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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在为生态厕所隔板画画 小伟的返乡与别人有点不同，他的经历就足以绘成一幅画卷了，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这句话来形容最为恰当不过，他一直都在探索生活的各种可能。正是在他返乡前的各种探索，以及他在汶川地震灾区的见闻和对金融危机来临时的判断，让他对生命、对家庭、对教育、对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选择，促成了他告别城市回到大山，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建设自己理想中的共生家园。
1.弃学南下 1978年，梅红伟出生在河南驻马店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数学老师，家中姐弟四人，他属老小，大家都叫他小伟。作为一个教师子弟，小伟从小开始就跟着父亲住在学校里，只要是父亲教过的学校他都待过，经常是父亲在教室里上课，他在教室外面玩，直到9岁才开始上一年级。小伟早期的求学之路一直很平稳，成绩也很好，但到了初二升初三的时候，被寄托了子承父业期望的他，却在家人的诧异中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的决定——放弃学业。让他做这个决定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自己不是攻学业的料，“初二的时候两样是我喜欢的，一个是语文，一个是物理，但英文一直是最差的，口语就不用提了，早上起来左右前后看着别人都在哇哇哇背单词，自己也使劲地背，自习课结束人家要去吃饭了，我一个单词没记住，郁闷！从那个时候其就厌烦学业”。二是开始对父亲的职业有了新的看法，“我决定不要一辈子都耗在这个学校了，不然太痛苦了，真的太痛苦”！ 于是，1994年，16岁初中还未毕业的小伟决定放弃学业，南下深圳闯世界。小伟到深圳的第一站是在一家挪威的企业做手表，一年之后就开始学习广告、广播、摄影，后来又去学习酒店管理，在一个星级酒店做到了客房部经理，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职位了。后来发现酒店管理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内幕和关系，没办法学到真的东西，后来就退出来开始做其他事情。 因为小伟的家庭信仰基督教，早在1991年的家乡教会活动中就结识了香港的公益团队人子协会，初闯世界的小伟在深圳又遇到的人子协会，并开始做人子协会的兼职义工。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处打工热潮，很多农村的孩子梦想着能进到工厂，进到城市。为了帮助农村的孩子能在城市顺利找到工作，人子协会开启了一个名叫“青年创业养成计划”的活动，免费介绍农村的孩子到安全的企业或工厂。因为人子协会的中大多数都信仰基督教，被介绍过来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来自教会，他们多会联系诚信可靠的基督徒的老板，保证这些打工进城的孩子不被欺骗，能够正常的得到相应的待遇和薪水。此外，小伟还会跟着他们每个月还会去工厂做一两次探访活动，组织聚会，也帮他们协调解决一些困难。“看到他们对城市边缘人群的关心和扶助他备受触动，于是辞职，从1996年开始我就成了专职义工，帮扶城市里散落各处的流浪者、问题少年”。 小伟和他的爱人苗九玲是在深圳的时候相识的，“认识九玲正是97年她从老家确山县送一批孩子过去，那也是她第一次去深圳，怕在深圳不习惯，就背着很多从老家带去的东西，比如擀面杖，哈哈，很有意思！我去车站接的他们，后来因为我们那个团队也蛮需要人的，所以九玲就留了下来。”正是九玲的留下，让这两个年轻人有机会慢慢了解、相知，开始他们相扶相携的生命旅程。 小伟和九玲相扶相携 这期间还有个小小的插曲，因为在当时的团队中有个规定：当提出恋爱之后就要准备结婚，不能一直恋下去，不然可能会对其他人有影响。所以小伟和九玲考虑之后在1998年底就离开了一段时间，在老家确山经营起来一家叫“西部牛仔”的服装店，生意做的红红火火。服装店开到6个月的时候，小伟和九玲被之前的团队邀请出去到云南丽江做一个月的游学，没曾想却在期间被安排办婚礼了，说到这，小伟笑的一脸幸福。“有一天晚上活动结束后，老师说你们明天要自己准备自己的东西，当时都没听懂老师什么意思。第二天中午，突然发现大家都不见了，以为要迟到了就赶紧赶去吃饭的地方，到了之后被老师一把拉住上台，老师说今天是小伟和九玲结婚典礼。当时我们俩也傻眼了，但身边的朋友都送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我们就这样结婚了。”原本打算游学回来继续开服装店的他们，被“老师希望我们能去广东深圳，那边计划办一个共生家园”的话动摇了，最终决定放手确山这个店。“其实有很多人为我们可惜，觉得正是我们赚钱的时间，但我们有很多过集体生活的经历，心里边觉得一个大的家庭生活，一个群体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也办过婚礼了，也想在结婚之后能有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 1999年，小伟和九玲再次来到深圳，和其他人子协会的成员一起探索共生家园，做大型的文化创意产品义卖。2000年，小伟和团队创业开餐厅，不大的门面却经营的热热闹闹，餐厅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接待一些流浪的人，免费吃饭；还会帮助城市的边缘人群和弱势青少年，到劳工聚集的工厂探访，为他们组织生日派对。在深圳那个被各种开发项目急速包围的生活空间里，他认识和了解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子悦已经长成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2001年，他们的大儿子子悦出生，餐馆几乎没日夜的作息让人的体力和精力都极度劳累，所以小伟决定关了餐馆，一家人暂时搬到一个地方好好生活两三个月。在一位一直陪伴他们的老师的建议下，他们一家三口前往上海，与另外一个家庭一起合作生活、创业。
2.返乡租地 在九玲最早一批送去广东打工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叫大春的兄弟，一直牵绊着他们的心。大春因为在雨伞厂的工作环境中接触了有毒物质，他的皮肤开始溃烂，在广东时小伟就带着他跑了很多医院，都无济于事，有位医生说大春最多只能再活五年。那时小伟一家去了上海，大春回了老家。在上海，小伟收到大春的那封“连死都没有力气”的信，小伟回忆当时情景：“当时很心酸，之前在南方接触过理疗、健康饮食，有一种观念：吃健康的蔬菜改善人的健康。就跟大春说：我们决定回老家，找山清水秀的地方种有机蔬菜给你吃，只要你愿意，这五年我那都不去就陪着你走到最后，你就是我的弟兄。 大春同意了。于是，2002年，小伟带着九玲、子悦一家三口，还有两个红色的行李箱回到确山，那就是他们在外这几年的全部家当。他们开始借钱，找地方，最终找到了薄山湖水库边的二道河村这个地方，租了现在这300亩地的荒山头。租期为50年，“当时对方要3800元一次性付清，我说算你4000，再给你双倍，8000元我租下了。地租来之后在村里做了公示，并办了林权证。租完之后别人都觉得我被骗了，但这个价是我自己定的，我是急需要，我是想要生活”。可是在租完地、买完必备的交通工具一辆摩托车之后却已经没钱了，于是跟大春约定去深圳打工一年赚钱回来盖房种菜。 2003年，小伟和九玲再次南下打工，小伟在康佳集团做销售，小伟白酒酒量就是在那时练成，有酒量就有销量，半个月后由销售代表升为区域经理。两人打工一年存下两万多，借着过年回家的机会悄悄递了辞呈。走的时候老板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一座荒山会如此牵动着他的心？ 农场最早的四间瓦房 2004年，小伟用打工攒下的钱建了山上最初的四间瓦房，并接大春到山上。因为要生活下去，开始发展种植和养殖，河南地区有在八月十五吃公鸡的习俗，2005年他们在山上养了5000只鸡。等到鸡出栏的时候，禽流感正好在全国爆发，看着满山遍野的红公鸡，却卖不出去。“当时山里没修通水泥路，很难运输，就付钱给附近村民挑鸡到大路上去，附近饭店都知道我们的鸡好，也会订购一些；但要大批量走出去只能靠鸡贩子，鸡贩子却使尽各种手段拖延时间，已经完全长成的公鸡每天食量很大，养一天赔一天，最终不得不以很低的价格被迫卖给鸡贩子，那是一次很痛苦的经历。”与此同时，大春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变故，使得大春无法到山上安家，“我们不可能在山上等着大春偶尔来住一下，于是又出去做义工了。”
3.健康农业实习生 2006年，小伟和九玲被邀请去云南丽江束河古镇建立人子共生家园，于是他们再次举家南下。在丽江，小伟认识了在做有机农业探索的朱明，因为前两年在山上养殖种植的失败经历，让小伟对有机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朱明是社区伙伴（PCD）在广东地区的联络员，给小伟讲了很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的工作，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前沿。“看到朱明在做这个事情，觉得这个工作很伟大，觉得对农业生产自己应该再去做进一步的探索，而朱明也需要人参与，于是我就成了社区伙伴的第二期健康农业实习生。” 成为PCD的实习生后，小伟和朱明来到了广州，与另外一个伙伴苏德标，在韶关做生态农业基地，找了几个农户做有机农业的生产；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通过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对接城市来销售，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做生态农产品城乡对接的机构——沃土工坊。沃土工坊的名字是朱明起的，同时成立的另一个环保机构南岭会，在韶关的南岭保护区内保护鳄蜥。当时要经常出差去韶关，与当地农户打交道，除了推广有机农业的生产，还帮助农户改造旧房子，安装了榻榻米的床铺，让城市消费者去入住体验。 小伟带着城市消费者参观韶关的生态农业基地 一家人分居两地总不是办法，小伟在广州安顿下来之后，九玲就把子悦带了过来，同时过来的还有两个单亲妈妈的家庭。来到广州后，三个家庭都面临着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困难，共生家园的生活方式是自然而然的。四个大人三个去工作，一个照顾家庭和孩子，收入共同使用。当时是在工业区蒸馒头卖，卖得很好，这样下来大家都感觉轻松了很多。 小伟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每月的补贴是1100元，这样的收入在广州让他们很有压力，想着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和事业基础，才能让共生家园更稳固。于是在2007年下半年，小伟辞别了朱明，一个做汽车贸易领域朋友的介绍下，带着几个家庭，来到浙江开了一家汽车配件进出口的贸易公司，去创业做另外一种尝试。
4.抗震救灾 2008年汶川地震，小伟在第一时间听到地震消息的时候，就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检修，当即决定要立刻开车进川。同时又在一线员工中间筛选了三男三女，加上小伟当司机，7个人当天晚上就出发，并且把所有能拿出来的10多万，全都转到一个账户里带着，去了四川灾区。 小伟与同伴和当地孩子在板房前合影 “这是对我人生真正改变的一刻，我一口气开了三千多公里，是从建德一路走高速开到湖北宜昌，下高速后路非常难走，然后一直沿着国道进川。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会开车，三千多公里路上一直灌咖啡，路上还撞上了高速公路旁的护栏，一边的车门都撞扁了，只能从另一边下去了，就这样就开到了汶川。下车就联络当地的一些朋友，接触一些国际组织，拿到了进灾区的通行证。第二天我们就直奔了映秀，但进不去，就辗转到都江堰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后来就参与了一个前期的搜救，跟疾病防疫中心的一起做搬运的工作。当时我们就感觉这工作还是蛮危险的，因为有蛮多的问题会发生，就把女生留在了市中心青阳体育馆做灾民安置工作，男生跟我再下灾区。我们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住的是帐篷，吃的是馒头黄瓜，很累的，身体透支非常大，身心疲惫，花钱多少都不重要，关键是看的东西太多了，每天心里累积的那种压抑和痛苦，让自己有喘不过起来的感觉，就觉得要回去了。” 从四川回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觉得太累了；第二个是因为二儿子子蜀出生了（“蜀”字也是为了纪念汶川地震），就是在哀悼日第一天（2008年5月19日）出生的。在灾区，“一边看到的都是残缺的身体，心里面想做很多的事情又做不了，自己过去时买了很多东西发放，这也只能解决的了一时，解决不了永远。另一边是新生命的出生，我又不在身边，不在身边心里边总还是一种亏欠。一面是死亡和灾难的产生，一面是新生命出生，死亡和生命的拉扯，当时心里还是蛮焦灼的，后来我就说回去了。”于是小伟就直接开车回老家，带着九玲和还没满月的小子蜀来到浙江。 小伟与灾区老人 紧接着另一个事情就来了，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都面临经济危机。汽车产业算是最早收到讯号的，外贸也越来越不好做了，继续做下去风险很大而且不可预测，就开始想到要撤。于是小伟很快关闭了来往的一些交易，注销公司，酝酿着想要回家。“换做其他生意并没有把握，与其寻找新出路倒不如退回去，家人们也都同意了我的想法。” 2009年的4月，小伟把所有洋不洋、土不土的那些豪华办公办公桌椅设备都打了包，花了8000元租了辆15吨的货车，把这些东西一起拉了回去。“因为觉得丢了可惜，又没时间去二手市场，当时就决定这次是要彻底回去了，从此以后的人生就再也不会去城市发展了。从浙江的离开也彻彻底底结束了在都市里创业，不再想这个创业的部分了，而变成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乡村的创业生活。当时也做了一些动员，有些员工跟着我一起回到了河南，开始农业创业的生活。”
5.绿色方舟 如果是小伟第一次返乡是基于宗教般的济世救苦情怀，那么这次的返乡则是在看遍生死之后，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再一次选择。“从回来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坚定这是我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我余生的生活方式。” 再次回到七年前就已经租下的这个山头，五年前盖下的四间瓦房在风雨的冲刷下破败残存。“刚回来那会其实根本没想到自己要完成些什么，计划些什么，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没有多大的梦想，就是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房子，不会在地震中倒塌了，能够好好住着；不要妻离子散，不要跟亲人分开，然后能够陪在家人身边，不要有死亡，不要有分离，不要有痛苦。”小伟和他的家人们就这样开始了共生家园的建设，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小伟给农场取名为绿色方舟农场，绿色：意味着注重环保、生态和保育，不是去“创造”新事物，而是想要恢复原来就有的环境。方舟：来自“诺亚方舟”，这是人类在苦难的情形下聚集的一种方式，方舟上的人生活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是“共生”的模式，充满大爱，为下一代创造和抚育美好。农场：是真实地落实农业生活、生产、创造事业的地方。 绿色方舟农场 “从09年到现在，农场的建设一直都在进行，所有房子都是生活在农场里的家人自己动手合力建造的，从完全不懂，到购买工具、材料，请师傅现场指导，然后农场里的男女老少全部参与建房。农场的原则是多买工具、少请人，有了工具就可以不停地创造，还可以从工具上学技术，而这些工具也能教给孩子们一些生存的技能。水电、油漆、排水管线这些都是自己来做，盖房子一类需要技术的或就请师父到现场指导，然后向师傅学习，以后就可以自己盖房子了。” 刚开始修整老房子，因为人多，又在旁边盖了500平米的两排新房子。建设初期最困难的部分、也是花钱最多的就是运输，当时没有修通水泥路，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运到离农场一公里的地方卸下，然后换拖拉机、三轮车或者肩挑背扛的方式，运到山上来，运输成本几乎是三倍。房子是最先修好的，这是最基础的，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安定地住下来。之后就是修路，当时得益于村村通工程，政府把水泥路修到了山上。 集体动手自建房子 2010年，为了方便农场灌溉用水，大家在两山之间的小沟开掘出一个小水库蓄积雨水，水库深达5米，面积有3000平方米。“筑堤用的水泥方砖有2000多块，都是几个在农场生活的女人浇筑出来的，整个水库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 为了更好的建设农场，小伟和九玲去学习了朴门永续设计的课程，在自己农场中实践，各种永续生活的设计也在农场安家落户，芦苇逆渗污水处理系统，生态厕所、火箭炉、面包窑等。在加上小伟之前在实习生期间接受的生态农业理念，在农场中是看不到任何化费、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制剂的农业生产资料，甚至连肥皂、洗衣液等洗护用品，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的，除了农场生产不了氢氧化钠需要外购之外，其他的原料也基本上是农场自产或废旧回收。在对于洗漱用品的使用上，农场对外来人员也是很严格的，基本上都会要求来访的人不要自带化学制剂的洗护用品，因为农场的污水都是会汇集到芦苇逆渗水处理系统里处理，经过处理后的水则可以直接浇地。经过近8年的改造，农场已经自成生态系统，可以完全不依赖外部“养分”的输入，也实现了小伟最初给农场取名“绿色”的梦想。 对于农场的建设，小伟回忆到：“2011到2013年，是农场在经济上最艰难的时候，一方面是山上改造和建设用的钱非常多，另一方面栽下了3000多棵核桃苗和300多棵山楂苗，树苗如果有没育活就需要补栽，这样每年都得有投入。所以这几年的经济一直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没有什么太多的存款。 九玲在山上摘核桃 多一点的收入是前几年的夏令营，2个月的夏令营会有几万元的收入，也都投入在建设上面，改造房间，铺木地板，改造床，改造床垫，来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建筑材料在最便宜的时候就囤好货了，这也是开源节流的好办法，把计划要建的一下预算出来，在材料最便宜的时候买回来，做长远的规划，知道自己钱少，就要做钱少的打算。”说到这里的时候，小伟总是很开心的带着我们去看他的仓库，并给我们介绍：“这些钢材是在15年价格最低时候买下的，这些砖又是在某某时候降价买下的，这些木料又是在某某时候买下的……” 农场硬件条件的改善，一方面可以让农场里生活的人更舒适，另一方面小伟也在做青少假日学校，“城市里一家三口可以来这里过周末，两天两夜，收几百块，食宿、农场的活动费用全包。农场还有周边的合作农户如果培养起来的话,周日下午我们可以在农场做个市集，慢慢每个周末让城市人都可以带着蔬菜回去，可以吃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再来。16年夏天我就带了十几个孩子做生存挑战，时间比较长，一个多月的，最短我们也要求是21天，孩子们都很喜欢，也是我的特长，我就能带他们玩，也可以是农场收入的一部分。16年也投入买了一万多的设备，做公益性质的留守儿童乡村图书馆，农场可以接收乡村的孩子在这里免费吃住，用城市的收入那部分来补贴他们，只要家长放心，甚至可以在这里过年，这两年都有接待过好几个父母不回家的孩子，大年三十就住在这里过年，我们都是全免费的。所以这块也是未来农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小伟对农场公共空间的规划 对于农场的经营，小伟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他们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赚钱，“我们这里人多，种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消化，在外面买的很少，除非是自己不种的或者不养的，才到市场上去买。种多了也不担心卖不出去，因为我们可以囤着慢慢吃，或者尝试加工，让食物保存的更久。比如刚开始没经验，我们种的小麦比较多，那么接下来一两年我们都可以不种小麦了。这两年地里主要种红薯、花生，一个是红薯花生好保存；二个是红薯花生可以加工，红薯可以做成红薯粉条，花生可以榨油。蔬菜种多了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做腌菜，还会拿去和周边的农户交换，或者给他们分享，周边的农户有时候也会把他们自己种的菜送给农场，或者拿来交换。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减少现金的往来，少些消费欲望。”
九玲在郑州农夫市集与消费者交流
6.共生家园 小伟他们最初一起回去的有9个大人和6个孩子，因为之前在城市里有做共生家园东飘西荡的经历，他们希望在这里创建一个稳定共生家园，在小伟和九玲的信仰里是讲求奉献的，他们觉得这300多亩地就是应该奉献出来给大家使用，把这里做成一个“公”的地方，最早在农场中挂了“天下为公”四个字。 “09年刚回去的时候接待了很多精神病人，或者说是有问题的人，不知为什么有家媒体称我们这里有很多精神病患者，所以后来就大家一想到绿色方舟农场，就是一个帮助精神病患者的地方。有熟人介绍的，也有看媒体找到的，也有教会的，最多的时候是40多人。去到那里的人身上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凄惨，甚至有人被绑着从安徽花几千元的路费用出租车载到这里，其中那几年帮助最多的是湖北的孩子们。”
小伟教孩子们弹吉他 几年来的陪伴，小伟体会到：“真正的精神病人他应该是没有那么痛苦的，因为他是一种精神状态，发作的状态，其实最痛苦的是周围陪伴他的清醒的家人， 我们看到他们的家人哭着，有的甚至是下跪的，渴望把这个人留下来，让帮帮我们带带他，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留下。当时我们认为精神病人需要开放环境，有人陪他对谈，那时的缺点就是没有围墙、没有栏杆，人可以到处跑，一旦迷路就走不回来，周围的乡亲们都知道我们天天都在找人。这些年来山上一直都养着不少于十条狗，那么多狗其实都是给自己壮胆的，一堆的手电筒，四部对讲机，十来条狗，夜里就翻山越岭地找人，女生就两人一组，大路、小路、山路、湖边都去找，农场也因此建了围网。期间有两个同工（一同工作的人），因为受不了这个煎熬，离开了。”后来在农场生活的其他大人，大多也因为婚姻的需要渐渐的都离开了，光是小伟夫妇俩也照顾不了那么多的精神病人，加上2011年他们的小女儿子卿出生了，他们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教育这一块了。
漂亮可爱的子卿 “我们俩自学考过心理学二级证，不是为了去给别人做心里咨询赚钱，那样没意思，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为的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到来农场生活疗养的那些问题孩子。在农场里我们安排半天劳动生产，半天学习，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习知识，塑造品格。”到2014年的时候，小伟他们已经不再接收新的精神病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社区，“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的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有婚姻的、成家的问题，年轻人想去创业、家庭压力收入的问题，真的一个社区建起来需要一些根基的部分，一是稳定生活，二是对人生、对生活重新有了计划和想法的人。” 农场还会经常帮助那些流浪的人，在107国道上几乎每天都能碰见背包的流浪的出走的人，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他们火车票钱、吃个饭；或者是带他们回农场，给他们梳洗、更衣，这种流浪的人一般不会留下来的，即使吃得好住得好也会觉得不自由。“曾经接待过一位老者，他是湖南人，从哈尔滨走路过来的，都走了大半年了，胡子那么长（用手比划到胸前），脚上面穿的都不是鞋，是轮胎绑的，一路上跟别人要吃的。我们遇到流浪的人一开始都会问：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你需要帮助吗？不是所有人都会信任你，那位老人家我就是开车车追了他好久，一路跟他讲，他才选择来到了农场，生活了一个多月，后来我们就给他买火车票送他回家了。还有一种比较惨的，就是把流浪的人带回家，走的时候偷了很多东西，给他洗完澡换完衣服，偷衣服背东西背电线跑了，也有好几个。刚开始孩子们比较激动，问我要不要去追？我就说，不用。很简单，第一他没跟我们要钱，那这个就当做是他走的路费；第二他拿了这个东西表示他不傻，他还能活下来，那就让他去活下来吧。” 现在农场里生活的主要是小伟夫妇和他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在农场长期生活的“问题少年”，有一个在农场生活了六年多叫吉汤的孩子，有一天突然改口叫小伟“爸爸”，小伟当时比较震惊，就对吉汤说：“你一定要想清楚了，爸爸这两个字的分量是有多重的！”吉汤也对小伟说：“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演练速降的吉汤 谈到孩子们，小伟特别自豪，“现在的人都在炫富，但是我家子卿总是在‘炫哥’，总是在别的孩子面前炫耀子悦哥哥怎么对她好，子蜀哥哥怎么对她好，吉汤哥哥怎么对她好……但哥哥这东西是不能再生出来的，别的小朋友只有羡慕的份了。”对于孩子们，小伟一直有一个心愿，“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种核桃，每年再补种一点，到现在有3000多棵了。到子悦开始长大成人的时候，核桃就可以开始收获了，我就可以拿着卖核桃的收入，带着孩子组建一支摩托车队去欧洲旅行，带他们去沙漠过成人礼，所以鼓励让他们去学习英语，不要求能写，但一定要能对话，能看得懂单词，分得出厕所，能交流就行了。
子蜀和子卿在为墙壁涂颜料 对于共生家园的理想，自从2011年《三联周刊》、《大河报》等媒体大规模报道农场之后，给农场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此后小伟一直拒绝了很多媒体的报道，他也不想去大肆宣传，他希望：“农场是隐藏的、低调的、务实的、具备各项功能的共生社区，学习、生活、娱乐、创业，信仰、事业、家庭，事业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生活是家庭生活，还有内在心灵成长，三者是绑在一起的，我们不需要宣传造势从而让农场走向媒体推广的方向上，而媒体始终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比正面影响要大的多。我现在不会对任何人极力邀请他成为社区的一份子，我们需要对共生社区理念感兴趣的人，一起去建设、一起去生活、一起去打造，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对这里的环境结构和空间改造才有价值，才有更清晰的目标。我们不希望农场成为一个公众和媒体关注的东西，也不希望它是一个流动的席位，现在就想寻找有这种想法和觉悟的人成为一起的共建这社区，共建一个共生家园。”
小伟一家和农场生活的孩子们
1、有没有后悔或怀疑过返乡的这条路走不通？ 小伟：从回来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坚定这是我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我余生的生活方式，觉得未来适合大家去创造的一片天地真的是在农村。城市房地产、物业、工业，交通、生活、工作几乎都是饱和的状态，大家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但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的发展是需要有人进入的，需要返乡青年这种新的活力和血液进入，去创造、带动和恢复。这个应该是一个大的空间，我非常看好这个，我觉得无论怎样还是应该支持青年人的培养，还有帮助返乡青年事业的建立，然后让整个农村能持续地做下去。不是有很多微信文章谈，未来三十年看农村，我说根本等不到三十年，十年之后你再看农村。现在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地找不到了，现在如果你想去承包一些地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你有很多钱也很难找得到了。所以未来乡村聚居的环境可能也会被抢占，我觉得提前还是要做一些进入乡村的途径、方法，能够去守得住这个阵脚，不至于将来乱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扎根乡村吧！
小伟教孩子们使用锯子
2、孩子的教育？ 小伟：我比较坚持的是“自觉成长”，就是让孩子自觉成长；同样在学习上我们也用这四个字，叫“自觉学习”。如果孩子能够达到这种状态，也是最自然最省力的一种状态，包括成长和学习都是最省力的。我这几年摸出来的一个经验，就是让他们形成一个彼此陪伴成长的系统，规则由他们自己定，游戏法则、奖罚制度都由他们自己定，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磕磕绊绊、冲突矛盾也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我们大人只是做一个辅助，观测得到就行了。就像以前四合院的文化一样，大的（孩子）带小的，强的（孩子）带弱的，慢慢让大的树立起威信，像子蜀、子卿就让他大哥去管，拉耳朵罚站也让他大哥去罚。我几乎就不管，不出现，犯错误了，找子悦哥去，子悦哥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他们都知道，非常清楚，长兄为父，把次序建立起来，把关系建立起来，大家彼此尊重、学习，遇到问题就开会讨论、摊牌、分享，然后对谈，这些方法，让他们彼此激励成长，没有太多的死角，没有太多可以逃避的空间，就是大家需要去面对和改变，这是第一个。 学习大的可以帮小的，像子卿第一天写字就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惊讶，“马”字竟然可以写的工工整整，因为她一直都要跟哥哥们一样趴那写字，刚开始我们认为她是捣乱就不让她写，后来我们依然坚持不让她写。当学习变成是她渴望的、要求的而且需要申请的时候，就是变成一种非常渴望的态度。一旦今天能写了，她就会跳起来，“哇，今天可以写字了”，有本子有笔了，她第一个就要求就是要写上名字，她很在意她有一个本子了，而且写上了她的名字。然后教她什么，她就会安安静静地坐下写上一两个小时，这种状态就是自觉学习的状态。有时候我故意操练这些孩子，干完活基本都很累很辛苦了，但大家会发现吉汤和子悦一有时间就拿一本书在那读，因为他们喜欢看书，可又没时间看，肯定是一有空就坐下来拿起书了，有时候连休息的时间都不想休息全都拿来看书了。因为剥夺了他们的一些学习时间，所以他们很想去学习，去看很厚的书。我们会给他们把书做一些分别，比如都市漫画，现在城市里学生很喜欢看的那种，无聊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去让他看；我们有意识的从小培养他们读文字，他们现在都能够啃得下名著，像《飘》、《红与黑》和《穆斯林的葬礼》等国内外这些名著，他们都能够读的进去。 还有一个就是为需要而去学习，而不是因为学习去学习。比如我说你们要有目标，我们如果要骑摩托车去欧洲环游的话，去认识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传统，这个就需要语言的交流，语言是基础，那他们就开始想要：我要学英文。学英文那就自己看着办吧，他们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准备资源，预备他们这种自觉成长、自觉学习的资源。
生活在农场的孩子们 生命成长需要陪伴，也需要彼此的刺激，我还有一个概念叫“对照学习”。为什么说一个孩子很难带，调皮捣蛋、撒娇泼辣，一个孩子由一个家庭带出来，如果只是爷爷奶奶带，父母没有陪伴就没有权威，不能树立一种榜样。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共同生活，没有很多人彼此帮助、彼此对照。比如子卿，一岁多就坐下来自己拿筷子吃饭，是因为我们喂她她就会哭，“我也要和他们一样，有碗有筷子”，她自然想到自己吃是很快乐很光荣的，你喂我就显得我不好，那这个环境造就了她要自己来，她要干活。周围环境会对她的生命有刺激，也能进行彼此之间的帮助，群体生活对于一个孩子们来说帮助是真的很大的。
3、为什么不向基金会申请项目持呢？ 小伟：我们是一个共生的社区，不会向任何单位申请资金，不是觉得钱不好用，我是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找到一种便捷的途径，让我开始放弃了一个尝试和努力的过程，比起用资金去达到我想要的一种效果，我宁愿带孩子一起去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去学习去有收获。 对于这些东西我是真的爱，喜欢，如果能为我们的生态创造一些更美的更和谐的机会的话我还是会花上时间去学习研究它的，我不怕苦不怕累，有山有水有树有土地，有自己的家人朋友在一起，其实什么都已经足了。 跟土地接触你就会真的有了安全感，脱掉鞋子踩在土地上这种感觉你没有办法形容，就是两腿往黄土里一插人心就定了，就没有其它的想法了，所以有时候还是在想，思考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教育啊，生活啊，我个人看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什么标新立异，要大家向我学习这样的感觉。
4.有什么话想和打算返乡年轻人说呢？ 小伟：第一是要跟比自己大很多的人交朋友，我94年下深圳闯世界的时候，会跟比我大很多的人交朋友。你跟老人家聊聊，他就很喜欢教你。我很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走过的路，人生会走很多弯路。第二个就是很多都去做的事情，我一定会选择放手不去做，大家都对这个觉得很热的时候我一定不干，什么都不干，而且要退出来，越远越好，所以就不接触，不让自己被别人带着走。第三就是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要过分地让别人去关注你，经常到某个地方去露脸，做你该做的部分、做你能做的部分就够了。 （撰稿：瑞荣、刘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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