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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来一直牙龈肿痛，似乎连半边脸都微微肿起，那种一阵阵袭来的疼痛说不上多剧烈，但却绵绵不绝，扰人心神，让我做什么事也静不下心。
2017年10月12日，就是在这种病痛中，我接到信息，著名的藏族女作家央珍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54岁。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也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是，这又是真的，我的心顿时隐隐作痛起来，痛得比牙龈更加厉害。
我和央珍其实并不熟悉，只见过两次面，但是因为她是我的西藏阿玛拉（妈妈）德庆卓嘎特意介绍的，所以心中一直觉得十分亲切，总想着有机会要好好聊聊。我们最长的一次见面，是2011年我邀请她来为我主办的一个西藏主题系列公益讲座做主讲，讲完后我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请她吃了一顿饭。印象中她端庄秀丽，衣着朴实，说话的声音很轻，而且每一句话都非常诚恳。她对于西藏传统文化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但是她又非常谦逊，当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自己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也从来不反驳。
当时我正在读她的成名作《无性别的神》，有人评价这部作品是“西藏的红楼梦”。我觉得她在书中营造的气氛的确有些大观园的味道，而她自己给人的印象，也颇有些大家闺秀的风范，具体地说，有些像宝钗和黛玉两人的结合体。
至今回想起来，那次邀请央珍讲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她演讲中的观点和故事，而是演讲结束后，她坚决拒绝了我给她的装有三千元讲课费的信封。她的声音很轻，但语气非常坚决。她说，你这个讲座是公益讲座，听众们都是要去西藏做善事的，这个钱我不能收。我告诉她说，这个讲座有企业赞助，这个企业也不少这三千块钱，这是你应得的。但是她十分坚决，连连摆手，我也只好作罢。
由于工作和个人爱好的关系，我认识和接触过不少来自西藏的文化人，应该说央珍是给我印象最好的之一。记得那次请她讲座后，我当时就想着以后有机会还要专程拜访她，好好向她请教。但是后来一忙起来拜访央珍的事情就一拖再拖，直到后来我到地方挂职，又外派国外常驻，一晃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再见她了。没想到世事无常，再有她的消息，竟然是这位温润如玉让人感觉像菩萨一样平和良善的女作家的死讯。
从最早在拉萨八廓街附近阿玛拉的家里听到央珍的名字，到在日内瓦秋日的午后听到她陡然离世的消息，这中间的时间实在太短，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时候，阿玛拉一边给我加甜茶，一边爽朗地对我说，你不是要了解西藏人吗，你到北京就去找央珍吧。阿玛拉说起央珍的时候，她的语气颇为亲近，似乎还有些自豪，似乎央珍就像她自己的孩子一样，也似乎我一找到央珍，她就会解答我所有关于西藏人传统文化的问题。
后来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央珍，提到阿玛拉的名字，我只是说“是莫拉让我来找你的”，央珍立刻显得有些兴奋，眼睛里似乎也放出光来。“莫拉”是奶奶的意思，但在西藏的文化圈子里，很多人一听到莫拉，就知道指的是德庆卓嘎。我一开始也喊她“莫拉”，后来有一天觉得她像我已经去世的妈妈，才改口喊她“阿玛拉”。
央珍去世的消息让我又想到了阿玛拉，想到在她位于尧西平康大院旁边的小屋子。那里曾是我去拉萨后最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我品尝阿玛拉家的藏包子和风干牛肉，听她讲自己过去从贵族小姐到尼姑再到北京做大学生的往事。兴致高的时候，阿玛拉会打电话叫来自己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她的小屋子里载歌载舞，一遍一遍地唱仓央嘉措留下来的歌谣。
我享受阿玛拉家里的一切。那种由绿色、蓝色和红色组成的墙壁色彩，那种铺着氆氇白天当座椅晚上当床铺的靠椅，那种酥油和甜茶的味道，那穿窗而过明亮得晃眼的阳光，以及那满屋子爽朗的笑声……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一个汉人，在一个典型的西藏家庭，为什么竟然会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阿玛拉的家，央珍一定也去过很多次。实际上，她自己就是这种特别的拉萨气息的一部分。她说：“只有在拉萨，我才有创作的灵感。”她的创作激情，有一大半也是来自这种家乡的感觉。在一篇散文里，央珍曾经写道：就在这种陈旧的童年气息里，我的笔下出现了《卐字的边缘》、《晒太阳》和《无性别的神》等小说。这些故事都来自赤江拉让和它周围的寺庙、街巷。有人说，这些小说充满藏文化的气息和意境。其实，赤江拉让本身就是一种气息，一种意境，它是我灵魂依托的地方。我认为，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都是回忆与缅怀，我的小说正是在往事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是在赤江拉让安谧的陈年气息中展开的。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在我主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的汉英版《微观西藏》里，我特意收录了央珍的这段描写。这本书的初衷，是通过那些最了解西藏的人的眼睛，将西藏的方方面面浓缩为600多个细微的片段，可以是一个人，是一件事，也可以是一段话，或者仅仅是一种感觉。我希望通过这些近距离的、有血有肉的小水滴，来反射和还原一个更加鲜活的西藏。
在这段文字里，“赤江拉让”是拉萨城里有名的一个大院，最早是赤江活佛的私宅，曾经进出过敦根群培等西藏文化的大家。后来原先的主人流落海外，大院就成了央珍父母单位的家属院，央珍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在央珍的回忆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拉萨是一座“宁静、闲适和温情”的小城——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多商品和欲望。古城拥有的只是从容、自足和优雅。“那时的赤江拉让更是兼备了这种境界和情趣，它是老拉萨城和谐的一员，静静地隐藏在一栋栋藏式楼房当中”。
多年后，央珍曾经重返这个大院，看到昔日容光高贵的大院已经渐渐“步人晚年”，“石板地凹凸不平，格子窗被阳光晒得退去颜色，印度铁栏杆油漆剥落，楼梯上的包铜也被人踩踏得光滑锃亮。”据说，这个大院现在已经被改造为一座宾馆。不知未来住进这里的游客，有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留下那么多的故事，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作家无忧无虑的童年。
在这个大院三层铺着阿嘎土的阳台，央珍做尼姑的姑奶奶曾经对她说：你挪开点，冬天的阳光是有主人的。老太太的意思，是嫌央珍挡住了她的太阳。由于空气明澈，拉萨的阳光总是显得有些刺眼。可是在冬天，拉萨似乎过于明亮的阳光却是上苍最宝贵的恩赐。1998年隆冬，我曾在拉萨住过一个多月，那时候在八廓街晒太阳，看来来往往转经和磕长头的人群，是我一有空就最喜欢做的事情。
我第一次去拜访阿玛拉，也是在一个冬天的上午。那时候我刚刚相继失去了外婆、外公和母亲，自己辛苦筹划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创业项目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无疾而终。我向单位提出辞职，好心的领导认为我需要休息，于是给我一个月的假期，让我好好再考虑一下。就这样，带着疗伤的心情，我徜徉在拉萨的街头。剧烈的高原反应并不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少，但是在这种昏昏沉沉的缺氧状态，世俗的成败也被我抛于脑后，我反而很享受这种以身体病痛为代价的精神的放松。
一位朋友给了我阿玛拉的电话，只说这是一位有趣的藏族文化老人，相信我有兴趣拜访。打电话的时候，我是抱着被拒绝的心理准备的。但是，电话里老人的声音十分热情，让我马上就到她家去“喝茶聊天”。于是，就在那样一个毫无准备的上午，我稀里糊涂地闯进了一个我之前所知甚少的世界，也从此走上了一条成为更好自己的精神之途。
阿玛拉是研究藏族民歌的专家。她曾对我说，你看我们藏族人就是这样，碰到什么事情忧虑一下子就好了，整天嘻嘻哈哈，又唱又跳。我们过节的时候唱歌，劳动的时候唱歌，就连做强盗的也有自己的歌。我问：连强盗打劫时也唱着歌吗？阿玛拉笑着说：是啊，根据我的研究，世界上只有墨西哥有这种歌，但歌词就远远没有我们藏族人这么有趣啦。
阿玛拉说，不但强盗们很欢乐，就连被抢劫的人在短短的沮丧之后，很快也会缓过劲来，忘却刚才的烦恼，安慰自己说也许是上辈子欠了人家的债，损失的钱财既然是用来还了债，那应该高兴才对啊，所以他们很快也就唱起歌来，有的还唱着强盗刚刚唱过的曲子呢。
阿玛拉打开一部她自己主编的民歌集，给我看一首流行的西藏强盗歌：
我骑在马上无忧无愁, 宝座上头人可曾享受; 我漂泊不定浪迹天涯, 蓝天下大地便是我家; 我两袖清风从不痛苦, 早跟财神爷交上朋友; 我从不计较命长命短, 世上没什么可以留恋;
这首歌，央珍也用在了她的小说《无性别的神》里。我没有考证过，不知道她的这首歌是不是也是从阿玛拉那里听来的。
阿玛拉和我的很多谈话，后来都收入了我写的几本有关西藏的书里。她所开启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以及她所展示的在无常以及诱惑面前的豁达通透，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我对这个世界和我们生命意义的认识。在阿玛拉以及她所代表的西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我对世俗的成败得失看得越来越轻，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充实自己精神并且净化自己的内心。
我现在才明白，也许阿玛拉之所以带着自豪向我推荐央珍，就是希望我能够向她学习，成为央珍已经成为的样子。在一篇散文中，央珍写道：“从有记忆起，家乡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充满色彩而又静穆的世界，满怀温情”。我想，只有在内心清静的人看来，这个世界才是清静的。对于央珍来说，无论她身外的世界如何喧嚣，人们如何步履匆匆、烦躁疲惫，她的内心始终如同她回忆中的拉萨一样安宁静穆。
而阿玛拉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通过她的表率，学会放下人生中那些并不真正重要的名利心，学着通过表面的喧嚣，看到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从而更能看到生命更加真实的样子，懂得追求和享受那些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央珍和她丈夫都喜欢的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有一部代表作，名字正是叫作《过于喧嚣的孤独》。央珍曾引用这本书里的文字说：艺术之神将最大的艰辛赋予文字劳动者，也在未来某一时刻，把赞美的话语说给他们听，因为他们跨越了喧嚣的障碍。
这段话，是对文字最好的赞美，也是对央珍最好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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