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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囤：未消解的意义
最近几日，我常常被媒体追问：海龙囤的发掘有什么意义？对习惯从细微之处盲人摸象般观察历史的考古者而言，这不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生而有涯，总该使生命在有意义的志业中完成，而非在无聊中消亡。对意义和价值的不断追问，能唤起我们激昂的心。在海龙囤，对意义的追寻，是从废墟中开始的。
我试图用下面的表述来说服自己，说服他人。
海龙囤是中国西南山地生态文化的杰出典范。文化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人对自然不断适应与改造的结果。特殊的环境造就特殊的人文景观。山是西南大地的统治者，而人是山的征服者，这里的人们从来与山相伴，这里的文化因此有着山骨的印记。从山腰的洞穴，到险峻的山巅，都留下征服者的足迹。至迟从距今30万年以降，连绵不绝。最新的文物普查表明，贵州有被称作“囤”、“屯”或“营盘”的遗迹近千处，是名符其实的“千屯之省”。其中，海龙囤是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也最为完整的古囤。
囤上所有的关隘、台基和踏道都是用加工规整的大石营建而成的，石之大者，重达数吨。如今石砌的雄关、古墙仍傲然屹立，残缺而美丽。这些坚固的石头，经历战火和岁月的洗礼，穿越时空传递着别样的讯息。没有人统计过她一共耗费了多少石材，只知其数颇巨。观者常常望石兴叹，追问石之来路及其被垒砌在十余米高空的技艺。或因难以想象，遂有美丽传说。传说杨应龙有一条赶山鞭，常在鸡不鸣犬不吠时赶石上山，石如猪奔，雄关遂成。调查表明，所有石材均就近开采，并以人工搬移、垒砌，而非出自神力，它们凝聚着山地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山的险峻，供给的近便以及取材之利，均应是海龙囤选址的重要条件。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遵义老城至海龙囤下，仅需半小时时间。停车再步行约半小时，即可抵达囤巅。遥想当年，奉命行事的选址者逆水而来，筚路蓝缕，该是怎样的艰辛？而当其在万山丛中与龙岩山猛然邂逅，再以职业的眼光反复打量这雄奇的山峰时，心头该是怎样的兴奋？三面环水，一面衔山的海龙囤，被群山簇拥，当地导游形象地将之描述为一朵莲花，群山为瓣，龙岩为蕊。我曾在一个月夜里，在飞龙关内听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聊海龙囤的风水。他说关隘上的每道门，都与远处的一座主峰相互呼应，形成四面来朝之势，仅此一端即可窥见海龙囤所蕴藏的深厚风水理念。经其指引，我们察看了飞龙、朝天诸关，确有此象，像西南山地的坟丘多有向山一般。我知道黔北的宋墓是讲求风水的，但居址如何却所知甚少，不敢骤断。风水是否也在海龙囤当初选址者的考量范畴，从学理的层面还需慎重考察；但在感情上，我愿意相信这是山地生态文化的必然选择。
海龙囤是中央与地方互动，家与国关系转换的重要场域。海龙囤是在1257年蒙军从云南逼近，播州告急的形势下，由南宋朝廷派出钦差，拨给银两并征调人力，与播州杨氏一道营建而成的。因此，她一出现，便代表着国家的意志，是一种国家行为。只是，这里自始至终都未成为抗蒙的前线，却在343年后成为杨氏土司对抗明朝廷的主战场。“抗蒙”与“平播”均是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海龙囤因此成为这两桩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发生地。同样是由播州人营建的重庆钓鱼城，却折断了上帝的鞭子，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是万历一朝的三大战役之一，数十万人参战，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方面，统治播州755年的杨氏土司被剿灭，结束了其长期在中国西南以国为家的历史，加速了国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战争的消耗也加速了已经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覆灭的步伐，44年后，握有中国276年的朱氏拱手让出天下。谁又曾想到，偏处西南一隅万山丛中的小小一囤，竟与几个朝代的更迭和一个家族的兴衰有着如此不可割舍的关联。
既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海龙囤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宋廷筑城理念。庆历四年（1044）奉敕编纂的《武经总要》，向被视为宋代筑城的指导性典籍。《武经总要·守城》：“加之得太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侍，兼此刑势，守则有余。”
海龙囤筑于两溪交汇处的龙岩山巅，正合此守城之道，且她完全符合城池的结构，而与纯粹的军事城堡似还有一些区别。同书又记，“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瓮城（敌团城角也）有战棚，棚楼之上有曰露屋。城门重门、闸版、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台。自敌棚至城门”。海龙囤尚存的铁柱、飞虎、万安、西关诸关均设钓桥。囤后万安关外的月城、土城，实际形成两重瓮城。囤前飞龙关亦状如一小瓮城。自飞龙关逶迤而下一道外城墙，一端连囤巅主墙，一端接囤南山险，使囤之城墙整体略呈“9”字形，其在形状和功能上，均与宋元之际的“一字城”相近。虽然现在很难将宋代建筑和明代遗存截然区隔，但有理由相信杨应龙之重修海龙囤，应是在固有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现存海龙囤的整体格局可能在南宋末年始建时便已奠定，且她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城池在筑城理念上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因此，从一座古囤，可以窥见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及家国关系的转化。
海龙囤是“土司制度”的重要实物遗存，她完整见证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策从唐宋时期的“羁縻之制”，到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从兴建到废弃，杨氏“土司”一直是她实际的主人。这在新、老“王宫”的称呼中已经显露无遗。文献中多有杨氏衙宇僭越的记载，如《平播全书·献俘疏》称明军攻破海龙囤后，“录其关门之联曰：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所居之门匾曰：半朝天子”。又称“应龙益横，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令州人称己为千岁，子朝栋为后主。”这在发掘中的“新王宫”上是否有所反映？发掘显示，“新王宫”是一组有环“宫”城墙，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占地约1.9万平方米，她大致遵循了“前朝后寝”的整体格局，与明紫禁城存有某些相近之处。屋顶脊兽，多带有遒劲的三爪。“宫”内出土的大量来自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碎片上确有许多龙凤图案，其中相当部分为五爪龙。但这是“王宫”在规制和装饰上确有僭越之嫌的证据，抑或只是强势土司的应有之物，尚难骤定。
平播之后，这处曾经的土司禁地慢慢颓圮，壮丽的“王宫”渐渐埋于黄土之下，她的原貌逐渐不为人知。考古于是成为今人重新认知海龙囤的不可取代的途径，这也正是发掘海龙囤的意义所在。
在海龙囤巅度过的104个没有麻将、没有电视剧的日夜里，若无意义的指引，生活必将陷入巨大的空虚和迷茫中。然而我们并未迷失，因为意义就埋藏在那里，在黄土下，在废墟里，在我们心中，她从未消解，却在文明碎片的缀合中，被重新发现、诠释与建构。
（2012年8月4日凌晨1时，写于海龙囤巅。）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8月20日“副刊”版。(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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