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讲清楚到底有没有夏朝，送给所有网友的打脸利器，给我使劲抽

昵称47487841 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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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要搞明白何为“夏朝”与“夏代”】

本来，我国的传世史籍里，一直是有“夏（朝）”的，但是，由于国际考古界不承认夏朝的存在——按照西方的“三大文明标准”，必须具备以下三样：

1、金属工具，即青铜器的发现，因为人类是以进入“青铜时代”才算得上“文明”，所以这点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争议；

2、文字的发现，这个争议极大，容后再分析；

3、大型城市建筑，也就是拥有类似“都城”、“王城”这样的建筑发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判断考古遗址是否具有“国家”形态。

按这三大标准，迄今为止我国的所发现的大型考古遗址，都符合第1与第3点，如距今6000年前的“良渚遗址”、距今约5000年前的“三星堆遗址”、距今4300年前的“陶寺遗址”与近几年发现的超级巨无霸“石峁遗址”（425万平方米）、还有距今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等等。

说到这里，需要先澄清一件事：即这些遗址里，除了三星堆与二里头外，其他遗址都没有发现青铜器，但是却有大量的陶器出土，因为“陶艺文化”是我国所独有的（玉石文化也是），整个东亚地区，从被公认为东亚文明共同起源的“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年）开始。

“陶艺文化”始终发生&发现在东亚的每一处遗址中，因此即使没有青铜器，但是发达的陶制工艺还是获得了国际的认可，也就是说，在我国，文明的标志之“青铜时代”是可以用“陶器时代”来替代的。

当然了，前提“被替代”的时代文化必须在我国的青铜器没全面成熟的时代之前，要是在二里头与殷墟之后的遗址，依然只有大量陶器而无青铜或很少青铜的话，那就变成了落后的文化。

总而言之，上面列举的例子，“文明之标志”的第1与第3点，基本都是没有争议的。

iiiiiiiiii

有争议的是第2点，即文字这一块，因为我国一直宣称自己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目前为止，国际上唯一承认的我国最早之文字，只有殷墟的甲骨文，因为这一点“不合格”，导致我国的历史只能从殷商算起，啊~不，是“国家史”，亦即“中华国”只有约3600多年的历史。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文明史”却可以包括殷墟以前的其他考古发现，这一点国际还是承认的，因为文化表征的高度统一与传承之事实就摆在那，想否认也否认不了。

而殷墟以前的，到底该怎么定义？看来也只能用一句文邹邹的话来讲了，按照国际的看法，笔者只好将其形容为：“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领土上的非中国的国家史”。

是不是很别扭？很不是滋味？？

那么，殷墟之前的“文明遗址”到底有没有文字？

二、【其次：得搞清楚，何为“文字”？】

这东西之所以争议很大，就是因为它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比如，你把出土文物中的一些“类文字”或符号说是文字，那你就要讲得清楚它写的是什么内容，也就是要“破译”。而“破译”之后，就能下结论了吗？答：不能！要国内外公认你的“破译”结果，亦即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无大争议的。那么，公认之后就可以承认了吗？答：依然不能！你必须把你“破译”的内容与你的传世文献或有说服力的出土文献对照起来，以印证被“破译”的内容确实与你的民族、国家是有关的。

做不到前2点，就无法被承认是“文字”；做不到前2点与第3点，就不能被承认是“你的”文字。

那么，殷墟之前的考古都发现有哪些“类文字”呢？？见下图：

陶寺遗址的两个朱砂体，分别是“文”与“？”（未知）

二里头的出土文物中发现的24个“符号”

良渚文化中的“郑”字。

距今6300-43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中的“美术体”？（无法断定）注：“大汶口文化”因没有发现大型城市建筑，故不列入“国家遗址”的级别。

三、【以陶寺遗址“文字”为例：看西方无耻的双重标准】

陶寺的这个陶壶上，这个“文”字是一丁点儿！注意！再说一遍：是一丁点儿都没有争议的，无论是国内外！

有争议的是另一个字，如图：

但是，从最开始的西方集体怀疑它不是字只是符号的观点，到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它确实应该是文字（即使不敢诂训它是什么意思），这个共识正越来越清晰。因为西方始终无法回避这个“符号”与甲骨文的形态理念高度一致。而且，西方也无法回避以郭沫若为首所提出的、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所坚持强调的，即“甲骨文是一门相当成熟的文字”——意指甲骨文之前绝对有别的文字存在，或甲骨文的定型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理论与我国的传世文献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如《尚书·多士》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

这句话是周武王在灭商后对殷商的王族说的，武王的意思是，他认为在商汤伐桀时，殷人就已经有文字了。据此推论，甲骨文应该不是殷人建国后才发明的。要注意，这不仅是文献的推测，如前所说，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甲骨文其高度成熟的书写体与丰富多类的文字数量，迄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文字有4000多个，可辨认的是1500多个，这个词汇量已经足够普通人完全掌握一门语言并使用一生，这个逻辑的确立，表明甲骨文的发展当然应该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根据郭沫若的推断与一般文字发展史的公认规律（记事符号、图形记事、语段文字3阶段）：至少也是千把年的事！

并非巧合，距今越8000年前的“贾湖遗址”发现“类文字”！

其中“目”、“日”今天的人都认得出来！

暂时先不说这些“类文字”／符号。

回到文献记载：甲骨文中确实有“册”字的存在！

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对甲骨文创造原理的解释，无论如何看，都可以肯定这个字跟“典”或“册”有关。而且，近几年，随着“骨刻文”的出现，“甲骨文之前肯定还有文字”的理论的争议之声，已经开始锐减。

从最早的河南“贾湖遗址”与甘肃“大地湾遗址”（都是新石器时代，前者距今约9000年，后者距今约8000年，大概都是我国考古发现史上最早的村落吧）到距今约6000年的“红山文化”为下限，经过这2000年的繁衍生息，我国的北方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地区）已经拥有大量的居住人口，而且大多数都是聚落状（星罗棋布的村落，也有颇大的部落）。

也就是说他们的居住点至少是相对固定的，即使没有形成“广域王权”的国家形体，那么，有如此多的人口而仍然没有文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总不可能所有人都不需要记事、不需要交流又能和平相处还能共同繁荣吧？？？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上述展示的那些殷墟前的各种“类文字”或“符号”，十有八九都是当时的人们用来记事、表意之类的，不可能是第二种。

当然，也有可能有些是“巫文”，就是祭祀或某些宗教礼仪专用的符号或文字——但是，说来说去，它还是脱离不了“文字”的本质。

人类世界的“知识分子”之起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全是宗教祭师，无一例外！

好吧，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迫不及待的大声喊：“打脸了！你刚才前面不是说了吗？没破译就不能算文字，骨刻文也罢、陶寺等遗址的‘类文字’／符号也罢，所有的都还没破解啦”？

的确，这样的质疑是值得肯定的，这些“类文字”／符号到底是什么字，描述的是什么意思，确实还没有答案。

但是，话既然都说开了，那我就得问问，请问：号称“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这块像搓衣板一样的泥板上面的这些“疙瘩”，西方人又是怎么那么肯定它就是文字呢？

上图为“腓尼基线性文字”，据说来自一个距今4300年前的“阿卡德帝国”，属“苏美尔文明”。

这些“疙瘩”，我们中国人里大把专家认为它是不可破译的，或认为它根本就不是文字，而是结绳记事——即类似于记数、记账之类——很明显嘛！所有的“单词”都一模一样，就是位置的排列不同而已，这就是结绳记事的典型特征。

但讽刺的却是，西方却早早单方面宣布“已成功破译”，并进而单方面将其定义为“世界最早的文字字典”（重复一遍，人家说是《字典》），将其称之为“楔形文字”，学术名称叫“线性文字A”（还有“B”类，但尚未破译）。

请问，按照西方“需要国际公认”的标准，你说这些是“字典”：问过我们中国人与世界其他人民是否同意了吗？？？

遗憾的是，西方人从来不管不顾别人的质疑。

iiiiiiiiii

笔者前面说到，即使“破译”了文字后，也还要将其与传世文献联系起来进行求证，才能判断这些文字是今天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哪一段历史。

说到这一点，又一次见识了西方无耻的双重标准，那就是西方人总说我国的《山海经》“神话，不可信”！对我传世文献中的“三皇五帝”也是“神话，不可信”！但是，他们的《圣经》，西方人却集体一口咬定“那就是信史”——因为他们自称是神的儿子嘛~那么神话故事就=信史，这逻辑就是这样建立的，你奈何不了他，谁叫你中国自古以来就大喊“人定胜天”！认为自己比天还大呢！（画外音：敢情中国自周王朝起终结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我们还吃亏了？？？）。

其实，上述那一点还不足以完全表现西方人有多无耻，我们都忘了吧？《圣经》其实只是“文艺复兴”后才成书的——按西方的标准，1000年后的文献可信度大大降低！必须否定50%！

但是，西方人就是一句话：老子不管！

这就完了吗？他们的无耻？？不不不！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关于那块搓衣板上的“疙瘩”，每当你质问西方人：“上面到底记载了啥东西”？你还没把“它和《圣经》哪段典故有关系”的下一句说出来时，西方人就直截了当的承认：

“它们没有叙事性，只是货物清单”！

Bullshit!!!!!!!!!!

也就是说，你自己特么还是承认了那就是结绳记事咯？？

既然是“货物清单”，那还算个毛线的“信史”？？？

按这标准，我国所有的“类文字”绝逼是“信史”！没毛病！

毫无疑问，没有最双标，只有更双标！西方人的无耻绝对超越讲“仁义礼智信”的所有中国人的脑洞之想象！

这下该完了吧？？？答：天真！！哪有那么快！！

“克里特岛文明”与“迈锡尼文明”，被西方人认为是他们的两大文明源头，其遗址发现大量青铜器与金币，显示具有巨大的财富，但是了~遗址及周边却没有任何一个青铜矿产地与加工场，当你质问他们：“如何证明这些青铜器就是克里特岛与迈锡尼人制造”的时候，他们又说：“我们欧洲人是海洋文化国家，对外贸易才是我们的文明特征，因此，不需要理会这些青铜器与金币哪来的，总之，我们就是从此时期起，进!入!了!青!铜!器!时代!”（大意）。。。。。

Bullshit!!!!!!!!!!

然而，他们却对我们的二里头遗址里，没有发现大型青铜工场而大加嘲讽与否认——否认二里头文化是青铜文化时代。

上图二里头出土的“铜爵”（酒器），是迄今为止最早的铜爵。

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就是不承认你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

即使我国的“铜绿山古矿场”是当时以及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古矿场，我们由此说，中华先辈可能在此通过自己的智慧学会了制造青铜器的技巧。可是西方人却依然不承认，可笑到非要给你划一条线：把远在几万公里以外，而且与二里头不是同一个时代的“赫梯帝国”给扯了进来——因为赫梯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铁器的国家及文明代表，西方人非要证明“可能是赫梯人教会了中国人青铜技术”。。。。

MDZZ！！这等于直接把我国的“丝绸之路”足足提早1000年！

好吧~我真特么服了双标狗淋漓尽致的表演！！

四、【用文字判断遗址：西方同样没有出土“标识”】

前面说过，需要判断出土的“文字”是否是你的，要与文献对照求证，比如说，你说二里头是夏朝遗址，我们先假设仅有的那24个“类文字”／符号是文字，那么，那里面就得有“夏”字，或与之相关的，如“夏桀”、“大禹”或炎黄、尧舜禹等等传世文献上提到过的关键信息。这就是所谓的“遗址标识”——没有朝代标识就不能判断遗址的归属——这也是一条铁的考古原则。

于是，我们说“陶寺是尧都”——西方人：“没有发现‘尧’字，因此不可以认定为尧都”！

我们说“二里头是夏都”——西方人又说：“没有发现‘夏’字，因此不可以认定为夏都！”

好吧~那请问：你的那些鬼画符的所谓“线性文字A”里，哪个字有你所谓的“克里特岛”与“迈锡尼”的相关“标识”？？？？？

没有！压根没有！你欧洲人也是凭《圣经》与《荷马史诗》等传世神话文献中，记载的相关信息和地理位置来综合判断而断定的——也都是猜测，推断，不是准确敲定。

但是，欧洲爸爸说了是就是了，反正不听反驳与质疑。

同样的例子，我们的二里头遗址，与传世文献上的地址一模一样。

可是西方人又说：“没有文字”、“没有‘夏’字，不算”！

你特么的，每当这个时候你的“货物清单”肿么不说了？？

想来真是让人为之气结！！！

五、【最可悲可恨的：却不是西方人，而是“自己”】

西方人如此双标，我们算了吧~谁让人家提前挖了200年？我们直到近二三十年才开始大规模进行田园挖掘。

但反过来看，我们极有可能“后来居上”，因为西方能挖的都基本挖了，如此一想，便对西方人的无耻双标不那么恨了，事实上，中国考古界近几年的信心的确在增强，因为越来越多振奋人心的发现。

但是，不得不承认：过去我们自自我阉割的太严重了！！

这就是我小标题里说的：更让人恨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中国学者与专家们！

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冥顽不灵的，依然无日无夜不做自我矮化状，“疑古派”与近代的积贫积弱之遗毒太深。使他们时至今日依然对西方人如此狗S的双标视而不见，依然忠实的跟随西方人的调调，

每分每秒都不厌其烦地强调“这暂时不能确定”、“那暂时不能确定”，不管是陶寺之“尧都”，还是二里头之“夏都”，他们都不敢大声的喊一句：“没问题”！！！

一句话：按西方用《圣经》《神曲》《荷马史诗》等宗教色彩与神话故事浓浓的传世文献作为史籍的“不可撼动之范本”，则我国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史料都合乎标准！包括最具神话色彩的《山海经》——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达人论风俗的科普，不比你的宗教史更“文明”难道还会更落后吗？？

饶是如此，上面说的那些专家学者，还是长跪不愿起！我特么真的彻底无语！每次看这些人阴阳怪气的反讽政府（比如“夏商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批评网友时，我就想手撕了这帮烂货！

罢也罢也~现在，是时候要说“正事”了。

六、【教你如何正式及精准无误地认识“夏朝”与“夏代”】

概述：由于我国考古界与历史界长期追随西方人的调调，不承认夏朝的存在——特别是胡适与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本人认为这两人被千刀万剐亦不足惜！抱歉，无法原谅！

得亏他们的耳喧目染与妖言惑众，半个世纪以来，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或曰“误解”，即：无夏朝=无夏代。重复一次，他们认为：无夏朝=无夏代。

原本清末民初时的确是这样的，诚如“大师”胡适所言“中国之历史，没有一分是可信的，殷商不可信（注：那时还没有发现殷墟），西周亦不可信，从东周开始，减掉一两千年就差不多了”（大意）。

清末民初时，无论国内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即认定夏朝不存在的情况，又“殷周皆不可信”的前提下，那么自然就更不会有“夏代”了。

好在殷墟的发现狠狠扇了胡适与顾颉刚这两个王八蛋一脸，加上，随着“仰韶文化”（中原西部，即甘肃到河南）与“龙山文化”（山东半岛、江苏、安徽、河南各一部）这两个“非广域王权”文化，但又颇为璀璨夺目的文化体的确立，如同所谓的“克里特岛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为西方的两大文明源头一样，这两大文化也被公认为中华文明（注：是“文明”，不是“文化”，要注意区分）的两大源头。

由此，西方人也对“吾国”的“上下五千年”，特别是3000年这个“大限”松了口，比如发现仰韶文化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不置可否地承认仰韶文化距今5000-3000年，当然，他依旧顽固地提出“西来说”，认为仰韶文化是西方传过来的。

从那时候起，“夏代”其实就已经被确立。亦即：你可以说夏朝还没被证实，你不承认有夏朝——那行，随你，但是“夏代”作为时代指向，总应该存在了吧？？？

不可能明明我每一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都写着距今约4000多年，殷之前有个“夏朝”，你却年代也不给我用，非要逼我把这段时代弄成“空白史”是哪门子道理？？

还是那句：你敢用你的《圣经》和我的《史记》正面刚不？？

来啊~可惜，他们不敢。

但是，近代中国学者懦弱无能与奴颜屈膝真是让人发指！

就是因为洋爹地不承认夏朝，他们竟然生安白造了一个“早商”出来！！

“早商”也罢，“先商”也罢，4个字：史书无载！！！！！

吾国所有史书明明写着，殷商作为国家的历史，是从成汤开始，而殷商的先人“契”为大禹治水的助手，而所谓的“殷先王”，“契”的六世孙王亥，为夏朝时的官员。

可是，中国的专家不敢说“夏”了，乖乖地在洋爹地的预设逻辑下，通过深文周纳，推论出一个成汤之前的“早商时代”。他们在无任何文献与出土资料的支持下，就断定，成汤前商人很早就开始建立城市、图谋天下、奋发有为………如此云云！

真他妈的天荒夜谈！！！！！纯熟臆想！！！

“大胆猜想”是用在有既定事实的支持下！怎生可以毫无根据就“大胆猜想”？？？

不就是发明历史吗？？？恁多废话。

这种思想的荼毒，致使这些专家，在面对比考古年限上的成汤殷商（殷商距今约3600多年，享国约646年）更早的时代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搬出“早商论”出来。如二里头的第一、二期（约3750年前），还有长江流域的“非中原文化”之武汉的“盘龙城遗址”（约3800年前）。

明明都比殷商的权威上限3600年早100-200年，却犹如“西门庆见到潘金莲一样”——欲火焚身般把二里头早期命名为“早商”；盘龙城就更搞了~公路指示牌早已大大的写着“商代古城”，地方政府还以“早商名城”为题，与某些专家们举办了好几次展演和讲座，四处鼓吹所谓的“早商文化”。

让人发指的是，主张盘龙城为“早商”的某位专家，他自己首先承认盘龙城比安阳殷墟与偃师二里头要早，然后他又说“盘龙城下限符合商王武丁（注：商代的中兴之主）南征的年代”。

首先不说这位专家自动忽略了上限（即盘龙城早期，距今3800年前），但是他接着又说“盘龙城的青铜器形制比二里头还古旧，而且其青铜器工艺体现出强烈的统一意识，每个箭镞的大小误差极其小，整个城市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意识”。（大意）

把盘龙城说得那么屌~那盘龙城既为“早商”，稍后点的二里头早期应该为“早商稍晚期”，这个理解没错了吧？

如此，二里头的青铜器工艺与城市规模怎么比盘龙城还更不济了？？？

相差不到一百年而已，就衰落了？？？

iiiiiiiiii

还是那句：史书无载！

从未发现殷人深入长江的任何记载！

不发明历史就会死吗？？？专家！

吾国的某些考古学家，其无耻与荒唐简直超越想象！

七、【下面，来教大家精准认识何为“夏代”】

以二里头为例，二里头遗址一共有四个年代，C14测年结果有多个，争议比较大，但最常用的是：“约在公元前1900年至1600年”，也就是说上限距今约3900年，下限距今约3600年，按照下限，说二里头是“商城”是合理的，根本不需要用“早商”，当然，你可以说最精准的测年也会有±50-200年的误差不能排除，这样说的话，那么“早商”也是可以成立的。

可惜，还是那4个字：史书无载！

事实上，考古界里的“反早商派”主要就是以“二里头遗址无法通过史籍来判断，殷人曾在此建都”来反驳“早商派”，因此，后者对此也是无可奈何，此是后话，在此不赘。

总之：你对夏这么苛刻，也别怪别人对你商那么苛刻！

是不是这个理？？？

继续正题：根据国家《夏商周中华文明探源断代工程》的权威定义，夏朝建立在BC2070年间，也就是距今约4100年。

而已知殷商享国近700年、夏朝享国近500年，同时我们又知道武王伐纣大概是BC1057-1027年，那么：BC2070--BC1057=BC1013。即夏朝至周代商间，有约1013年的间隔，也就是：夏+商撑死顶多是1000年上下。

又已知：殷朝约646年，夏朝约471年，则1013--（646+471）=104年。

考虑到C14测年技术的±之误差，因此，夏+商=1013年，仍然是可靠、合理的测算。

如此一来，就算我上面引用的夏朝国祚你不相信（因为你都先预设了史籍上的“夏”不是信史的话），但是仅仅以殷商的国祚646Y减1013Y后，你也只“剩下”367年，这367年“不三不四”——既不接近文献中推算的夏朝国祚，若算在商的头上，又又远远大于殷商的文献记载之国祚。

总不能说殷商享国超过1000年吧？？？

iiiiiiiiii

我一这样问，有的“大师级”的喷子恐怕会立刻跳起来反问：

你怎么就敢肯定殷商国祚没有1000年？

不允许太史公记《史记》错了吗？？

不允许出土文献《竹书纪年》记错了吗？？

殷商建国前肯定也有人呀，其部族也肯定在发展呀？

没建国不代表人家没在发展吧？？？

嗯~喷的很专业，可问题是：二里头就只能是“王城”的级别，再说一次：是“王城”的级别！！

按复原面积推算，二里头四期加一起可以住两三万人，这在当时的世界里，绝对是超级都市的级别（相比较，古希腊的所谓城邦，几百人一个“城”，对比二里头连村都算不上，应该叫“五里亭”），二里头属于“广域王权City”是不存在任何疑问与争议的，无论海内外。

也就是说，如果二里头是殷商人的所谓“早商”时期，那么，第一期起就已经具备了“王城”的条件，进一步推论：在第一期之前，二里头的主人必然是已经具备了“王天下”的资格。

请问：成汤之前的“殷王”是谁？？？

答：史书无载！！！

造啊！给老子造个比成汤牛逼的“殷先王”出来瞅瞅！

嘿~你别说，被洋爹地牵着鼻子走的狗狗，还真的敢造！

一个流布N年的谣言：这几年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据甲骨文里记载，商汤不是殷商的开国皇帝，而是中兴之主，其实，商人很早就称王了”——这里面的“很早就称王”之“王”，有人说是王亥，根据甲骨文记载，王亥确实被殷人称为“高祖王亥”。

高祖？？？不就是第一任皇帝吗？？？

你看，“商人很早就称王了”果然是对的？？？

But~骚瑞，甲骨文里的“高祖”不止王亥一人，还有殷人的始祖“契”与成汤（仅此三人），问题来了~请问：若这三个至少相差一两百年的人都是开国皇帝的话？那你是不是神经病？？？

开了三个国吗？？？

谁主张谁举证：你给我说说是哪三个国？？？嗯哼？？

分明就是成汤建商后给他两位先祖追封的嘛~何来的“很早就称王”？？？？

史书中明明写着“契”只是殷商人的始祖，写着王亥只是夏朝的官员，写着商朝的开国者就是成汤，你偏不信书，非要自己“创造性”的发明出“成汤是中兴之主”，你咋不上天？？？

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掩盖”的典型之典型！

如此滑稽可笑的根本原因还是：太喜欢吃洋爹的前列腺液！

iiiiiiiiii

毫无疑问，殷商的开国君主就是商汤。

综上所述，无人可以回避，二里头的第一、二期的断代只能是“非商代”，早商、先商无论如何都没有成立的足够说服力。

对照史籍，二里头一、二期与盘龙城早期，就是夏代！

死活都不承认，就是胡搅蛮缠！罔顾事实！睁眼说瞎话！

八、【最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夏代的存在】

“早商说”之所以会出现，如前所说，主要是因为“疑古派”与西方人的“内外夹攻”下，裹挟了国内外的论调，导致了中国考古学界的无奈追随也好，唯命是从也好。

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却很少人知道，那就是距今为止，夏代的晚期，即部分专家很不情愿提起的“晚夏”，如二里头的一、二期，和盘龙城的早期，在时间线条上都属于“晚夏”时期，如考虑测年无法排除的最小误差率（50-200年），再结合夏朝文献推测国祚471年看，上述两个遗址的早期也可以笼统归为“中夏”期。

好了，问题来了：请问“早夏”又在哪？

口说无凭，时间线条来说当然有“早夏”，可是你得有符合年限的遗址发现呀，对不对？？

诚如前面所说，“早夏”的代表性遗址——因为夏既然是一个朝代，那么“早夏”也必须要有相应的“王城”、“都城”级别的遗址匹配，“早夏”才可以成立。

所以，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这两大源头的“聚落状”是不符合条件的。

也因为没有发现“早夏”，所以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总按这样的顺序来连接断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此三大文化的年限，按上限分别是5000年前、4300年前、3600年前。

由于仰韶文化的时间跨度大，存在的时间长（5000-3000年前），因此它的下限并不影响。但龙山文化的存在时间相对较短：4300-3900年前，那么，龙山文化与殷商相差了有200年的空白期。

前面说过，夏朝的文献国祚是471年，也就是说：龙山文化与殷商相隔的这200年，实际上就是早／中夏。

现在，“有了”——东赵遗址：位于郑州西郊的高新区，东距郑州商城遗址约14公里，北距大师姑城址约7公里，东北距小双桥遗址约9.5公里，西距荥阳关帝庙商代晚期遗址不到2公里，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2012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疑似祭祀坑区、灰坑、窖穴、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夏、商、周时期文化遗物。2015年1月4日，在东赵遗址再次发现大、中、小三座“叠套”在一起的古城里，并发现“中城”存在“婴儿奠基”现象。

东赵遗址大小约1平方公里，对比二里头约4平方公里，盘龙城为3.6平方公里，东赵显得有点“袖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