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乡磅礴，天空海阔。
砚池春秋
入了八月，囤上秋雨绵绵不绝，气温骤降，若在初冬。队员不堪寒冷，提出回贵阳取些衣物来，我答应了，一人在山巅独守了三日。细雨混着浓雾，在山林间倏忽飘荡，分明听见人语响，却只有脚步声越来越重了，才突然发现门口的浓雾里站着一个人，胸中竟生出些怕意。坐在屋子里烤炭火，想象海龙囤冬天的模样。这个季节，杨氏土司可能已很少登囤，除非对雪别有雅兴。见惯了海龙囤冬天的陈立举老伯谈庙子里的事情时说，这山上年轻人苦不住，太冷清，老和尚呢冬天里也苦不住，没柴火烧，雪大得很。我们却还在这“苦”着。
仲秋时节，已能初初体会囤上冬的况味。
因了这天气，新王宫发掘的进度稍稍受了些影响，好久没有振奋人心的发现。9月24日，秋雨稍霁，工地在泥泞中重启，却很快有了意外的收获。上午10时，一方经由人工琢磨的残石在F8的天井中出土。经过清洗和拼对，队员很快认出这是一方砚台。砚台用天然砾石琢磨而成，石色青黛，石质细腻温润，触之如肌肤。石料的水平层理清晰，被击打处呈片状脱落，断面上可见亮闪闪的细密绢云母，据此可以断定其属沉积岩中的粘土岩无疑。砚台已残，呈不规则箕形，墨池深陷，状似月牙儿，尖尖的月梢儿打磨得圆润，以便墨汁向下泄。残存的棱上，饰有双线勾勒的花瓣纹。石砚残长15～17.5、宽14.5～17.5、厚2.5～4厘米，整砚古朴庄重，浑然天成，只可惜一端残甚，难窥全貌。
我手持砚台反复摩挲，兴奋不已。只有考古者才有这样的特权，也只有考古者才能体味其中的快乐。
砚台出在瓦砾堆积下，可以初步认定为新王宫使用时期的遗物。当新王宫在1600年的平播战火中毁于一炬，瓦木俱下，砖又覆之，最后渐渐被黄土掩埋，大量秘密就尘封于黄土之下，等待考古者唤醒。不同堆积内的包含物指向不同的年代，而那些埋藏在瓦砾之下的遗物，就和建筑物的年代非常接近了。发掘揭示的地层堆积，正与此合。房顶的木瓦在大火中率先坠落，砖墙再慢慢颓圮，覆于瓦上，形成厚厚的废墟。遗物年代的确定，意义非凡，因为它有助于对建筑性质的判断。
砚台的发现，表明此建筑可能为书房。杨应龙手书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称海龙囤乃“禁地”，不能随意进出，囤上人员“各有役次，时刻不可擅离”，出入须有“年貌号牌”。下囤时，先“赴总管厅乞帖”，各关方验帖放行。土司大人亲临时，“跟随一应人役，书房听点题单，预发龙凤关，查点进出”。碑文清晰表明囤上有总管厅、书房等设施。书房设于何处？出土砚台的房屋（编号F8），位于龙位坪与三台星之间，是一组相对独立的三合院式建筑。南为正房，东、西为两厢，中央为天井。砚台出在天井近西厢的一侧。我们曾经推测，中轴线上建筑为办公场地，而三台星原系卧房。若所论不谬，则将书房设在会见百官的衙署与私密的卧房之间，似是合理的选择。与砚台同出的，尚有一枚象棋子，圆形，青铜质，直径3.3、厚0.2厘米，两面各铸一“仕”字。此休闲之物出在书房中，亦是合情合理。只是此物出在一个掘于南明时期的灰坑内，不能确定为F8使用时期遗物，但系后人自下层翻动上来的可能性不可排除。新王宫内遗有大量晚期坑穴，有些直接凿穿建筑地面，怀疑与后人的寻宝活动有关。
在明了建筑的格局后，它的功用就是我们在田野发掘中希望解决的首要问题。而房内遗物，无疑就是推断建筑性质的重要证据。其实，我们此前在10号建筑的两个天井内，也曾发现石质砚台残件各一件，均呈长方形，但均残损较甚，只存砚之一角。其中一件石材与F8内所出者相近，应为粘土岩，另一件则可能为砂岩。由于它们均出在晚期地层中，无法建立起与建筑间的必然联系，因此未被格外关注。如今，随着新证据的出土，便有理由认为它们可能均是新王宫使用时期遗物。退一步，这两方砚台的年代绝不晚于清代。
砚台的出土引发另一个问题，即它们产自何处？
明清时代，遵义是产砚的。郑珍在《遵义府志》中，就曾引用《播砚记》记述了播州境内一种叫“羊肝石”的砚石。从篇名看，《播砚记》应是集中讨论播州砚台的文字，可惜无缘得见。所幸“羊肝石”一条还保存在府志中，文曰：“播州城北十里，产石，居人取为砚。其石初取时极柔嫩，琢之，如陶者削泥。以意制，就火烘之，始刚硬，色如羊肝，故名。颇贩远，惜不甚下墨。”这种产自播州的羊肝色石砚台，制作过程中需用火烘烤，销路不错，缺点是不下墨。《遵义府志》又引《播石记》记载了另一种叫“葡萄石”的美石：“郡产一种石，色青，绝硬，中现葡桃子累累，天然形肖，与石阡之葵花石可称两奇。土人颇以制砚，坚滑，不宜墨。若为屏案，置竹楼梅坞间，大称雅人高致。”从记载看，两类砚台产量不俗，但其质与色均与龙岩砚不合，所发现的
砚台不产于上述两地可定。
从质地看，新王宫所出砚台与思州砚同，均为粘土岩。
思州砚是贵州最富盛名的石砚，因产地岑巩明属思州府而得名。制砚石料为采自思阳镇的金星石，石色青黛，属粘土岩，间有点状、线状或块状黄铜矿，宛若金星，因此又称金星砚。康熙《思州府志》卷之四《物产》记：“金星石砚，石出星石潭及小溪等处。”思州产砚的年代，过去依据传说认为可早至汉代；或引用唐宋诗词，称其广受苏轼等名家所喜，十分玄虚。我曾据宋人朱辅《溪蛮丛笑》的记载，讨论贵州有砚的历史当不晚于宋代。该书“金系带”条记：“砚石出黎溪，今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冈石，皆可乱真。紫石胜揭石。熟徭亦能砺砥，黎溪为最。盖于淘金井中取之，近亦艰得。有紫绿二色，围黄线者名金系带。”《溪蛮丛笑》成书于公元12世纪，记载了今湘西、黔东地方的风土物产。作者朱辅曾长驻湖南麻阳，熟悉周边风物。如书中载有今万山一带的朱砂开采，说“砂出万山之崖为最，仡佬以火攻取”。此中砚石有紫、揭（桔）、绿诸色，以紫色为佳，其中环黄线者称金系带。观文意，此石像极了紫袍玉带石。而金星石中亦有环黄线者，加以这里向有制砚传统，所以所谓“金系带”为金星石中黄铜矿呈线状者亦未可知。无论如何，宋代“金系带”的产地，当在宋明思州境内，是名副其实的“思州砚”。
我颇怀疑，新王宫“书房”内所出的砚台，正是一方思州砚。抛开思州田氏与播州杨氏世为姻亲的密切关系不谈，且就砚石而言，其上虽未见后世思州砚上常见的“金星”，却有密集的水平层理形成宛若“金系带”一般的装饰效果，符合宋明时人的喜好。如果所论不谬，这当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思州砚实物。
海龙囤上砚台的出土，顿令这处鲜血横流的古战场书香袭人，雅意无边。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仍嗅得到这砚池里磅礴的墨香。在细雨绵绵的仲秋时节，夜雨涨满了囤巅的秋池，野泉声声入砚来。
——2012年9月25日，登囤第156日，写于囤巅。
刊于《贵州都市报》2012年10月20日C2版。（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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