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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研究发现，毋庸置疑，微博已成为首要的新闻来源库。访谈对象普遍认同，当前传统媒体上过半的新闻都源自微博，一位都市报的副总编更提到，该报80％的消息都源自微博。此外，微博便利了记者联络新闻源。前微博时代，记者想联系当事人或采访专家，必须到新闻现场或登门拜访，抑或四处索取电话。微博时代，记者可通过微博地理位置锁定当事人。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和官员都开通了实名认证微博，发封私信便可联络采访，这极大地节省了新闻生产的劳动力成本。
微博上潜在新闻源的高度聚集也改变了新闻生产流程。一位党报的跑口记者对此感受深刻，前微博时代，是记者致电编辑报选题，新闻源掌控在记者手中，而媒体与受众基本不直接接触，可以说媒体是依据生活经验猜测受众的喜好。有了微博，编辑守着微博，消息更加灵通，早上8点编辑就会打电话给记者分派选题，许多选题来自普通公众发的微博消息，记者再到相关部门核实求证。她认为微博使得新闻生产流程发生了方向掉转，以前是政府发布-记者刊播-受众阅读，现在是受众发问-记者核实-政府应答。微博时代，人人都有了麦克风，普通公众的发声也能够被媒体听到，由此新闻生产更能回应受众的关切。
上述这位记者的思考似乎表明，新闻源正在“开源”，原本被官方垄断的新闻源领域正向普通公众敞开大门。不过，大多数访谈对象对此持反对意见。一位网络媒体编辑在焦点小组中分享了他的思考：“记者们关注的对象基本雷同，微博上转来转去都是几条同样的消息。而且大家都守着微博，一条消息出来，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独家新闻更难出现了，记者也日益成了‘坐班族’，去现场挖独家的记者越来越少了。”按照他的判断，微博时代，新闻源的光谱非但没有拓宽，反倒是更加窄化了。这段思考引起了组内其他参与者的共鸣，他们认为微博出现后，媒体同题报道现象更加严重，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总量正在缩水。由此可见，前述西方学者有关信息环境更加丰富多样的乐观论断并不适用于当下的中国情境。
实际上，为了更大限度地挖掘潜在新闻源，很多媒体鼓励记者开设实名认证微博，有的媒体甚至集体为其一线编辑记者申请了认证账户。此举一方面可扩大传统媒体的网络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方便普通公众与记者的联络，以扩大记者的信息来源。但有的记者表示，由于注意力和时间有限，他们通常不会主动关注或寻找微博上的普通人。此外，记者有时会刻意屏蔽来自普通人的信息。一位都市报的编辑苦恼于每日收到大量的求救信和诉苦信，加之其他政策原因，她申请了微博去V,也就是去除账户实名认证，以降低自己在微博上的辨识度。微博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每个个体都有了发言的机会，这毫无疑问是个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享有平等地被倾听到的机会。一位网络媒体编辑以抚州“5·26连环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钱明奇为例，发现“一个草根在微博上很难出头”。 新闻源的阶层分化 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市行政中心、检察院等政府办公机构连续发生三起爆炸，事件共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原籍抚州的钱明奇被证实在爆炸中身亡。钱明奇人生中经历了两次拆迁，苦心经营的两间商铺被拆除，因对拆迁补偿不满，他走上了上访路，上访期间其妻因病过世，上访的艰辛又让其身心疲惫。钱明奇在新浪、腾讯等都开通了微博账户，他曾把自己的经历写在微博中，寄望通过微博引起媒体的关注，他在微博上联络名人与记者，但都无果而终。“直至钱明奇把自己引爆，他才终于当上了新闻的主角”，这位网络媒体编辑不无遗憾地说，“实际上，钱明奇早就在微博上透露他将有大动作，如果媒体早点关注他，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最终草根钱明奇以最极端的方式获得了媒体的关注。
这段思考引来同一焦点小组内其他参与者的频频点头，有编辑补充：“要想获得媒体关注，草根只能求助于‘大V’，寄望自己的微博被大V转发,一经转发其境遇立刻大不同。”V是英文verification的首字母，指的是微博的用户认证体系,“大V”指拥有大量关注者的微博认证用户。微博服务商可谓不遗余力地推广其认证体系，作为营销手段，此举可吸引更多用户。以新浪为例，其认证账户主要分两类：个人认证与机构认证。个人认证又与职业身份紧密相连，例如，新浪微博优先向34个门类的542种热门职业的从业者开放认证。认证过程等级分明，不同级别的职位有不同的认证标准。通过认证后，微博名称旁边会加一个字母“V”作为标识，同时显示职业信息及职位序列。认证用户享有诸多特权，譬如设置个性化主页、在微博搜索结果中优先显示、热门话题讨论中优先推荐等。
微博认证体系原本出于商业考量，但运行中却产生了复制现实社会阶层等级的实际效果。微博的线上认证与用户的线下社会地位息息相通，身居高位的精英人士，如经理人、主管等，专业技术人士，如医生、律师等，以及社会名流是微博首推的认证用户群体。此外，如前所述，个人认证与职业身份和所处职位相关，现实社会中的底层劳动者难于获得认证的机会。认证账户拥有较高的辨识度，会在搜索中优先显示。在争议性话题讨论中，认证账户的发言也会被优先推荐，新浪微博更是旗帜鲜明地宣扬，认证账户的发言更加权威可信。通过认证体系，微博塑造了一种“可信度的阶层制”（hierarchy of credibility），[12]即身居高位的人的发言比底层民众的发言更加可信。
微博上的认证用户通常也是媒体的重点关注对象。一位都市报副主编在微博上主要关注了两类人：一是知名学者、专家，专家们对于热点事件的最新评论，可为报道提供智力支持，拓宽报道的视角；二是同行，尤其是杰出记者，关注同行微博可了解领域内的最新动态，与竞争对手保持同步。一位都市报跑口记者的关注原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微博关注分为工作和生活两类，前者包括学者、同行、报道领域内的相关人士等，后者主要是同学、朋友、家人等。学者、专家、行业精英和记者等基本上都开设了认证账户，他们的发言更容易进入媒体的视域，加之认证账户的发言通常被认为更可信，于是他们有更大的几率成为新闻源，而草根的发言则需经大V账户的转发才能引起媒体关注。鉴于此，新闻源领域也呈现出一种阶层分化的特征，拥有较多关注者的“大V”账户，更容易成为新闻源，接下来是普通的认证账户，而数量众多的未被认证的用户则很难跻身新闻源队列。 瓦叔点评： 本文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有意思之处在于，它涉及了几个重要命题：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方向，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生产的转型，新媒体环境下阶层的话语权乃至接近全，新媒体环境下的两级传播。并且从一些点上更新了我们以前的认识，以前我们凡谈微博一定必谈草根性、互动性、大众性之类，似乎这样一来微博就能够使得更广大的群众接近了新闻生产的中心。但是是这样吗？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尽管议程设置权有部分转移到了微博，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之间的话语权对比，相反行业精英与媒体人士仍然控制着微博信息流的流动。新媒体能让人人发言，但却并不意味着人人发言都有人听到，相反，精英有了“草根的”身份，更牢固的掌握了话语的合法性。毫无疑问，这种内容，对于我们在回答新媒体与社会阶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层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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