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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非理性的'人类因素'编织进经济学，让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泰勒赢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泰勒出名之处，在2008年描述一种叫做'轻促'的现象。轻促依赖微妙的心理伎俩来引导消费者做出更有益于他们自己或社会的选择。 轻促的一个例子是为捐赠器官改写默认的选择，这样人们不得不有意识的选择出捐赠，而不愿意让自己进入一种选择的麻烦中。 另一个是使养老金缴款，成为雇员的默认选项，微妙的鼓励他们为将来储蓄。 轻促的潜力已经证明了如此伟大，以致一些国家政府其中包括英国和美国已经成立了'轻促机构'来帮助推动有利于环境、有利于节能和有利于健康的议程。 泰勒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人的理性局限”的研究。 泰勒：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不可能存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会受到各种“非理性”的影响。很多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来是“错误”的行为，经常被忽视，但往往正是这些行为导致了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决策最终失效乃至酿成恶果。 见麦田怪圈的一篇文章： 瑞典皇家学院说，'通过探索有限的理性、社会偏向和缺乏自制力的后果，泰勒已经证明了这些人类的特征系统上，怎样影响到个人的决定以及市场结果'。 作为一个有限的理性的例子，皇家学院引述，一位出租车司机，一旦达到预先设定的收入目标就会停止日常工作。按照泰勒的说法，这位司机实际上可以赚更多的，只要有更多的客人就可以。如果没有客人了，他也就自然下班回家了。 这是一种名为理性，实际是一种缺乏自制力的表现。 其次，还有一种是过于理性，造成了更大损失。 比如，一些国家的经济计划也是如此，看似目标达成，实际以社会整体活力丧失为代价。明确的目标完成，实际以潜在损失为代价。比如委内瑞拉强行搞国有化，造成了市场的凋敝。 两个例子，似乎说明，应该有方向，而无需目标。弱目标，强目标，都不是好事。 弱理性，淡化了二元分离，无法维持事物的发展。强理性，造成了极性，强化了二元分离，制造更多矛盾。 泰勒的工作也表明了当做经济决策时，人们往往考虑到公平性，这意味着支付更多，惩罚别人不公平的行为的痛苦（心理）成本。例如，消费者如果看见商家在雨季刻意提高价格，甚至下大雨时决定不买雨伞。 对公平的刻意追求，也变成了一种有害的“极性”。当然对于不公平现象，并非不需要改良，而是应该通过对制度和游戏规则的改变进行。通常我们认为，对社会的改良，对不公正和腐败的抨击，痛恨，可以改变它。事实，可能完全无效，反而让自己付出重大的心理成本。世界很多腐朽政权，比萨达姆等，并非是人民仇恨而推翻的。 回到上面的雨伞的例子，如果痛恨商家的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就要从立法角度约束。如果经过讨论，立法禁止商家抬价，又会丧失利益追逐，丧失竞争意识，又会造成市场流通缺乏活力，一潭死水。从其它角度，造成民众更大的损失。这点，我们从委内瑞拉的国有化，导致的一地鸡毛还是可以看出来。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制度的改变，第二是人心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而且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这个顺序走的，很快就成了世界列强。 福泽谕吉的说法就是游戏规则的改变，好过于无数人的痛恨。零散的行动，无法聚集在改变实相的那个点上，无用功。 对框架的维护或者评价，远远好过对现象的抨击。或者说对现象的抨击，应该纳入对框架的考核中。否则就是福泽谕吉说的，顺序颠倒，唤醒民众和教育社会，只是一场空。 泰勒也提出了'天赋效应'，人们在下单时，往往看重某种商品的销售记录，而并不是商品本身。 还有，善于利用人群的短视心理，如果让员工拨出未来薪金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在的薪金，人们更愿意贡献企业年金，另一个'轻促'现象的例子。 总之人的理性的局限性很多，按照泰勒的说法，善意的政府会利用这点，更好的规划好羊群，让羊群生活的更好。我想，因为羊群里面毕竟还是有清醒的，如果政府恶意为之，怕是这些清醒的会领头造反，得不偿失。 反之我们假设下，恶意的政府会不会利用人群理性的局限性，还会放大它，强化某种默认、墨守成规、懒得选择的心理，变成不断剪羊毛的手段呢？ 总之，心理学之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件好事。 人工智能时代 会无条件向国民派发收入（UBI） 一些国家已经在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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