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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艺术家 弗里达·卡洛（芙烈达·卡萝 Frida Kahlo，1907－1954年），墨西哥女画家，本名是Magdalena Carmen FriedaKahlo y Calderón。弗里达的丈夫是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里维拉同时也是她的老师。 《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雀的自画像》 《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含有卡萝典型的自画像特点：用色强烈、人物身上的衣饰及背景充满墨西哥氛围。而猴子在墨西哥神话中虽然是欲望的象征，在卡萝眼里却是温柔而具灵性的动物；画中人嘴唇丰满，又眉如鸥，目光似乎有些犀利，可以想像出卡萝在作画过程中，如何敏锐而近乎残忍地透视自己，与画中的自己对望。 《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 弗里达的自画像《小鹿》，画中她变成了一头鹿，身上却插满箭羽。 《小鹿》 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拐子。然而，少年时期的Frida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Frida就是2000男生中35位女生之一。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Frida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Frida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弗里达和里维拉》 1925年，Frida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9月17日，Frida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努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她毕生的画作中有55%是一幅又一幅的、支离破碎的自画像（如器官分离、开刀、心脏等具体的表征、代表画家的痛苦），此外，弗里达也深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她经常使用明亮的热带色彩、采用了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格。虽然弗里达是象征主义的画家，但她的作品有时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她也以超现实主义画家为名义开过几次画展，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超现实主义画家。她宁可称自己为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画家，因她的画作全神贯注的集中在公正的画出女性题材与比喻。她是崇拜女性的，而非超现实的。 1928年Frida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Frida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San Francisco，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在这一时期，Frida 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Frida流产了。 休养中Frida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自此Frida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Frida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弗里达的自画像相当有特色，以她的一字眉（Unibrow，左右眉毛连在一起）和嘴唇上薄薄的髭闻名，她一生的画作中自画像占了三分之二。 《底特律的流产/我的诞生》 《根》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里维拉与Frida的姐姐开始偷情。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 《姐姐克里斯蒂娜的画像》 里维拉从未忠情于任何女子，Frida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惊讶于这个国度，称之为“自然的超现实主义国家”，并且惊讶于Frida的绘画。部分由于他的原因，Frida于1938年末在纽约举办展览，布雷东亲自写前言。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半数作品售出。1939，布雷东又建议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但评论非常好。卢浮宫收藏了一张，而且获得了来自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赞扬。然而Frida非常不喜欢她称之为“一帮母狼的疯狂儿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她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
《迭戈和我》
《摩西》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双亲与我/伦德雷斯街的蓝房子》，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 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弗里达》，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两个弗里达》是心痛的弗里达与丈夫离婚后不久创作的，当时的她因为绝望而酗酒，使原本就孱弱的身体更雪上加霜。在婚变中历经种种心境后，必须重新学习独立的她，才执起画笔剖析内在分裂的自己：两个弗里达血脉相连，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其中一个身穿墨西哥传统的原住民服装，是里维拉所恋慕的她，脆弱的血管环过她的右手臂，接在她手里拿着的护身符上面，这个护身符里面装着里维拉的幼年画像，是她爱意与生命的泉源。另一个穿着欧式洋装的弗里达却已经失去了她的所爱，一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她的心脏只剩下一半，血管刚刚被剪断，鲜血无助地滴下来，只能拿着手术钳聊以控制。这个被遗弃的欧洲弗里达，很有可能会流血至死。
《两个弗里达》1939年 40年代早期，Frida与里维拉离婚，原因至今是个迷，尽管他们还成双入对出入公众场合。不到两个月，他们又在美国复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里维拉认识到Frida的健康将无情地恶化，一定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
《关于死亡的思考》 她的健康从来就没有特别好过，1944年以后明显更差了。她开始接受众多脊骨与跛脚的手术。研究她生平与作品的权威人士怀疑是否这些手术都是必要的，或者它们只是吸引里维拉注意的手段。对Frida而言，她生理上与心理上的痛苦总是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早期，她出现病情危机住进墨西哥城的医院，在那呆了一年。 复婚之后，Frida作为艺术家的声望持续升高。尽管一开始是在美国而不是在墨西哥本土。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波士顿当代艺术学会和费城艺术馆被列入最有威望的艺术家之中。1946年，她得到墨西哥政府的奖金并在年度国家展中获官方奖。她还在一所新型的实验艺术学校授课，以非传统的方式带给学生许多灵感。当从医院回家后，Frida成了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里维拉曾被开除出党，里维拉说：“我在认识Diego之前就是党员，而且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比他更好的党员。” 与此同时，40年代的Frida画出了一批她最好的作品。此时她的绘画受到疼痛、麻药和酒精的综合作用变得越来越笨拙和无序。尽管如此她还是于1954年在墨西哥举办了个展。开始人们认为Frida病重无法出席，但最终她还是由自行车送到并由担架抬入展厅。开幕酒会成了凯旋庆典。 同年，Frida受到组织坏死的威胁，对右腿膝关节以下进行了截肢，这对于一个精心营造自我形象的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她尝试着用假腿走路，甚至还在朋友的庆典上跳舞。但是终点临近了。1954年7月，她最后一次在抗议打倒危地马拉左翼总统Jacobo Arbenz的共产主义游行中公开露面，之后不久便在睡梦中死去，似乎是窒息而死。很多与她亲近的朋友都怀疑她是自杀。她在最后的日记上写着：“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希望永不再来。——Frida。”
《梦/思考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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