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书法谈起 后世文人与王羲之的关系，主要因为书法。“书圣”的涵盖力太强，影响太广，浸润太深。苏东坡和王羲之的渊源，远非书法一道可囿，但也不妨从书法说起。 顺子遇豹子，这把可真玩大了 广告   其实，苏东坡也没有见到过王羲之的真迹，他自己说：“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者，盖一、二数。”从《淳化阁帖》的出现，到苏东坡在世之日，社会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和战争，苏东坡又曾为朝廷文教重臣，遍览秘阁收藏，然而所见王羲之墨迹全是唐代的硬黄拓本。由唐到宋，经历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书法史的许多关键细节已经模糊。苏东坡以为《淳化阁帖》中列于王羲之名下作品就有几件可疑。 苏东坡在书法继承方面的轨迹也是复杂的。黄庭坚说苏书最得徐浩气韵，而徐书得意于二王。后世若董其昌亦同此说。东坡三子苏过则早就反驳过此说，强调乃父幼学二王，及长则致力颜真卿。苏子由为兄撰墓铭，云东坡晚岁坦承“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曹宝麟先生新撰《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卷》则提出苏东坡书法受宋神宗影响，而神宗之书又追慕徐浩。众家之说大致趋同而幽微各具，仍为苏东坡研究中有兴味之话题。  王羲之出身官宦之家，衣食不愁，但少年处于战乱，未必有很好的读书条件。南渡之后多年，东晋朝廷才开始恢复太学，可以说，王羲之的文化基础虽然在东晋一班官宦子弟里出类拔萃，但比起以后的苏东坡，其读书学习的深广度是有距离的。王羲之的时代去古未远，传统未深，前代诗歌只有《诗经》、《楚辞》和汉魏乐府，文章则是先秦诸子散文和汉赋；苏东坡把这些通盘接受以外，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又丰富了他的继承。现在流传的王羲之作品，除《兰亭序》及同时产生于兰亭雅集的几首诗，他的主要文字竟多为政论。《淳化阁帖》和《十七帖》所收王羲之手札，都是片柬零笺，谈不上文学作品。钱钟书先生在论及王羲之《兰亭序》的文字时曾说：“岂抟心揖志在书法，文章本视为余事耶？”苏东坡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也是一个转折点。以后，再没有他那样的全才，根本原因，是整个华夏传统文化在唐、宋两代形成高峰后便转向衰微，非人力可以改变。  揆众归一，因形入神，可以说，苏东坡于书法，早年直接取法的还是唐贤。他自己也说，得于李北海甚多，而颜真卿又曾是他最崇拜的仪型。这里有时代风尚的影响，也有家庭熏陶的原因，母亲从小教导他学做忠臣义士，从苏东坡以后在仕途颠簸一生来衡量，他很大程度是接受了魏徵、颜真卿的性情人格，属于极言直谏之俦。 苏东坡的书法和文学相伴成长，中年之后，他对自己的成绩和不足都有了新的认识。以《寒食诗》为代表，瘦劲清冽的“晋气”已不同于“肥腴”的“唐风”。  《兰亭序》和《赤壁赋》 王羲之写《兰亭序》在五十一岁，此后不久，他写了《誓墓文》，永绝于官场。再以后，便游弋山水，隐遁而终。苏东坡作《赤壁赋》为四十七岁，此前半年，他还写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寒食诗》。用世的豪情与出世的逍遥长久地缠绕着他，直至于生命的终点。 《兰亭序》和《赤壁赋》应该是两颗闪耀在中国文学天空的璀璨明星。在此双星之下，韩愈的“文以载道”都显得不够开阔。但是，后人对《兰亭序》和《赤壁赋》的认识和理解往往看其表象而不能窥于内里。如今书法大行，有翰墨处必见《兰亭序》，“天朗气清”之悠哉乐哉，谁人不喜？“惠风和畅”之心赏目明，谁人不惜？再观《赤壁赋》，秋水长天，万顷一苇，朗月寄傲，长歌抒怀，最见文人情慨。倘不细想，王羲之和苏东坡这一对风流人物，真像是携手千秋，给后世快乐无限之寄托。也难怪许多绘画作品，把王羲之和苏东坡就画得一般无二，如同历代帝王图里的汉高祖和唐太宗难分轩轾。 比较王羲之，苏东坡的人生阅历思想感情要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他看人生，就不像王羲之那样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只是一种循环；也不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只是一种宿命。在《赤壁赋》里，苏东坡从宇宙无穷之外与人生有限之内来观察和体悟生命。最终，他发现有限的生命可以有无穷的意义。苏东坡的佛、道思想都得到体现，但他又不拘于佛道之理，而呈现出鲜活的人生质感。表现在他的生活，“上可伴玉皇大帝，下可伴卑田院乞儿”，既可以调羹理馔，种药烹茶，也可以在泥泞路上“一蓑烟雨任平生”。所谓“在地狱里也要活出精彩”。中国文人的精神成长，从王羲之的“看破”，到苏东坡的“既看破又不看破”，一字之变，蕴含无穷。 东晋风流让后世想望，其本质究竟是什么？西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潘岳、左思、陆机、陆云、卫氏诸杰，谁不是锦心绣口、妙诣天成？却一个个为功名利禄搅进宫廷权斗死于非命。有个名声远不胜诸子的张翰，比较之下，觉得与其如此朝不保夕地披金戴紫，还不如回江东家乡吃一碗时蔬鲈鱼家常饭。西晋皇族自己折腾，使江山板荡。王羲之的父辈挽救国运，到江东另拓新天，皇族对文士阶层让步，社会精神也多了些自由。在文教方面最让后世钦佩追慕的就是以王羲之为魁首的书法。但半壁江山终于鼓荡不起意气风发，王羲之在《兰亭序》里反复感叹，终落于“悲夫”！而苏东坡的时代，科举制度已经完备而有效率，在苏东坡之前，已经有范仲淹这样的平民子弟因道德文章而建功立业，苏东坡即使经历了构陷和迫害，但还保留着。《赤壁赋》不独为吟风弄月，甚至在饮风餐月。旷放之余，心底温热犹在。 帝王师终是棱角汉 王羲之和苏东坡两人在各自的时代都曾是耀人眼目的政治明星。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说：“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内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洪迈的结论是“王逸少为艺所累”。这自然是封建时代以功名事业为第一标准的价值观。其实，官场上的功利之辈从来就若过江之鲫，不嫌其少，而能若王羲之的鲠骨刚肠，与其书法成就彪炳千秋，实在是孤星冷月，照人心脾。王羲之出仕之初曾为会稽王友，那时候他二十八岁，而会稽王司马昱才十来岁，可以说，这个“王友”实际就是王师。以后司马昱当了丞相，重用王羲之的老朋友殷浩兴师北伐，王羲之了解殷浩是个谈辩之士，没有军事才能，出军必败，而司马昱所以听从殷浩之言，以国本为孤注，主要原因是为抗衡另一大臣桓温的势力扩张。王羲之一再上书，试图阻止殷浩的北伐，结果是被司马昱视为另类。以后司马昱又宁肯重用有贪腐劣行而敢于与桓温对抗的王述，并且让其做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种种掣肘，使王羲之心灰意冷，终于“誓墓”发狠，遁迹逍遥。 苏东坡的官场道路本来也可以一帆风顺，但也就是因为他的性格“不随”，遇事总要独立思考，所以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困厄。“乌台诗案”之后，幸存一命，流放多年，终于还朝，而且时来运转，往昔的错误变成正确，罪名成为功德，照一般人看来，正是大展宏图之时，他却不肯躺在功劳簿上升官加阶，却自己反思：以前所反对的，未必都错；今天所风行的，依然有错。只是，昨天反对的王安石，已经身名两败，而今天引领潮流的司马光，同样有很多偏颇。苏东坡没有学乖，不会讨巧，连“随时俯仰”也难为，他又拿出当年批评王安石的劲头来批评司马光。当然，他不仅失去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拜相封侯的可能，而且连在京畿附近与兄弟一起退休养老的卑微愿望也难实现。他曾经做过宋哲宗的老师，但宋哲宗却不待见他。 历史总是给人遗憾，又在另外方面给人欣慰。试想：如果司马昱重用了王羲之，让他做到殷浩或者桓温那样的位置，历史会怎样发展？窃以为王羲之最后还是不能成为谢安。为什么？谢安不是因为“北伐”而成功，是利用了北军倾朝而出的骄妄，因敌人的错误而成功成名，这样的机会是可一而不可再，可遇而不可求。正因为王羲之清楚地知道，在他那样的时代，不可能在国家政治方面真有作为，他才息影林泉，游弋山水。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演讲稿》里指出：王羲之的反对北伐出于清醒认识，不同于一般士人之偏安。识见就高于洪迈。苏东坡的历史时代，如果让他取代司马光，可能处理朝政要周全些，因苏东坡的“中庸”“中和”可能会避免司马光似的偏颇。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王安石个人与苏东坡虽然有诗文才华的惺惺相惜，但他麾下的吕惠卿、章子厚、林子中之俦是必然和苏东坡死磕到底。司马光集团里的刘挚、程颐等人也决不容苏东坡的直率性情。刘挚有句话：“一成文人便不足观”，在他心里，苏东坡就是个不足观的文人。王羲之永远归回到偏僻的剡县；而苏东坡先求外放，终于还是被流放。如果没有他们最后的颠顿，就不会有“十七帖”，也不会有完整的“黄州、惠州、儋州”。王羲之和苏东坡都曾经是帝王之师，但他们都因为直率的性情，不能得到帝王的根本信任，外放、流放，困顿漂泊与寂寞，成就了他们最终的文学艺术。 兰亭和西园 中国古代文人雅集，王羲之兰亭以下，当数苏东坡之西园。 东晋文史资料保留至后世者，十分零碎，而北宋史料之流传，就相当丰富，苏东坡的年谱可以细致到每月有记甚至一天之内可得数事。可是，历史留存又往往有远而清晰近反模糊之变例：兰亭雅集十分遥远，却被王羲之记载得十分确凿，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无须考辨，连参加的四十二人，也历历在册，流传至今，绍兴的兰亭故址还可以经常搞些模仿性的活动。西园雅集的发生地在北宋首都汴京可以无疑，至于西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就人言人殊，至于参加者究竟是谁，也难以确切。历史在过往烟云里总要留下些迷幻，让人琢磨，也让人遐想。  在参加兰亭雅集的四十二人中间，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位：孙绰（兴公），他是王羲之早年在武昌庾亮幕府里的老同事，一篇《天台山赋》流韵今古，文学声名不在王羲之下，却甘愿跟随王羲之为僚属，他应该是王羲之最好的朋友和搭档。郗重熙、郗方回兄弟，是王羲之的舅子，也是两个书法名手，对姐夫的墨宝爱到痴迷，他们的爱惜珍藏，对王羲之书法的流传起到重要作用，而王羲之任性辞官之后，一大家人的生活开销，夫人娘家的资助功莫大焉。谢安石比王羲之小十八岁，俊雅风流又少年老成，在王羲之心里格外有分量。谢安石早年就看破红尘，优游山水，王羲之多曾劝诱他为家为国均须务实。以后，王归隐，谢却出山建立不世之功。还有终身的职业旅行家许询，无任何功名事业，却因为其行迹潇洒，使得他长住的永兴县被改名“萧山”，真可谓人间一奇。至于支道林，用仙风道骨来形容都嫌太浮泛，他是佛道兼修的双料大师，对东晋一朝乃至后世的宗教学说堪谓传灯。这样一群朋友，真正太难遇合，在山水明媚之间，让多情善感的王羲之陶醉复怅然，一篇《兰亭序》，说白了就是“兴尽悲来”，以至于千载之后的郭沫若怀疑其并非王羲之所作，理由之一是“骨鲠”“有鉴裁”的王羲之不应该有那样彻底的悲观。 在兰亭雅集之前，西晋时，以大富豪石崇为东道，集中了潘安、左思、张华、陆机、陆云等当时名士，有过一个“金谷园聚会”，那特色就是夸耀豪奢，欲望、争夺、权力、财富，被张扬到极致。兰亭雅集却以其席草临流之天然，诗酒翰墨之旷远，一扫金谷园之纸醉金迷，为东晋文人洗濯出一世清冽。 以苏东坡为首的“西园雅集”，既不像金谷园，也不像兰亭。一般的说法，“西园”乃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居所，在参加者之中，也只有他在经济上比较富裕。其时是苏东坡经过“乌台诗案”的大狱勘磨，侥幸不死之际流放黄州还都之后。乌台兴狱之初，王驸马是受苏东坡连累最直接的一人，因他老早就喜欢东坡文章翰墨，多曾求索，也为此付出代价，虽为王室，亦贬官窜远。能够返回京城，在他们都是劫后之幸，也就格外珍惜。 《西园雅集图》的作者李公麟，论绘画技艺，当数北宋一人。加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还有苏辙和米芾，北宋文坛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在苏东坡周围形成了一个济济多士的阵容。黄庭坚、秦少游都因为苏东坡不断吃苦头。以后，苏东坡二次流放，他们也流放，在苏东坡北还路上，小他十多岁的秦少游突然亡故，让已经饱历风霜的苏东坡悲痛难已，发出“百身难赎”之叹，而黄庭坚在苏东坡之后竟死于贬所，临终都不得安栖。西园雅集里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是米芾，显然不同于秦七、黄九那样肝胆相照，苏东坡对米芾显得格外客气些，在信札诗歌里也多为揄扬。这其中，可以看出苏东坡的某些世故人情。米芾以后对蔡京颇多巴结，他自己当然有一番不得不尔的理由，但是，比起黄庭坚、秦少游的耿介清高，毕竟是另一路数。 李公麟所作《西园图》已不传，后世摹绘者甚多，清阁雅赏，文采风流，为人乐道。但西园之集，具体是否发生，也有人怀疑，因黄庭坚、秦少游、米芾几人在汴京与苏东坡同时相遇的机会很小。不论怎样，这毕竟是以苏东坡为领袖的一班文人可能发生的情形，也算得北宋鼎盛时期的文坛风貌，虽不似兰亭雅集之确凿，也是历史中的可能。只是，以后多年，苏东坡对这段平静富贵的生活并无流连文字，他在海南流放期间，对北还既盼望又失望，自己有诗：“心若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汴京城里短暂的快乐豪华，在他一生颠顿飘摇里显得太轻浮太渺茫。 山边水边之人 王羲之和苏东坡都是由“兼济”趋于“独善”之人，在这两者之间，对于自由心性的珍惜，超过官场事功，而自由心性的实现，又多藉山川原野为寄托。归结到他们的书法和文学，山边水边之趣充溢始终。他们虽然都曾经有过官位，羁縻宦场，本质上却都是从情感心灵出发的艺术家。 王羲之少年时期经历了晋室朝廷从北方向南方的举国大迁徙，以后，作为丞相侄子，王羲之观望前辈们在长江边的“新亭对泣”，壮丽和悲凉搅和成他心底的苍茫。再以后，他到各地任职为官，看遍江淮风光，而一到山阴，就不愿意再离开这里，盖因其风光之美焉。也就是在偏安的东晋，文人们对事功的追求稍微怠慢，而对心情的珍惜、对山川风物的关注空前强烈起来。与诗文相表里，山水画也是在这一时代大为发展。所谓“东晋风流”，就是植基于可观可游可居的江南山水风物的细腻悠然，与北国阔大雄强粗犷苍茫之风成一对照，并且形成以后以文人雅致为特色的“南宗”。 王羲之之后一个最与山水有缘之人，苏东坡算一个。家乡眉山的自然风光，培养了他最初的艺术兴趣和天真情怀，以后又随父亲越秦岭，出三峡，雄壮逶迤的大江巨川渐来眼底，也渐贮胸中。苏东坡属于那种最聪明也是最勤奋之人，几乎所有他经历过的山川风物都被他的生花妙笔记录下来。王羲之给后世留下的文学瑰宝主要就是那篇《兰亭序》，而苏东坡的文学遗产则难以胜数。北宋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胜东晋，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普及，以至于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三人最初出三峡时写下的诗歌居然在完成之时，就可以编辑成集。 人是大自然所培育，最终归于大自然，而在“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生命过程里，最能给人慰藉也最使人留恋的还是大自然，大自然和自由的心性互为表里，大自然是自由心性的无限追求。王羲之在官场烦琐之中，早就期望有一天能够摆脱纠缠，与好友走遍东南山水。这还不够，他的《十七帖》中大量篇幅都是表述对西蜀山水的向往。他甚至将前往四川攀“峨眉”、“汶岭”看作一项重大人生成就。苏东坡的足迹较王羲之扩大了许多，他曾经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杭州、扬州、登州、颖州、定州为地方主官，所居之处，无不留下墨迹心迹，他曾经被发配的伤心之地黄州、惠州、儋州，更成为他的心爱之地，每当离开之时，竟依依难舍。王羲之、苏东坡根本不代表繁华虚荣，其品格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永远值得我们用心灵体悟品味。 以书法为结 王羲之书法之风华气格，受到历代学书者的顶礼膜拜。现在流传的古人书学论著，虽然不能说篇篇正确无误，但是，经过千百年的淘汰辨证，古人的很多基本观念和说法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也曾经受到过某些质疑，若唐代韩愈为褒扬石鼓文而轻言“羲之俗书趁姿媚”，又若当代发生的“兰亭论辩”；但最终未能动摇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反使其书法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书法到“二王”，以行、草书而论，已经登峰造极，后世追慕学习者代不乏人，但如果要说哪一位真正超过了“二王”，恐怕还难得其人。 朱熹是道学家，其书法见识也不谓不高，其论王羲之《十七帖》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一般印象，道学者流最终是桎梏心性，说教误人，看朱熹之论，竟与苏东坡论文不谋而合。 后世论书者最欣赏的就是王羲之的自然，刘熙载说：“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吴德旋说：“王右军如《史记》之文，变化皆行于自然。其于诗则无名氏之《十九首》也。”他们异口同声之所谓“自然”，就是王羲之书法里即飘逸潇洒又收放自如，既法度精严又全无拘谨的精神气息。这气息当然是长期锻炼而成，但也有天资的成分。董其昌云：“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章法是需要精心设计的东西，而王羲之之“章法”却出于“随手所如”，显然与“设计”全然异趣且异途。这就是书法之大奇妙处，是在中国的山川风物和人文气息里独自生长而成的艺术奇葩。 后世书家最讲究自然，也最表现出自然精神的是王羲之的千古知音苏东坡。吴德旋说：“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包世臣则不以为然，他以为“学苏须汰其烂漫，汰烂漫则雄逸始显。”对此言，吴德旋更不以为然，他又说：“余谓烂漫，病处亦觉其妍，但恐学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这里涉及苏东坡书法的一些特点，他的自然乃“事事皆为第一流”的天然流露，与一般以书法之表面因素为能事者大为不同，他的“烂漫”即其天真，出于他自己的文章气节，情采趣味，后世模仿者不乏，但很少有真正得其真趣者，究其柢，并非苏东坡的书法在技艺方面高过黄庭坚、米芾等同时代人，“病处亦觉其妍”，即明白点出其“病”，若所谓“疲偃”。苏轼自己也谦称，自己在诗歌上远不如陶渊明，书法上也不能入“晋人格”。比较王羲之的无可挑剔，苏东坡之于书法，确实给后世造成困惑，他名列“宋四家”之首，却不像黄庭坚、米芾之书法代有传人，也如同他在诗歌方面为两宋第一，却不像黄庭坚以其独特风格成为“宋调”领袖。 苏东坡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显然，于书法一道，苏东坡在本质上是将自己视为一个鉴赏家和评论家。 （原文载于《书屋》2014年5期，第15—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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