相关链接 印象中的“瑞金先生” 近代中国的西医不少是“海归”或是从被誉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医学院等毕业的学生。他们中不乏富有理想的年轻人，尤其是一些“海归”，接受了一流的西方医学教育，却并不贪恋西方的宽裕生活，一心想着学成后归国，报效祖国，用所学帮助同胞。 当时，西方医学刚刚进入中国，但水平参差不齐，正是这批聪明、踏实的中国医生不断拓荒，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奠基人。如今再看当年他们是如何看病、如何带教学生，如沐春风。 口袋里始终放一支牙刷的医生 董方中的上衣口袋里，始终放着一支牙刷。为的就是随时随地外出会诊仍能保持卫生习惯。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董先生查房时总是西装革履、斯斯文文，日常接触中又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从来不口出恶言。但一旦上了手术台，他立刻化身为“棺材板里能救活人”的神医、“出神入化”的快刀手。他在松江搞血吸虫病防治时，带领曹德生、李宏为等跟农民们一起劳动，同吃同住，丝毫没有专家架子，但一旦动起手术却是随叫随到，手到病除，被农民们亲切地称为“神刀”。 据蔡伟耀回忆，师母李杏芳医生经常在家做好饭，等等董教授不回家，打电话到医院才知道又被临时请去会诊了。全上海任何一家医院请董方中会诊，他骑上自行车就去，从不推托。但是终于有一次，他在骑车去新华医院会诊的路上，突然胸闷倒下，检查后发现心脏瓣膜出了问题。 中文“蹩脚”的中国医生 傅培彬、董方中、周锡庚等老教授长期学习和生活在国外，中文表达能力一般，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给医学生上大课，讲完一遍，旁边的林言箴、连肖莪等助教再帮忙给学生们解释一遍。大师们的讲课，结合了大量临床病例和实践操作，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董方中给学生们讲解外科小手术，结合实际操作，讲怎样做脓肿切开，怎样拔甲，学生们听得目不转睛。 张圣道教授口才很好，讲起课来慷慨激昂、妙趣横生，大学生们愿意听、听得懂、记得牢，但每次上课之前他都要再次翻书找资料、反复练习，不敢有丝毫“吃老本”的想法，因为他始终记得曾有一位其他医院的老师给大学生们上课，仗着自己外语好，资格老，没做认真准备就信口开河，被傅培彬老师严厉批评“你的法语是讲得很好，但今天你没有认真准备，这堂课还是不合格！” 搬个板凳坐在病人身边问病史 傅培彬要求实习医生“问病史时，最好搬个凳子坐在病人旁边问，这样病人很定心，觉得你有时间听他讲，他会多讲些和疾病有关的信息给你听。否则你一直站着问，病人会觉得你过会儿可能有其它事，或者病人会觉得你很累，就不愿意多讲病史了。” 现代“神农尝百草” 上世纪50年代，朱仲刚教授带领皮肤科同事在一批小厂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由于当时生产条件较差，一些工人皮肤溃烂，关节变形，病症严重。从此之后，广慈医院皮肤科就将“职业性皮肤病”作为主攻方向，在“职业性皮肤病”领域建树颇丰，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学科先锋。 氯丙嗪是治疗精神病的重要药物，但人的皮肤一接触这种药物，就容易红肿、发黑，又痛又痒。上海有家药厂的工人由于接触氯丙嗪全部患了皮肤病。朱仲刚为了对氯丙嗪毒性有切身的体验，还把三种氯丙嗪原料在自己皮肤上做试验，摸索氯丙嗪诱发皮肤病的防治方法。 之后，广慈医院皮肤科又深入农村，在上海近郊的多个村庄了解稻田皮炎的发病情况并宣传如何防治稻田皮炎。朱仲刚和同事们一起，赤脚进入农田，亲身感受农民们的致病环境，最终研发出一种可以防止水渗入皮肤的防护油。稻田皮炎的防治研究在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上获“科技进步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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