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 深思 深境——周慧珺书法之意义

周慧珺先生的书法在当今书坛上，影响深远，是一位传统功夫深厚，又有时代新意的大家。她的书法流泻出她对书法的满腔深情，透射出深刻的内涵意趣，蕴含着艺术的深邃之境。

作为时代的代表书家，她的成就的取得，首先体现在她对书法艺术的深情上，她对砚田耕作有着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

从周慧珺的学书历程上看，她幼承庭训，在父亲周志醒先生的启蒙下，楷书以颜入手，行书以米入手，有着敏悟的起点。但她少年时期，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该病多发于手、腕、足等关节，迂延不愈、致残率极高。她初中时，经常关节红肿，不能轻松下蹲或长久站立，以至她考上上海科技大学仅上了几个月课便退学回家，遭受了百般苦痛。但她在病魔缠身的日子里，每天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书法成为她的精神支柱。1962年，即以写《蜀素帖》参加了上海书法展。随后，她入上海青年宫书法班学习，得拱德邻、翁闿运、沈尹默、白蕉等名师亲授，对王羲之的《圣教序》、颜真卿的《祭侄稿》《争座位》及黄山谷的《松风阁》等细心研习，研书视野不断扩大。她敏行讷言，内心却潜藏着一股艺术激情。坚守着严格的临池程序，笔法的深究、结体的推敲，伴随着夜深人静，也伴随着她的春秋寒暑。她的毅力和执着，使她书艺精进。在那个文化荒芜、万马齐喑的年代——1972年，她的书法《行书杜牧诗》，即刊登在《人民中国》杂志上；一年后的《现代书法专辑》上，发表了全国仅二十一位书家的作品，周慧珺的名字也在其中，她清新脱俗的行书在当时非常让人惊羡。所以，她克服病魔、寄生命于书法，成就了她。正如赵丽宏先生所说：

 

周慧珺的成功，并不是阳关大道上的顺风走马，她的人生和艺术之路上，充满了苦难和坎坷。命运对她的严酷和苛刻，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然而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障碍，进入了一个自由辽阔的境界。可以说，是书法改变了她的人生。[1]

 

她的书法告示着人们，意志是能决定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有聪慧眼光的人，对艺术总是有着独特的思考，在周慧珺的米式书风被社会所称颂之时，她有着冷静的思考，并不故步自封。随着改革开放和“书法热”的兴起，她为了不蹈故常、实现新的突破，又上溯北碑，深研魏楷。她清楚地意识到，清人学碑，注重对碑的吸收和改良，是对当时萎靡的帖学书风的一种矫正，而不是照搬。她通过研习北碑书法，发现“凌厉角出、气象雄峻的有《元遥墓志》、《元彬墓志》，欹侧峻厉的有《孟敬训墓志》，华美秀逸的有《张黑女墓志》”[2]，而她更喜欢《嵩高灵庙碑》，认为“以隶意笔法写楷字，字体属隶法森严却八法初显的不成熟楷书，故而天真烂漫、古朴无华，没有丝毫的装饰意味，可以根据临习者自己的需要借鉴和发挥”[3]，这大大地激发了她的灵感，以此为己所用。故而她潜研此碑，不是照搬，而是求其质朴意趣，求其开张气势，并将其渗入自己的行草书中。从书法艺术角度来分析，帖以精美为长，碑以浑朴为雄。精美之书如清水观鱼，虽赏心悦目，但易清澈见底；而浑朴之书似雾里看花，耐人寻味。碑与帖，实质上是一对矛盾，而要完美的结合，那才能达到书法的深境，而这又是书家孜孜探求的目标。故而，周慧珺在潜研帖的成就上，致力于碑的学习，不断汲取养分，丰富自己。她的变法和独辟蹊径，正是她进行艺术深思的结果，她找到了探求出新、丰富自己书法创作的成功之路，并以慷慨轩昂之貌出现，给人以豪迈、明爽的书风，成为了当代承古开新的杰出女书家。

作为有成就的书家，自然对技法有着全面、纯熟、精到的把握。读周慧珺的书法，就能体会到她的艺术表现力的充分自由度。

从周慧珺的行草书来分析，她对技法的把握是非常精熟的。她在《书道苦旅》中说：

 

写字不必笔笔中锋，要妙于起倒，达到四面灵动、八面出锋的境界；字的结构就是布白，字由点画组成，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相守，才成艺术品。[4]

 

这是她对笔法和结体的独特的领悟。读她的作品，就会感觉到她用笔时而笔墨浓重，密不透风；时而飞白枯藤，疏可走马，有着“腾天潜渊之势”、纵横潇洒之姿。其次，她的书法的结体给人以跌宕多变的风貌。虽然汉字的形体构造本身就含有着美的素质，三千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多种字体与书体，但这并不能满足书法作为艺术所需。从书法的艺术要求来说，字形必须丰富多样。王羲之说：“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无使相同。”[5]要求书家写出仪态万方，富有生命力的形质，不能以点画、线条的平庸搭配为满足。在周慧珺的行草书中，总是笔随势生，宽窄疏密各得其宜的。她用“米刷”，刷出了结构的参差错落，刷出了形态的伸缩敛展，刷出了字与字之间的协调对比，刷出了布白的呼应变化——她开启着当代帖学新风和尚“趣”意识的先河，启迪了当代书法创作在结字上奇荡变化的追求。这也是周慧珺行草艺术的意义所在。

我一向认为，不会作楷书的书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家。周慧珺虽以行草书鸣世，却也是一位精于楷书的书家，不论是她早年的颜体，还是中年变法后的魏碑，都是非常动人的。尤其是她写北碑，取浑朴之意，却也写得精彩动人，显得精致入微，体现深度。更让人深思的是，她未受当代曲解“宁拙毋巧,宁丑不媚”书风的影响，将魏碑书写得落落大方而气度恢宏，与书坛上一些书家的支离破碎、装腔作势的魏碑书迥异，这正是她的帖学立场的体现——碑为我所用，而不是进行转换，学后者弃前者是书家探索之大忌，使自己的书风在延续中缓变，末变而本不变，用北碑楷书充实自己的行草书，而不是立异标新。融会贯通——这正是周慧珺书法之所以能自成一家的原委。

周慧珺的书法，最让人震动是她书法中流泻出生动的气韵，给人以深邃的境界。

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千年而不衰，这与丰富复杂的人的精神气质、学问修养、道德情操紧密相关。自古以来，法古、尚古、尊古的思维模式促使着那些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的书家以魏晋为最高境界，以秃笔成冢、池水尽墨的勤奋精神为楷模，花费毕生精力去攀登这一高峰。从文化、哲学、艺术的整体思维和直观中去把握，以此给书法艺术注入充沛的活力。这其中，书法既包涵着必须经过穷年累月的研习才能熟练掌握的技法，又综合了传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又在挥毫之际或鲜明或曲折地表达出书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表现出书家的道德、情操、气质和精神。所以，明人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

 

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6]。

 

总之，人的素质，决定了书法的内涵，决定了书法的“雅”、“俗”。因而透过周慧珺的书法形式，就会体会到其深邃之境。

周慧珺自己很感激当年的学书岁月：

 

青年宫的老师都是名家，沈尹默、拱德邻、翁闿运、白蕉、任政、胡问遂，哪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啊。而且那时的老师是有多少讲多少，从不藏着掖着，是真心在培养苗子的。[7]

 

所以，这些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名家，深深地感染着她。因此，周慧珺尽管转益多师，但她始终保持着女性书法特色，崇尚温雅而雄劲的书风，始终以传统文化素养来滋养自己的书法创作，在努力历练书法的同时，追求学识修养的取向，她爱好收藏，潜研文物，理解历史，不断深入地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这正是她书法之所以能保持着浓郁的文雅气息、流泻出生动的气韵、蕴含着深邃境界的缘由。不主故常，自成变化。是当代的，又是传统的，承古开新——这是她书法的又一意义。

当然，她书法的深境，更多的是她胸怀抱负的体现。她自1998年出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后，提出“振兴上海书法”的口号，她广罗人才，推出新人，力抓创作，广泛地进行国内外文化交流，为上海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用她自己的话说：

 

我把书法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能为书法做点事情，是我最高兴的。当书协主席不是为了获取资本，为社会，为全市众多的书法同道和爱好者们做好服务才是最重要的。[8]

 

可见，他的胸怀和境界，成为她书法深境的由来。

从当代书法发展的轨迹来看周慧珺的书法。自1974年周慧珺所书的《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的出版，即风靡全国。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传统法帖被视为封建糟粕而禁止出版，老书家们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没有作书的权利。因此，她的书法成为了万籁俱寂中的清响。凡经历那个时代又爱好书法的人，无不知道和无不仰慕这位女书家（何况那时她还是青年）。除了这些政治因素外，周慧珺的行书是其独有的以米字为基而变化出新的风貌而清人耳目的。众所周知，“文革”之前的书坛，是沈尹默的时代，在其力主帖学的观念影响下，奉“二王”为圭臬，在他的麾下，凝聚着潘伯鹰、邓散木、马公愚、白蕉、马叙伦、章士钊等名家，他又广罗门墙（如胡问遂、任政等），影响巨大。周慧珺也得到了沈尹默、潘伯鹰等人的亲炙，打下了深厚的帖学功底。但她未受其束缚，从“二王”的鹅池中驰入了米芾的苕溪，别有体悟地发挥米芾沉着痛快的特色，一扫当时的柔媚、纤弱(时代造成的顺从心理的体现)的流弊，以其独有的刚健挺毅的风骨而卓立于海内书坛。当时连男书家都少得可怜的时代，她的风采就更引人注目，以使从者如流，由此启迪着时代书风。这奠定了周慧珺书法的书史地位，成为其书法的最有意义处。

 

（本文摘录自《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书法学术研讨论文集》）

 文/叶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