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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管仲是伟大的经济学家，言过其实，甚至他能不能算现代学科语言体系框架认证的“经济学家”，都要存疑。 第一个问题是古典文献的文本真伪问题。《管子》一书，通常不认为是管仲所写，成书最晚可到西汉时期。其中的一些思想和举措，到底哪些属于真实历史上的管仲本人的，哪些是后人学者对他思想萌芽的发挥，哪些是全盘凭空创造而托名于他，要仔细分别。古籍稽考是专门学问，对古代文献尤其是汉以前的文献，尤其要注意。 第二个问题，是个别经济思想和思想体系的区别。经济现象古已有之，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等相关的现象贯穿于人类文明史。自国家诞生以来，就免不了依靠行政管理来管控经济，无论是赋税、土地分配、官营经济等等。大一统之前，尤其是战国时期，诸侯国是为了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取胜，变革需求最为强烈，由此诞生诸子百家，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为导向，凡是能富国强兵的学说学者，在列国被奉为上宾。由此才带来学术的系统化。但在春秋时代，很难相信有完整的、逻辑分明的、概念界定清晰、可验证的经济学说，有的只是政治家对经济现象的观察与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充其量可以说是思想，而且是以功利和实用为目标的思想，到底这种思想观念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并没有严格论证，不能算是思想体系。 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等，首先是思想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讲座教授，即是如此。没有严格的、逻辑严密的、可推理论证的概念，并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古典经济学不可能诞生。所以说，《管子》一书中的经济思想，当然不乏伟大的洞见，对后世也多有启发，但到底和管仲本人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这些观念和经济学的学术体系的差别，要有清醒认识。争一个世界第一，可以满足民族自豪感，对经济学来说没什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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