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歌是在《诗经》 、 《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其中两汉乐府民歌成就最高,它在两汉诗坛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东汉末年文人开始向乐府民歌学习,创作了不少五言诗,其中无名氏文人《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诗歌的最高水平,对五言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乐府民歌中国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而以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 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乐府官署的设置,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常绚烂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饮马长城窟》、《古歌》等;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芜》、《白头吟》、《怨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如《枯鱼过河泣》、《乌生》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 飞》;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如《江南》;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讽谏诗》等为代表。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 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汉代文人诗主要保存在《史记》 、 《汉书》 、《后汉书》以及南朝梁萧统《文选》、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中。今人逯钦立辑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暑,职责是采集民歌的文人诗,配上乐曲,供朝廷祭祀和宴会时演唱之用。《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建立乐府,采集民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观风俗,知厚薄”,了解民情,观察政治得失。因此,《汉书·艺文志》又说:“自孝武立乐储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观风俗,知薄厚云。” 文人诗歌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东汉尚不在内,但现存的总共不过34首。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乐府诗分为下列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属于朝廷用来歌功颂德的乐章,全是文人所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郊庙歌辞又可分郊与庙两种,郊是祭天地的,庙是祭祖先的。燕射歌辞分为燕飨乐、大射乐、食举乐三种,是燕射时用的。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散乐三种,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散乐是俳优歌辞,大约是写杂伎百戏的。“鼓吹曲”和“横吹曲”是从外域输入的音乐。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原为写乐,而歌辞出于民间,大概是以民歌合写乐而成的歌曲,现存歌辞《饶歌十八曲》,是西汉时的作品。横吹曲是张骞从西域输入的,也是一种军乐,在马上所奏,其乐以鼓角为主。 “相和歌”是从民间各地采来的俗乐,其中以楚声为主,它本是一人唱,多人和的。“清商曲”是南朝入乐的民歌,分为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大曲六种,清商曲在乐府中占有重要地位。“杂曲”是一些不知来源、不好归类的乐调和歌辞,编在一起,自成一类,杂曲是徒诗,不能入乐。杂歌谣辞是从上古到唐代的徒歌与谣、谶、谚语,比较杂乱,只是附录在《乐府诗集》中,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乐府诗。 今存两汉乐府民歌虽然只有34首,但表达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其中突出的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映人民痛苦的生活和对剥削压迫的反抗。 第二、反映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第三、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荒淫。 汉乐府民歌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汉乐府民歌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叙事因素的增强。汉乐府民歌多叙事诗,即使是抒情之作也每每带有叙事成分。《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东门行》、《十五从军征》、《病妇行》等,都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塑造了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并且有比较完整的情节描叙,是比较完整的叙事诗。 第二、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交待事情,见出神态,表达主题思想。 如《孔雀东南飞》一开始就写刘兰芝和焦仲卿倾诉委曲,提出离婚的要求,将这场婚姻悲剧的尖锐冲突迅即展开;此后则通过各个人物的对话来推进悲剧的发展,同时在对话中或插叙中渲染人物性格和悲剧气氛。其他如《东门行》以夫妇对话,《董娇娆》写女子和桃李花对话,《羽林郎》写胡姬驳斥冯子都等,也都是运用人物对话来表现情节发展,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 第三、浪漫主义的色彩。 两汉乐府继承了古代叙事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诗体,即乐府体,丰富了祖国的文学宝库。从建安时代起,大凡有显著成就的诗人都从两汉乐府中汲取艺术养料,如“三曹”、“七子”以乐府旧题咏时事,鲍照的拟乐府歌行,杜甫“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等。而白居易、元稹、李绅等到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晚唐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等人的诗歌创作,其源亦出自两汉乐府,可见其历史影响之深远。 汉代文人诗歌数量少,成就也不大。到了东汉,诗歌逐渐朝着五言诗方向发展,梁鸿《五噫歌》是四言加上叹词,显示着四言诗努力摆脱古奥的困境。班固《咏史》,表现东汉前期文士开始采用俗曲五言体作诗。其后,张衡《同声歌》已具情采。蔡邕《翠鸟》,鹂炎《见志诗》,赵壹《疾邪诗》,孔融《临终诗》,这些作品都是较好的五言抒情诗。东汉末年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抒发下层文士失志伤时、离愁别怨、讥世刺俗以及人生无常的不满情绪,表达他们向往仕进、渴望完聚、要求爱情忠贞和友谊诚挚的正常愿望,其中一部分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 无名氏“古诗”,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一时所作,系后人缀集而成,内容较复杂,有的是民间恋歌,有的是游子思归之曲,有的是少年怀人的吟唱,有的是厌世者故作旷达的悲歌,经过文人不止一次的润饰而成。以抒情为主,其中情歌占了10首,情意恳挚,措辞率真。《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感情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汲湟湟如恐不及的忧虑,这正是失意文人在社会大埃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的矛盾、苦闷的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如“青青陵上柏”,它以“陵上柏”、“涧中石”起兴,而后如同闲话,却有层次,有对比,在描写小民适意娱乐和王侯穷奢极侈的情节中自然流露褒贬,结语“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稍加点破,引人思索。又如“明月皎夜光”则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染炎凉气氛,然后直指朋友不相提携,结语点破不讲交情,“虚名复何益”,借以警世。构思新颖,前后照应,开合得体,也是《古诗十九首》的一个显著特点。如“青青河畔草”这首闺怨诗,刻画了一位独守空房、临窗远眺、思念远方亲人的思妇形象,“盈盈”、“皎皎”、“娥娥”、“纤纤”细微地描绘思妇的外貌美,大好春光里的娇艳少妇,为何独当窗牖,让春光“空”度?让年华“空”逝?原来全诗都是为末句“空床难独守”着墨。写闺怨而不露一句怨语,着墨形象含蓄,言简意深,别具一格。 又如“涉江采芙蓉”写游子思念他的妻子,先从“涉江采芙蓉”写起,芙蓉采到手,才意识到无人可送:原来所思念的人在远方,一番热情顿成冰水,这时才深感离居相思之苦。“同心”和“离居”是本诗艺术构思的基本矛盾,也是最后一句道破的中心思想的真正根源,构思颇为新颖,中心十分突出。 汉代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和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绪和希望,奠定了五言诗体蓬勃兴起的基础,促使七言及杂言体的产生,开拓了一片沃美的艺术土壤。 参考 http://info./H/H041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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