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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红遍全国,19岁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巅峰时她归隐澳洲,如今复出依旧女王!

 方竹云天图书馆 2017-10-18




上世纪80年代,张蔷的迪斯科歌曲像一个闯入者,带着一股自由的力量。


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
还有一首诗
一首朦胧的诗
还有一首歌
一首迪斯科


很多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人印象中都有这么一段唱词:“自从在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这是1962年问世的一首台湾老歌,曾经被凤飞飞、陈淑桦、蔡琴、陈百强等众多歌手演绎,但是人们似乎更熟悉的声音则是来自张蔷,这首歌来自她1985年初发行的一张名为《假如》的专辑。



18岁红遍全国,19岁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张蔷在爆红的时候选择隐退,“江湖”众说纷纭,也没有一个说法得到证实。如今,张蔷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前不久,一首名为《北京女孩》的歌上线了,这是张蔷全新专辑的主打歌。她邀来几十位不同身份的北京女孩演绎这首音乐的MV,作为“北京大姐”的张蔷,觉得自己和这些姑娘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洒脱、直接。她觉得自己之所以喜欢迪斯科是因为它里面有快乐,也有伤心,音乐上奢华且落魄。“是一种丰富的情感。”她说。


* 部分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张蔷,那个喜欢烫爆炸头的迪斯科女孩又回来了》


九月的LIFE+演讲,松果生活邀请了迪斯科女王、北京女孩张蔷来到了剧场,讲述张蔷和她的80年代。多年辗转,结婚生子回归普通生活,到如今重新推出新专辑,一切像梦,一切都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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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蔷LIFE+演讲全收录


hello,大家好。第一次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唱歌,而是讲演。我刚才在台下跟团队说,我说怎么那么难开口啊!有点像炒掉一个人似的那么难开口,我就不按照普通的讲演方式给大家讲了,我只是今天来分享一下,我的成长和我的音乐之路,谢谢。


\ 我的叛逆童年 /


张蔷在LIFE+现场演绎经典曲目


1967年,我在北京出生,我的妈妈是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的小提琴乐手,我的爸爸,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中华医学会的英文校译。在我六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分开了,所以,我平静的生活一下就改变了。



随后,我被送到青岛姥爷家,怎么说呢,现在想起那时的生活,觉得既遥远又很近。我第一次看到那么破旧的房屋,而且,我一直在想,妈妈为什么把我送走,而不送走我的弟弟。所以,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我需要很多的爱,但是我得不到,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叛逆的性格。


后来,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又被妈妈接了回来,我住在新影宿舍的大院里,对面的测绘局里面有个前进小学,我在那儿上课。



我学习不是特别好,我记得第一次考试的时候,试卷发到我跟前,我还纳闷这要干嘛啊这是?


第一次考试,我得了90多分,回家把试卷给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就特别高兴地亲吻我,夸我得了99分,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这些都是我抄来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是在三年级的时候,那会儿只得了59分,我心想,这回去是不是得挨揍啊!59分就差1分我就及格了,这算是第一次最大的人生打击。


小时候,我经常在托儿所练琴,妈妈教我小提琴,得用酸奶还有话梅哄着。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小提琴,因为我觉得,每次拉琴的时候,我的肚子都累得慌,尤其胃这儿,老得举着,我希望能够坐下来,哪怕弹琵琶都行。但是我没有别的方向,妈妈告诉我说,你必须得学琴,学了琴之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乐队里,不用干什么技术工种,像车床,不用当那些钳工,当工人,或者干那些特别粗糙的活儿,可以像个女孩子似的生活,我也朦朦胧胧觉得我的方向,就是进音乐学院拉小提琴。



后来,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试过一次,因为我实在不想在前进小学上学了,我觉得,这些孩子是一个小的社会,特别坏,特别会欺负人,尤其知道我父母离婚了以后,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教给他,正常的一个善良的做人的法则,他们总是说,你爸你妈是流氓,我说,你爸你妈不是流氓么,不是流氓,你怎么出来的呢?他们有时候往我身上啐吐沫,排队的时候把瓜子皮往我身上扔,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离开前进小学,只要能让我离开这儿,怎么都行,所以我就去考音乐学院。



其实我妈妈就是想试试我的胆量,锻炼一下,我的水平是绝对进不了音乐学院的。当时我等到下午才开始面试,结束后,评审老师说,你这乐感还行,就是程度太浅了,人家都拉帕克尼尼,你怎么拉《火车向着韶山跑》呢?我问他,我乐感好不能进学校培养么,他们说不行,最后让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我觉得太难了,明年我也拉不了帕克尼尼,所以就放弃了。



\ 初遇迈克尔·杰克逊 /


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记得是个冬天,我们经常收听D台,那个是短波调频,把那个收音机“啪”摇过来,就可以听到不同的波段,“嘟嘟嘟”,一下我catch到一个声音,就是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illie Jean》,我被那种节奏震撼了,等它进入几个小节之后,我赶快脱衣服,因为冬天我穿了个大羽绒服,那羽绒服特大,跟油桶似的(我妈买的,她买东西永远都是,这东西买大号的值,因为物料多,她没有考虑我合身,最后她给我起外号,说你怎么穿这羽绒服跟大胖老婆似的,我跟我妈经常有这样的冲突,我都觉得她不是特别尊重我。),后来我脱掉了炸油饼似的羽绒服,然后赶快脱毛衣,最后脱得剩条棉毛裤,上身几乎就是一个小胸衣。我觉得太美好了,怎么这么好听啊,等一直一直跳到结束,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说韩语,我坐在床上就怅然若失,那种失落,怎么说呢,就跟爱人走了似的,你特爱这个人,他离开你了,就这种感觉。


这个人叫什么呀?我又满台找,这不可能再找到了,所以我经常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短波调频,从此以后,我陆陆续续地接触到了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欧阳菲菲……我经常听欧阳菲菲的《DiscoQueen》,但是,事后录音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当时被很多人都唱过了,我觉得再唱有点俗。



再就是《粉红色的回忆》,有很多人以为《粉红色的回忆》是我唱的,我说,是是是是什么呀,其实我根本就没唱过,这种民歌小调,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我能玩disco,玩funk音乐,非常地投入,路比较正。


古典音乐我没学好,民族音乐我没有沾,没有触碰,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古典音乐的根基,你再进入到流行音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古典音乐的旋律,你很敏感,那么节奏感你是有天赋的,这样选择玩disco funk是最好的一条路,我觉得我很幸运,成为了这样的人,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我特别同意这句话,一生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在我特别渴望成功的时候,我妈妈叫来很多人到家里听我唱歌,尤其晚饭后,她还会带我去同事家,让我挨个唱给大家听。我有点不好意思,扭扭捏捏,她就用特凶狠的眼神盯着我,没办法,最后我就想唱吧,没什么了不起,后来,我的脸皮越来越厚,这需要一个过程。


我接触过很多古典音乐的作曲家、评论家等,像王铭、胡炳旭,包括我妈乐团里的金正平。胡炳旭有一次来我们家后边的录音棚录音,我妈就邀请他来家里听我唱歌。我站在墙角,唱了一首山口百惠的歌,他说我唱歌声音太小,没有Vibrato(颤音),我妈解释说我肯定能有。我说你别这样,我就直来直去,这就是我个人风格,后来,民歌歌手来我们家也帮我指点,说我最好上广州茶座唱去,茶座比较认你这一套,咱这儿不行,这儿还是高雅的,我这个还是太流行了,广州茶座能挣多少钱,都给我算出来了。



后来我还是很幸运的,北京市在1984年有个第一届流行歌手大奖赛,我就去了,我弹着吉他,还找了一个北京电视机厂的,我说你帮我拖着点,吉他一慌要摁错了,你这底下扫弦还能给我点劲。


张蔷的少女时代


我唱了一首《什锦菜》,后来当我唱完了的时候,那个考官坐那儿看着我,半天没说话,互相看,问我,你这是什么音乐,我说,这是美国歌曲《什锦菜》,考官没听过,跟我说先回家等信吧,后来我就出来了,出来好多年轻人围着我,说你唱得真好听,但是你没戏,我说怎么没戏呢,他说你不信回家等吧,这要的都是那种美声和民歌的,你这太流行了,不会有戏的,我说那就算了。不过通过这次,我认识了黑豹原来那经纪人叫郭四,他特别欣赏我,说,你跟我走穴去吧,我说走穴好啊,能挣多少钱啊,他说八块钱一场行吗,我说行。



\ 我的八十年代 /


我就想我急于展示我自己,我如果不跟他走穴,我可能会去交道口朋友开的餐厅收银了,每天能“咪”五毛钱,一个月下来也不少,买个香水是够的。但是这八块钱更吸引我,这是我想做的事情,还能挣钱,我觉得工作是想干的事还挣钱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就跟郭四走穴去了。



第一次去演出,我穿了一条黑丝袜子上了火车,而且兴奋地睡不着觉,我对面坐着一个老头,他说他看不惯我们这些时髦的人,问我们干嘛去,我们说演出去,他问上哪儿,我们说三门峡。他带有浓重的口音问我,你穿的这是啥,我说我这黑丝袜,他说,猛一看不知道,还以为你长了一腿的毛。


后来大爷一人占仨座睡着了,睡着了还“噗噗”在那放屁,我跟郭四就乐,我们俩抻着头龇着牙等着他再放,这是我们最简单的快乐,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一幕,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这就是生活,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当众放屁,在这儿我真的开眼了,见世面了。



我的第一场演出在三门峡,唱了四首歌。当时观众都站不住了,尤其年轻人特别踊跃,想跳。我唱到《请到天涯海角来》也特别高兴,那个平时在家里根本跳不出来,后边跟个乐队,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人群的鼓舞下我跳得特来劲,等我下台,人家说,明儿你别演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文化局局长觉得我有毒。后来我跟着当时的穴头儿王培之走了,大家开玩笑说,跟着他肯定赔。当时郭四安慰我说,下一场跟刘晓庆,咱们争取要到15块钱一场。之后我真的跟刘晓庆去演了,但是刘晓庆那个火的程度,是现在任何一个什么鲜肉、女神、天后没法比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将近三个小时一场,连轴转。


那次我演了大概半个月吧,挣回来500块钱,回到家里,收的那种钱都是块八毛的,特别臭,我跟我妈弄了盆水,加点洗衣粉,把钱泡在里面,小心翼翼拎起来贴在镜子上。开始我还让我妈把钱贴在窗户上,我妈说那哪儿行,外边都看见了,不能露财,我说对对对,最后有的拿布盖上,拿风筒吹,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地快乐,非常快乐。


之后踏上成功的路,也是我妈妈帮我铺垫的,当时她有一个同学,是在中央歌舞团,他们在那个团里替云南升项,找新起来的这些歌手,我非常幸运,被他们选中了,当时我去林舒泰家,他是我的伯乐,我在之前也去过很多编辑的家里,包括《旅游音像》,他们考我简谱,因为我不会简谱,所以没有用我。而且还有一个更可笑的,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不用我,我觉得我挺漂亮的,我是有风格的,我不是那种特别俗的女孩,当时他们说,你知道为什么不用你吗,因为这编辑喜欢漂亮的,尖果儿,你不算,我说那得分怎么看了,对吧,我问郭四,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尖果儿,他说,对对对,你最尖。就是的,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后来,林舒泰当时听了我唱的这首《伤心的电影》,他说,你的音色太棒了,国内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而且你非常地放松,你的脸皮非常厚,你怎么能没有羞怯,咧着嗓子这么唱给我,瞧瞧你这红羽绒服,你妈也不给你洗一洗,全是油,跟炸油饼似的。我骑着车到他们家去的,脸上红扑扑的,他说,你很健康啊,我说是,然后他就说你等信吧,肯定会用你的,当时我妈乐团的王洁实、谢莉斯俩人是800块一个人的录音费,当时他能给我争取到1400块钱,我觉得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就回家练歌,等着去云南,等到了云南,我录完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的时候,老板陈联丹坐到地上听,他说不错,然后给了我9000块,但要我保证三个月不许给别人录音,给他留个销售的时间段。我当时觉得,那会儿万元户在中国是最受推崇的了吧,然后我就答应了。


等第二张《害羞的女孩》推出的时候,那会儿我知道我真的可能要红了,但那会儿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媒体,这么多人关注你,这么多粉丝,他们根本找不着你是谁,有人知道我妈是电影乐团的,就寄过来很多信件,但是我妈妈可能怕我分心就没有给我看。那会儿我其实挺孤单的,不像人们想象的,会交好多朋友出去玩这那的,我那会儿就是一个很乖的女孩,在家里跟我妈聊天。我开始有两只猫,一个大金咪,一个叫海咪,我就跟他们俩玩,后来,我又去马甸那边的动物市场,买回一只白色的波斯猫,我的猫越来越多,最后等到我临出国的时候,我家里有26只猫,特别味。当时,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吃到我妈做的一大碗排骨面,就着榨菜喝着可乐,后来有冰箱了,我存了很多可乐和舟山鱼干,我吃,猫也吃。



之后我最快的速度,一个月录四张,那会儿我知道,我就是当时一个音像界的标杆,我多少钱,别人也看我的价钱也上涨,所以,我知道我很红。当时没有什么团队服务于我,都是我自己,有时候我妈跟着,跟摇滚那些男孩子出去演出,我妈就看着我,摇滚那些人就问我怎么老带着妈,说我妈老看着我,废话!能不看着吗,后来我妈就说,因为那会儿我在最好的阶段。


我觉得我人生最美好的就是18岁,18岁一过我就有一种失落感,19岁那会儿我在澳洲过的生日,我真的觉得我有点老了,18岁对我来说就是最美好的季节。



我录完了《潇洒地走》就去澳洲了,我在澳洲过着一种游学的生活,非常地普通,但是我经常给自己买礼物,我喜欢买东西。


之后我回到国内,完全进入了另一个模式,就是结婚,然后我有baby了,我觉得我渴望家庭生活,我觉得我从小到大一直都特别缺爱,我需要爱,因为我唱过这首歌,也特别动情,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意义重大,到现在到老,我都觉得我是需要爱的人,需要朋友的爱,需要爱人的爱,需要孩子的爱,相反我也给人家回馈这样的爱,所以呢,这时候我觉得家庭对我最重要,只要钱够花的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吧,我觉得时间到了,我说了好久了,留着机会下回再讲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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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蔷LIFE+现场演绎经典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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