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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曾国藩打破了大清朝的百年记录，上奏直接批评皇帝，导致天下震动。咸丰勃然大怒，准备严厉处罚曾国藩，却被祁寯藻等人借力打力，消化于无形。曾国藩听从好友罗泽南的建议，越挫越勇，连续弹劾朝廷重臣琦善和塞尚阿，终于引发强烈反弹导致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漏洞。 （接上期） 天下震动 欲罪国藩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曾国藩上了一道很著名的奏折《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旗帜鲜明地指责咸丰皇帝的“三端”。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曾国藩指出咸丰皇帝的“三大毛病”，希望他能够改正。 第一，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曾国藩指责咸丰皇帝只注意琐碎的事，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而对国家大政没有感觉，没有大格局。 第二，注重虚名，不切实际。曾国藩指出咸丰皇帝个人性格有问题，总喜欢一些虚头巴脑的礼节，喜欢表面化的东西，而对真正涉及深远的国家弊端和潜在危机却视而不见，工作作风不够务实。 第三，出尔反尔，刚愎自用。曾国藩指责咸丰皇帝自认为有才能什么都管，表面上喜欢听别人意见，实际上始终一意孤行。而且咸丰皇帝让提出不同意见的官员穿小鞋，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等等常见诸奏折。 奏折呈递上去之后，京师哗然，天下震动。曾国藩因此再次成为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名传天下。要知道这可不是弹劾哪个大臣，而是直接严厉地批评皇帝啊！！！ 在这里，南山君要跟诸位稍稍普及一下明朝和清朝政治体制的一些区别。 明朝是汉人建立的国家，朱元璋是在驱逐外族侵略的基础上建国，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说，“得国之正”莫过于明朝。 也正因为如此，明朝初年在国家政体的顶层设计时就提倡“与士大夫共天下”，其实这也是汉族执政的老传统了。 虽然后来朱元璋用了种种手段来凸显君权，包括实行“跪拜制度”、永久废除宰相等等，但是在明面大义上大家还是要宣扬“君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 因此，明朝大臣都以批评皇帝、赚取“廷杖”为荣。在明朝历史上对皇帝嬉笑怒骂的臣子比比皆是。 但是，清朝与明朝在这方面有巨大的不同。因为清朝是建立在“外族入主中原”基础上的，所以在清朝在开国初的制度顶层设计上就有很多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 从政治体制上来说，清朝远比明朝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奏折文字都是要字斟句酌的，为了体现恭顺极少有谏诤之言。 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地直接批评皇帝的奏折。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驾崩，乾隆登基。十一月，孙嘉淦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兼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孙嘉淦上疏专论君主“三习一弊”，直言告诫皇帝，引起京师哗然，朝野震惊。 但是，乾隆皇帝看到孙嘉淦的奏折后没有发怒，反而对孙嘉淦敢于直谏的风格十分赞赏，升任他为刑部尚书（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部长）。 从行政序列的地位上来说，刑部尚书比都察院略高。但是，都察院统管天下御史，有风闻言奏的权力，也就是掌控舆论权、审计权、弹劾权，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都察院在古代历来都是想成就大事者必须要掌控的一个位置。 此次上奏事件发生后，乾隆没有对孙嘉淦发怒，而是大加表扬之后把他升迁调动了一下位置，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呵呵。此为题外话。 曾国藩在好友罗泽南的激励下，干出了这件百年难遇的“大事”，成为天下闻名的“猛将兄”。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做？愚以为原因大致有三个： 第一，曾国藩的自我认知的准确性出了问题，导致他认为“搞大事”能成功。前几年仕途太顺利，导致曾国藩认为自己目前的成就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成为湖南第一人了，能力这么强，有什么搞不定的？ 他没有想到其实关键原因是背后有人在为他无言地背书（穆彰阿、陶澍、唐鉴），也有人在为他默默地谋划（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自大而片面的认知终于在此刻开花结果，只是想不到它是一枚“苦果”。 第二，退去光环后的心理落差太大导致他想“搞大事”来证明自己。陶澍逝世、穆彰阿免职、唐鉴靠边等事件之后，曾国藩一下从“天之骄子”变成“泯然众人”，心理失落感太强导致他迫不及待地想做一些大事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曾国藩此时的感觉有点类似于“后世的高考状元”。从小到大一直被呵护得很好，老师和同学都关爱有加。上了北大数学系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因为班上就有七八个省状元，呵呵。 通过前期的一系列事件，曾国藩突然从“官员表率”变为“官员笑柄”，此中滋味他是冷暖自知。因此，他有这样的行为也可以理解。 第三，曾国藩被好友罗泽南讽刺和激励后，清晰了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抱负，想通过破釜沉舟“搞大事”来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曾国藩觉得自己近期万事不顺，官员们都跟自己对着干，心里郁闷得很。 再加上好友讽刺、激励了他一下，要做有理想的人。所以，此时他是有破釜沉舟想法的。曾国藩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起到当头棒喝作用，让咸丰皇帝能够幡然醒悟，改弦易辙。 事实证明，曾国藩依然是“图样图森破”，他对自身能力和影响力的认知再次产生了偏差。 曾国藩力图联络一些同僚接力上奏，把改革势头造起来。但是同僚们听了曾国藩的想法之后，都不约而同激动地对他说：“涤生啊，你做的这个事情非常有价值，展现了我们知识分子的优良操守。 你不愧是我们大清官员的表率，作为你的同僚、朋友我为你感到无比的自豪！这件事我绝对是双手支持你的，大胆地去搞，好好搞，力度还可以再大一些。” 然后话锋一转，微笑地对曾国藩说道：“不过，我最近手头上刚好有几件事比较急，而且家里又出了一些琐事，烦人得很。没关系，你是大家的领头羊，你们先搞，等我手头的事情稍稍解决一下，我一定、立刻、马上就来。 对了，你也难得来我这里，今天我们就先不谈工作了。我家里珍藏了几瓶酒很不错，刚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品鉴一下。” 而对于年轻气盛的咸丰皇帝来说，他的气度和乾隆皇帝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于是，他看到曾国藩奏折上那些严厉批评自己的措辞后，马上暴跳如雷。 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 顺水推舟 宰辅求情在这里要跟大家分析一下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什么会为曾国藩苦苦求情？难道他们跟曾国藩有很深的渊源或是很好的交情？答案当然是NO，而是祁寯藻、季芝昌等人有其它方面的更深考量。 众所周知，从权力架构上来说，古代社会的君权与相权是相对制衡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和精力去掌控所有权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永远不犯错误。所以，经过上千年的磨合，才产生这样一套“文官制度”。 可以说，“文官制度”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在西方学术界有些学者甚至把它当成“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从中也可看出它的巨大价值。 而君权和相权相制衡就是“文官制度”的核心之一。因此，中国古代君权和相权的斗争和妥协都是常态。相反如果君权和相权之间发生大的权力失衡就会发生大灾难，在中国古代这种案例不胜枚举。 咸丰皇帝年少登基，急于展现自己的抱负，君权大张就必然影响到相权萎缩。祁寯藻和季芝昌等人作为相权的代表肯定是要出头说话的。 一方面曾国藩奏折上所说的都是忠臣之言，三观是很正的。作为朝廷大臣、国家宰辅，祁寯藻等人必须要展现朝廷大臣的风度和价值观，大力支持忠臣。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要先把自己立于道德高地。 另一方面这涉及到君权与相权的隐秘交锋。曾国藩奏折的内容虽然激烈，但是却对抑制君权有利。而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最重要的素养之一就是能够随时发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并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为我所用，呵呵。 这种情况下，祁寯藻等人当然要顺水推舟，苦苦哀求以便保护好曾国藩“这一把刀”。同时，这也是暗示咸丰皇帝不能乱来，很多事都是有一套运行规则的。 如果求情成功，就会树立他们公正、无私、敢言的形象，从而鼓励一些人抑制君权。如果求情失败，他们也无所谓，因为咸丰把自己搞成了昏君，而祁寯藻等人则表明了态度，毫发无伤。你看，宰辅们都是磕头恳求过的。 所以，怒火平息之后，咸丰皇帝发现自己中计了。毕竟他也是从小学习“帝王学”长大的。他心想：自己还是太年轻了，思想不够成熟，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先帝乾隆爷的国君气度和政治手腕啊！ 于是，咸丰皇帝马上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他先是充满热情地地写了长篇上谕，细细地为自己的行为一一辩解。然后又针锋相对地驳回曾国藩的指责，展现自己的明君风度。 而官员们看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不升不降的举动，觉得暗含玄机，也觉得不可轻举妄动。所以，这件引起轩然大波的大事就慢慢地平息下来。 所以说，“捋思路”这件事情不是只要朋友就都可以帮你干的。即使两人之间的友情再好，如果他的思想深度不够，很可能会导致好心办坏事，直接把你带到坑里，呵呵。 而罗泽南恰恰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公心”而没有“私心”。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帮朋友“捋思路”的水平肯定是不合格的。后来罗泽南果然为国家战死沙场，鞠躬尽瘁。 从这个角度来说，罗泽南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古代官员，大公无私，始终如一。此为后话。 曾国藩自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引发的震动会这么大，已经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连同年（同学）都认为他是想学孙嘉淦搏一把，争取高位。自己的想法怎么就没人能理解呢？曾国藩仰天长叹：“相识遍天下，知己无一人”。 再接再厉 国藩“亮剑”曾国藩对未来感到迷茫了，他准备先冷却一下看看再说。这时候知己罗泽南的信又适时而至。洋洋洒洒十几页，主要以激励曾国藩为主，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一句话“继续搞，加大力度搞。成功就是坚持到最后一秒，胜利一定属于你！” 于是，处于迷茫期的曾国藩紧接着又干了两件大事，终于把自己给折腾熄火了。 第一，弹劾琦善。因鸦片战争而获罪的琦善出身贵族，三十岁就任河南巡抚（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长），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人脉极广。 虽因鸦片战争被道光皇帝“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是他的思路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其实，琦善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后被革职抄家，关键原因是陶澍体系“经世派”的发力。但是因为此时陶澍已经去世，林则徐、贺长龄等人扛不起“经世派”的大旗，所以导致主战派、主和派两败俱伤，林则徐也被免职并发配流放新疆。 但是，此时的曾国藩政治理解力还太嫩了，没有看到“琦善革职”背后的刀光剑影，因此他对琦善的影响力没有深刻的认识。 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琦善跟穆彰阿关系极深，他的关系网很多都是与穆彰阿重合的，所以先前他对曾国藩从没有展现过凌厉的一面。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琦善被起用任陕甘总督（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甘肃省委书记兼陕甘大军区司令），但不久又被人弹劾“妄加诛戮”。皇帝下令革职琦善，并交刑部审讯。在这里南山君稍稍介绍一下琦善的背景。 博尔济吉特·琦善（1786年－1854年），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世袭一等侯爵。历任河南巡抚、山东巡抚、两江总督、漕运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职。 只要看到琦善的这份履历，相信绝大多数官员都会吓半死，因为全是位高权重的职务。从根本上来说，琦善是个妥妥的“清朝太子党”，他虽然能力和品行一般，但是情商很高，在京中人缘很好，门生故旧遍天下。 这种人谁都不好轻易得罪，所以会审时的审案人员都寻找一些细微琐事让琦善回答，实际上是为他开脱罪责。 刑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部长）恒春甚至要求将实名举报人的下属一起抓来审讯，这其实是违反大清律法的，但是满朝文武无人反对。 此时曾国藩挺身而出，正气凛然地说道：“琦善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既然有罪就要以罪犯身份来对待。而举报的司员虽然官位地微，怎么能够像罪犯一样对待抓来审讯？如果这样的话，那未来还有谁敢举报大员。所以，如果一定要传讯司员就必须要请圣旨决定。” 曾国藩正义凛然，“语气亢厉，四座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这个动议。因此，琦善被发往吉林赎罪。 虽然过程不错，但是半年之后琦善就重新起用。过程很销魂，但是结果用一句现代流行词来形容就是“然并卵”。 为什么？因为琦善是满洲正黄旗的世袭一等侯爵，正黄旗在“满洲八旗”中是属于上三旗。也就是说琦善跟皇帝是同一个村的亲戚，对于清朝来说这是妥妥的根红苗正。 前面有提到，清朝作为外族入主中原，在顶层设计上是有潜规则的。对于上三旗的贵族来说只要不涉及到谋反或是站队等官场大忌，其他罪行只要走走过场就行。这就是潜规则之一。 可以说，这个潜规则朝中大臣们都是知道的，而曾国藩才进这个小圈子可能不清楚，大家也没有义务告诉他。曾国藩正陶醉于用一己之力把贪官绳之以法，却没有想到他用九牛二虎之力干的事情并没有他想像的作用那么大。 当然了，作用还是有的，曾国藩向大清官员和百姓们证明了“天是清的，世界上是有公平和正义存在的。只要违法就一定会受到严惩，皇亲国戚也不例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的行为还是值得高度肯定和赞扬，引为知识分子的表率。 第二，提出严惩塞尚阿。咸丰二年（1852年），塞尚阿因镇压太平天国不力被“交部议处”，朝中众人都力图宽减，只有曾国藩提出严惩。 最终结果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专折奏请从严处理，塞尚阿因此被革职。他这个教育部副部长终于把自己当成了中纪委副书记，成为了海瑞。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胡林翼是怎样帮助曾国藩捋清了简单弹劾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曾国藩在长沙组建“团练”后又会遇到怎样的巨大挫折？ 请看下期文章《曾国藩的人生“滑铁卢”（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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