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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六、刘七起义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京畿地区农民，因反对皇庄、官庄兼并土地和明政府强制推行寄养官马的政策，在刘六(刘宠)、刘七(刘宸)统领下，于霸州(今河北霸县)起义，后与杨虎领导的起义军会合，声势更大。次年，义军分为两路：东路由刘六、刘七率领，自河北至河南、过湖广、经南直隶，入山东，回师河北；西路由杨虎率义军从山东经河北、河南，入山西，返回河北。两军流动作战， “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沿途镇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两路义军会师景州(今河北景县)，准备进逼北京，因明廷有备，义军挥戈南下，继续分兵作战，袭击官军。杨虎在江苏宿迁战役中牺牲，由刘惠、赵鐩继任首领，坚持战斗。刘六、刘七统领的义军三次逼近京师。正德七年(1512年)，明朝统治者不但动用京营，而且征调边军，进行围剿。二月，河南义军为仇钺统率的官军挫败，退往湖广。应山一战，刘惠牺牲，赵燧突围至江夏(今湖北武汉市)，被俘牺牲。山东义军为陆完统率的官兵击败，退至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团风镇之战，刘六中流矢牺牲。刘七率领余部转战于安徽、江苏。八月，义军在狼山江为明军所败，刘七投水死。这次起义历时三年，起义军曾扩展至二、三十万人，纵横黄河、江淮南北，转战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 江西、安徽，江苏八省，先后三次逼近京师(今北京)，震撼了明朝的封建统治。 刘六、刘七起义 倭寇 十四世纪以来，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在内战中失败的封建主、商人、武士、溃兵，组成海盗集团，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下，自元末明初开始，经常侵扰我国沿海地区，沿海居民惨遭掠杀，成了东南沿海人民的一大祸害，历史上称为“倭寇”。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争来与明朝通商贸易。明朝政府实行朝贸贸易制度和禁海政策，嘉靖时重颁禁海令，不准与日本通商。于是日本海盗集团与我国沿海一带一些土豪巨室、奸商大贾等勾结，对我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南沿海军民，在明朝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统帅下奋勇抵抗，最终荡平倭患。 倭寇 戚家军 它主要是由招募浙东一带的农民，矿夫组成的，并受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成为一支遵守纪律、精晓战法、战斗力强的劲旅。威家军在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统领下，得到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援，转战浙、闽、粤三省，与倭寇大小数十战，其中重大战役有浙江台州（今临海）之役、福建横屿(在宁德城外海中)、平海卫(今莆田县东)之役、广东南澳、柘林澳之战，都给倭寇以歼灭性的打击，保障了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 戚家军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在隆庆六年（1572年）人内阁首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的统治危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的施政方针，裁汰冗官冗员，选拔戚继光、李成梁、潘季驯等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担任重要职务，使各项政令能有效地得到推行。在军事上加强边防要塞，积极练兵备战。派遣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筑“敌台”三千余座。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在经济方面。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共丈出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余顷，较孝宗弘治时政府所掌握的全国税田总数增加近三百万顷。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实行赋役改革。万历九年(1581年)，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把力役的部分合并田赋征收，一律缴纳银两。此外，还派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筑堤塞决，使黄河水不再入淮，解除多年水患，使淮运各河的交通运输得以恢复，对于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积极作用。在隆庆末至万历初约二十年中，阶级矛盾暂趋缓和，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张居正改革 梃击案 明末三案之一。万历时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郑贵妃得宠，生子常洵，常洛为长。按照皇明祖训“立嗣以长”，神宗欲册立常洵，乃迁延不立皇太子。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又依违其间。东林党人上疏反对，神宗不得已册立常洛为皇太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张差手持枣木棍，闯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被执讯问，供为郑妃宫监庞保、刘成所指使。神宗和浙党首领方从哲都庇护郑妃，不再追查。东林党人指出这是郑妃的阴谋。后杀张差于市，毙刘成、庞保于内廷。史称梃击案。 梃击案 红丸案 明末三案之一。神宗朱翊钧死，光宗常洛即帝位，不久，患痢疾，中官崔文昇下泻药，病情转剧，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两粒，光宗服药死。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光禄少卿高攀龙先后上疏劾崔文昇、李可灼。后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得势，于天启五年(1625年)免李可灼戍，命崔文昇督漕运。 红丸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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