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香港读书
1937年，父亲在香港演出过一个时期，由于日军侵占上海，致使他在香港演出结束后，没有随团回沪，就在香港暂时隐居。父亲平日深居简出，很想念在上海的亲人。所以暑假期间，母亲带我们兄妹四人赴港探亲度假。1941年暑假，母亲又第二次带我和五弟、七妹、九弟乘轮船赴港，我和弟妹四人乘的是三等舱，下船时英国检疫
员强迫我们打了防疫针，才让上岸。
父亲见到我们，很是高兴，问起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情况。得知沦陷后的上海学校教育日益走下坡路，一些有钱的公子哥纵绔子弟在学校胡混，生活腐化的情况。父亲很不安，生怕我们沾染上坏习惯，学不好功课。便与母亲和冯耿光等老朋友商量将我和五弟留在香港读书。母亲大约居住到10月就带七妹、九弟返回上海。
在香港，父亲为我和五弟选择了比较进步的岭南中学，让我们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当时父亲的一些朋友劝我们报考外国学校父亲表示不同意，他说：“虽然在外国学校可以多学些外文，但是将来的出路只能到外国洋行找职业，当洋奴才。”他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自然遵循父亲的正确判断，决定报考岭南中学。
为了准备复习功课，父亲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把我们两人领到一间陈设简单的小房间，两张床和一张两人合用的书桌，桌上已放好一排书籍，都是考学校需用的国语、代数、几何等课本。父亲说：“这是你们的卧室，考学的书也准备好了。我已替你们排定好了日期，每门功课按次序温习就行。以后我要经常来检查你们温习功课的情况。”就这样我们在他的细心安排和督促下，顺利地完成了复习功课的计划。一个月之后，我们两人考上了岭南中学。
考取后，父亲笑着说：“你们的成绩不错，我早就料想到你们会考上的。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好好地玩两个星期，改换一下环境。”
在以后的10多天里，父亲常带我们到各处去玩儿，还请了一位游泳老师教我们游泳，父亲认为这是锻炼身体的良好运动方式，应该掌握。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游泳的。
入学后，我们住宿在学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校址坐落在离九龙30多公里的青山，三面环山，一面朝水，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学校里生活朴素、学习严肃、校风端正。我们回家时，父亲总是慈祥地问我们的功课及学习成绩以及生活等情况，并且尽量在他休息的时间带我们出去玩个痛快。
这段时期，我和五弟离开了家，初步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和父亲可贵的教导分不开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体检时发现自己眼睛近视，影响学习，学校给我开了一天假，叫我回香港配副眼镜。当我回到家门时，父亲见我突然回来，大为诧异，很严肃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你回家来了。”他是怕我在学校闯祸。当他知道缘由后，立即陪我去眼镜店配了副眼镜。父亲从来就是这样严格管教自己子女的，从此我就更下决心努力学好功课。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天气渐冷，我和五弟放学回家,父亲还是照例陪我们出去看电影和吃晚饭。可是我感觉到家中气氛有点紧张，父亲和住在一起的冯耿光老伯，还有常来我家玩儿的舒适甫、马寿南等老友在一起议论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第二天下午我们还是按时返校，并把冬天穿用的衣物全带到学校去了。
12月8日星期一，早晨照常按时出操、上课。我记得当时正在上国语课，约9时左右，突然听到天空中飞机的轰鸣声，只见飞机从学校上空呼啸而过，接着高射炮炮声及炸弹爆炸声连续不断。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英军在演习，再从窗口向天空一望，正巧一架飞机由眼前而过，“啊！”“机翼上是个大红膏药，是日本飞机！”我大声叫了起来。老师听后，立即训斥我，说我扰乱课堂秩序，正要轰我出教室，这时校园内已经传来教务主任的呼叫声：“全体同学，赶快到门前体育场集合！”我们有秩序地跑到体育场集合，教务主任说明了当时情况，很快就下令叫我们赶快爬上山林
中躲避。我在一棵松树下，眼看数架日本飞机朝着停在海上的英国军舰轰炸和扫射，只见英国军舰仓促起锚，并不断用高射炮还击。
当时学校紧急向九龙公共汽车公司求援，下午，汽车陆续把我们送到九龙，由于渡轮停航，只好在九龙一所学校的教室中坐卧一夜。次日早晨校方设法找到了一条私人的船只悄然渡海。我们冒着头上敌机轰炸的危险，听天由命，悄悄地渡过了海峡，侥幸地踏上香港的码头。我和五弟身上只穿着一件校服，徒步返回家中，父亲和老友们都为我们庆幸。父亲说：“我相信你们会平安回来的，你们又经历了一次艰险的锻炼，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事后知道，在事变紧张时，父亲虽然知道我们处境很危险（学校在九龙青山，离深圳很近，日军可随时到达深圳，向九龙进攻），但却显得十分镇静。冯老伯及许源来等老友问他：“两个孩子怎么办？是不是派汽车去接他们？”父亲很沉着地说：“不要紧，年轻人应该自己想想办法，我相信他们会自己回来的。”他的镇静，一是相信我们的生活能力；二是不愿在别人面前显出自己的不安；三是不愿派车去接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特殊。他希望我们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走集体生活的道路，他的这个思想始终贯穿在对我们的教育过程中。
父亲的生活
父亲在香港住的是一幢坐落在干德道半山腰中四层楼的干德道公寓里,住在二层8号。父亲是在1938年在香港住下的，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了上海，即使住在租界中也是很混乱的。汉奸、流氓头子要唱堂会，如果找到你，而你不去，就要受到威胁，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一向最讨厌和憎恨这些卖国贼和流氓地痞，他不会也决不愿意出卖自己宝贵的艺术来伺候他们。因此在香港宁可辍演，也不返回上海。
父亲的卧室陈设比较简单，靠北放两张单人床，床边放一架收音机，南面放两只单人沙发，还有一张带镜子的写字桌及几把椅子，两扇窗子朝西开，这个约有20多平方米的卧室，显得格外清雅、整洁。
由于父亲的职业习惯，晚上总是睡的比较晚。
记得有一天晚上已过11点，我偷偷地起床出屋，在他的房门口听到房中有人在拉胡琴和哼哼唱腔的声音。我很好奇地往里一看，原来父亲在收音机旁，一边听着自己的唱片播音，一边拉着二胡随奏，并用铅笔代替胡琴码子，所以声音很低很轻。他聚精会神，连我在他房门口站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原来他正在专心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并且学会了自拉二胡。父亲对艺术的追求一时一刻都不放松。这也正是他在后期虽然多年息影舞台，而在艺术成就上仍然没有减色的原因。
本来我对京剧很喜爱，尤其是胡琴及二胡，总想有机会学学，但从没有对父亲讲过，因为他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严格。现在正好见此机会，我就轻轻地走进屋里，站在他身边，听他边拉边唱。当他发现我后，就问我：“这么晚了，来干什么？”我就坐在他旁边不好意思地说：“我要早知您会拉二胡，就该早向您提出请您教我拉。”他听后说：“你正在念书，要以读书为主，不要分神影响学业。”我再三恳求他说：“我很喜欢京剧，您不教我唱，但总不能不让我学点京剧乐器吧。”父亲终于答应我在不影响念书的情况下教我学拉二胡。以后每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后，父亲便从京剧的各种节拍、板、眼的区别开始教我，再简单地教我区别二黄和西皮。他哼腔我记谱，然后
叫我自己去练，直到练上几百遍，练熟为止。父亲对我说：“这行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学好的，其中的学问还多着呢！”于是又给我讲了许多过门、曲调、板眼以及胡琴与唱及锣鼓的关系，使我增加
了不少京剧场面的知识，了解到学习场面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决心是学不会也学不好的。从此时开始，我渐渐地拉二胡的兴趣就更浓了。虽然学的时间不长，学了些肤浅的基本功，但这给我后来学会演奏京胡、二胡奠定了基础。
父亲在生活上很有规律，他虽然晚上入寝较晚，但第二天仍起得很早，每天早晨用毕早饭，即开始看书报，关心时事。上午一般不外出，看完报后，在房中打两套太极拳，舒展一下身体，然后再收听新闻时事。其他时间请一位老师每周教两天英语和中国语文，余下的两天与一位体育陈老师到九龙俱乐部打羽毛球，他打球的姿态优美，扣吊动作灵活，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持了体形。星期日则带我们去浅水湾海滨游泳。他自己不常下水，这和他的职业有关，因为皮肤不能晒的太黑，以防日后重返舞台时化妆受到影响。
父亲喜爱集邮，我和五弟绍武当时受了他的影响，和他一起共集邮约数千张。父亲平时在家一有空闲总是拿着放大镜和我们一起研究观赏各种邮票，并且阅览集邮杂志。
在他辍演的几年中，外传他不准备再登台演戏了，可是他心中却潜在着一种抗战必胜、侵略者必败的信念，有朝一日，抗战胜利，还得为祖国献艺，重登舞台。因此他从未间断过自己的业务锻炼，坚持听收音机播放自己的唱片，有时在洗手间里关上门大声喊几声嗓子。常言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嗓子没有损伤，也没有塌中。抗战胜利之后，果不出所料，他的嗓子越唱越好
。
几年里，他从不间断学习戏曲艺术和文学书籍，因为他总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在生活上有条不紊，而且在文学修养上应具有较高的水平，决不能抱有自满情绪而停止学习。有一次，我进他房间里，在书桌上翻看了几本中文和英文的书籍，那是很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我发现，这些书籍上都有用很细的铅笔注上他自己的评语和体会。这种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辈。
无论白天多累，他每日总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一个人在屋里绘画。有时，也偶尔出门到友人家里去散散心，那时他常去老友潘述庵先生的家，潘老住在跑马地，在中国银行工作,他的4个儿女也在香港，有时父亲也带我和五弟去他家玩儿，大家在一起很是高兴。他家里有一架钢琴，父亲每次去都要弹一会儿琴，练练指法，同时也从钢琴的音调中熟悉一下耳音，这对他的表演艺术也是有益的。
避弹和运米
日本开始进攻香港整个地区，由于我家的住房有一半的房间面朝九龙，另一半房子的后面是英国海军司令部。炮弹忽前忽后地在我家住房的周围爆炸，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死亡随时都在威胁着我们。但父亲却十分镇静，有计划地掌握着全家的命运。他把几位老友都安排在靠东的房间中，因为那里三道砖墙可以防弹，窗上玻璃都用纸条粘贴好，又挂上了很厚的绒布做的窗帘。我和五弟被安排在西面朝九龙一边的屋里，父亲提醒我们如听到炮声就赶快躲到东面屋里去。他又将家中仅有的食物都集中在一起，由他一人专管，父亲一生自奉甚俭而待人宽厚。当时在我家避难的人数已有十多位，在此情况下，父亲却能有条不紊地安排好生活。
我和五弟年幼很好奇，常在双方枪击炮轰之时由窗口向外眺望，就像节日观看放鞭炮一样。父亲看到我们这样，既不紧张，也不生气指责，只是好言相劝，讲明危险之处。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在厨房墙上发现一个洞，并在厨师的床上发现一颗黑亮黑亮如同五磅暖瓶胆一样大小的炮弹，家里的服务员庆槐拿着它给我父亲看，和父亲在一起的冯老，当时吓得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时，父亲看到我和五弟争着要玩儿，便平静地对我俩说：“这颗炮弹幸亏没炸，如果当时炸了，你们俩早就没命了，以后千万别在双方枪击炮轰时再看热闹了。”于是，便叫庆槐把炮弹抱到离家较远无人的山中扔了。
记得有一次，大白天我和五弟将望远镜架在窗台上，身体蹲着观看日军进攻九龙的情景，好似看电影一样，但这时被父亲看到后，我俩遭到父亲严厉的斥责，他说：“你们俩也太不听话了，太胡闹了，我几次三番提醒你们，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如果对面日军也用望远镜窥视香港，正好看到你们望远镜镜片的反光，只要一颗炮弹，我们这些受难的朋友还有你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叫我怎么对得起大家！”听完此话后，我俩从此再也不敢胡闹了。
有一天，许源来先生家中遭到炮击，房屋被火烧毁，父亲就把他和三个儿子全部接到我们家中来暂时避难。这样家里的人数又增加了，十多人的一日三餐便成了问题。那时在市场上已买不到粮食了，而家中并没有储存多少粮食，父亲想了想，只好用每人定量的方法来解决吃饭问题。
半个月后，日军全部占领了香港地区。当时情况十分严重，水和粮食都没有了，门外除了成群结队的日本兵之外，有时还有一伙伙流氓趁火打劫。这时香港完全处于混乱状态。难道眼看着全家和朋友们挨饿不成？不！我看到父亲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把我们哥俩叫到他屋里，对我们说：“冯老伯有位朋友住在山下，他家里还有一些大米，我想让你们俩去取回来，不过路上千万要心，因为日军不许私运粮食，如看见有人拎着粮食，就当场枪毙。我们不能等着饿死，我给你们化化装束。”于是，我和五弟就装成不懂事的孩子，衣服打扮也换上不太好、也不太坏的样子。总之，让别人看着是两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经过一番准备，父亲又嘱咐我们要千万小心，并让我们二人各提一个提包，前后分开了距离走下山去。
一路上，我们二人避开了不少日本兵的岗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拿到了大米。在回家的路上日军的岗哨很多，查的也很严，并在岗口处立着一块牌子，命令凡经过者必须脱帽、鞠躬、接受检查，因此，我们二人远远看到岗哨，就提早地避开，绕道而行，躲开了日军的检查，走了很多弯路，脚上磨起了水泡，两人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提着粮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平安回到家中。就这样暂时解决了粮食问题，同时也使我们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锻炼了我们兄弟俩对敌斗争的勇气。
软禁
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是非常混乱的，满街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对中国人民烧杀掠夺无所不为。不但如此，持枪的日本兵随时可能闯进你家的大门，他们有时借口以检查为名，翻箱倒柜，见到好的东西就拿走。我父亲知道日本兵进门后会找借口叫你打开上锁的箱柜，因为上锁以后他们就有了检查的理由，那时他们就会随手拿走东西。如果箱柜都开着，他们就很难再有借口了，他们本来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想占便宜。我父亲之所以叫我们故意把箱柜都不上锁，并且箱子盖半敞开着，日本兵进门后东张西望，看见箱柜全未上锁，又见全屋十几个人的眼光都在怒视着他们，使他们感到十分窘迫，没敢随便拿东西就走了。只是有一次一个日本兵在桌上拿走一包香烟，鬼头鬼脑地说：“他巴古的好！”说完就溜走了。原来这包香烟是父亲故意放在桌上的。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兵展开了斗智，结果家里东西一无所失。
每当夜深人静时，父亲就把收音机放在地毯上，打开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我们大家围坐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从祖国大陆传来的消息，从中得到一些安慰。就这样白天与日本兵斗智，晚上收听广播，过着紧张不安，有时又是精神欢愉的日子。在父亲的悉心安排、精心照顾之下，我们顽强地在对敌斗争中生存着。
记得有一次，当两个日本兵进到我家时，看见我们正在念书，就走过来用刺刀指着书问：“是什么书？”我和五弟很自然地把一本英文教科书给他们看，并问他们是否认识，那两个日本兵哇哇大叫，气得一刺刀将书刺透，并且大声骂我们：“八嘎！英国死啦死啦地。”当时我们又气又好笑。幸亏冯老会说日语，他用纯正的东京话将他们敷衍过去，并给了些香烟才算了事。事后，父亲把我们二人叫在一起，大骂我们一通。他说：“你们也太糊涂了，日本正同英国打仗，他们自然最恨英国人，你们给他们看英文课本，不是自讨苦吃吗？他们给你一刺刀，你们不也得挨着吗？这有多危险呀！”我对父亲说：“我恨他们，所以才样做的。”父亲很和善地拍了拍我说：“你现在说的是傻话，光凭你一时的任性，你能斗得过他们吗？有血气是好的，但你们用的不是时候，现在你们只有发奋读书学习，以后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去和他们斗的。”
最初，日军并不知道这家的主人就是梅兰芳，所以只是拿走一些物品，而未采取其他行动。可是，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个日本军官，声称是奉九龙日军司令部的命令，来请梅兰芳。于是，父亲被带上汽车，由一位挚友周克昌先生陪同前去。车向九龙方向开去。当时，大家都十分紧张，在家里互相猜测，这是什么原因？此去必是凶多吉少！到底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谁也得不出结论来。大家在窗口踱来踱去,焦急地注视着马路上有没有汽车开过来。就这样从早上9点钟一直等到了深夜2点多钟,父亲才被送回来。此时他已精疲力尽，进门就躺倒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才简单地说出了此去的经过。
原来，他被带到九龙日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九龙的半岛大饭店里，日军司令久井对我父亲说：“梅先生，我在日本东京和贵国北平城中看过你演的戏，你还认识我吗？现在想请你在这儿住
几天，请老朋友休息休息，压压惊。”久井说话的神气显得十分傲慢。父亲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
并抗议他们的这种做法，表示自己有家，必须要回去。后来，久井看到我父亲态度坚决，就说：“这样吧！每天上午我们派汽车把你接来，你可以有一个房间，需要什么都有。”从此，每天他们把父亲“请”到一个房间以后，便不再过问，只到吃饭时，才有人进来送饭，一直到夜半才派人送父亲回家。
父亲气愤地说：“这对他是一种软禁。”家里人都推测，日军对这样一位名望出众的爱国艺人，暂时找不到借口加以迫害，但又怕他化装潜往内陆，因此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暂时使父亲无法脱身。就这样，此后日军每天早上接他去，到晚上送他回，父亲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送我离港赴重庆
当时在受难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徐广迟老先生，他原是中国银行总经理。1941年11月在香港开会，由于患病而没有来得及回重庆。日军占领香港后，指名要搜捕他。由于冯幼伟先生的介绍，徐老来到我们家，我父亲热情地接待他，冒着风险，让他藏在我家安心养病。不久，他病体就痊愈，恢复了健康。
有一天，他到我父亲的房中，恳切地说：“你我之间虽是一面之交，但早已久闻大名，现在更了解到您的品德高尚，为我受累不浅。最近我已托友人取得一张化名的临时通行证，明日，我将赴广州湾返回重庆，您今后有什么困难，尤其是您的孩子如果能逃往重庆去，我会帮助他们继续求学。您此次救我一命，您的恩情我终身不忘。”翌晨，他离开我们回重庆去了。
不久，香港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当时日军正向南洋一带大举进攻，由于兵源不足，我们听说在香港强拉不少中国青年来补充他们的军队，充当炮灰。父亲为此而忧心忡忡，不得不考虑我们兄弟的问题了。
一天晚上，我们已上床入睡，父亲来到我们房中把我们推醒，商量我们的去路。他说：“你们俩此次留在香港，本想让你们在新的环境中自立成人，不料反而使你们失学了。对此学业前途问题，我已考虑了好多日子。目前，日军又在各处拉夫，你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如果日本人将你们拉走，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正巧有顾兰荪、钟可成等老友要去重庆，他们用了不少钱多买
了一张去广州湾的船票，我想让你们中先走一个，不过，路上是比较危险的，随时有丧失生命的可
能……”父亲决定先让我走，等我安全到达重庆之后，再让我五弟走。因为，万一我出了事，还有一个留着。总之，他要我俩从这虎口中逃出去。
接着他还和我们商量是愿回上海，还是去重庆？父亲又对我说：“你不是恨日本人吗？现在先让你一人去重庆好不好？”我听了很激动，当时答复父亲，我决定去重庆，因为重庆在当时是抗战的大后方。到了那里，我也可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锻炼自己。
父亲开始给我准备必需的行装及生活用品，还给我一张1941年夏全家在香港拍摄的相片，让我想家时拿出来看看，以解思念之情。临走前的几个晚上，父亲总是要嘱咐我很多话，告诉我年轻不懂事，在路上要听顾老伯的话。他最后又对我说：“你到了重庆要先考学校，考取入学后要用功念书。虽然你在香港锻炼了一个时期，可还是太嫩，在学校与同学相处要分清好坏。在生活上是很艰苦的，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要经受得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请徐广迟先生帮助，但切不可多麻烦人家，我的话你懂了吗？主要是要靠自己去克服……”话未说完，只见父亲的双眼已被泪水湿润了。我心中也涌起了一阵难以克制的激动，对父亲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嘱咐，我要牢记在心间。
3月初,我终于一个人走了，我初次离开亲爱的父亲，独自随同顾老伯等人登上轮船，离开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2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重庆。
在重庆我考入了广益中学，学校在重庆南岸黄角桠，是个较朴实的教会学校，操场上有座小山峰，山顶上有一座文峰塔。初次离家，人地生疏住宿在校，课毕休息时，常有同学陪同爬上小山，站在塔旁，遥望着对面山城重庆。当我听到长江内轮船的汽笛鸣叫声，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香港、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当我看到长江码头内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向着东南方暗自思踌。父亲现在的情况怎样？不知他怎样在日寇的铁蹄下过着痛苦的生活？我默默地祈祷，愿父亲能战胜敌人的诡计。我更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念书让父亲放心，胜利最终会到来的，我不久将会回到父亲的身边。
后来，由香港逃到重庆的中国银行周克昌先生来告诉我，当我走后，日本军部要请父亲在他们举办的“占领香港庆祝会”、“东京繁荣庆祝会”及汪伪政权“还都庆祝会”等各种名目繁多的庆祝会上唱戏。经过多次交涉，费了不少唇舌，老友们也想了不少办法，最后以梅先生有心脏病为
由才推掉了这些演出。
当时，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几十人住在一间屋里，条件很差，铺板上臭虫很多，一到夜间就爬出来袭扰。有一个同学被咬得实在受不了，从驻在学校操场上的美军基地中偷来一脸盆汽油，在油灯的照明下，往铺板上洒，我那时还没有睡着，见到这种情景，刚要开口提醒他小心失火，只听到“砰”的一声，铺板便烧了起来，他扔下脸盆就往门外跑。我连忙大叫：“着火了！”并马上用棉被去扑救。等同学们都跑出火海，我已被烧伤了，老师们赶到后，立即送我到美军医院去抢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才出院，为此我得到学校的表扬。
这件事故我怕父亲担心，所以一直没有去信告诉他。后来我回到上海后，当父亲看到我脸上、手上、双臂的伤疤时，我才告诉他。我得到了父亲的夸奖，他鼓励我说：“年轻人应该有这种牺牲精神，你要继续保持下去。”
不久，五弟也随来贵阳念书，他和我说起那天我乘船离港时，父亲和他站在窗口，久久地注视着山下海港中那艘拔锚启航的轮船，直到船影消失在天水间，父亲才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呆呆地望着日历——1942年3月5日。
从此，我和五弟离家历时4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们几乎与父母亲没有什么通信往来，我们过着孤独的生活。
那时，我在重庆广益中学念书，五弟在贵阳清华中学念书，我们的生活费用靠冯幼伟先生在重庆结存的一些薪金来维持，为数只够交学费之用，至于零用钱几乎没有。我的眼睛越来越近视，在课堂上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影响了学习成绩，可就是没钱配副眼镜。虽然各方面都很艰苦，但我每当想起父亲的教诲，就鼓励自己不要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那时的重庆，虽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大后方，但一点抗日气氛也没有，国民党的官僚们和各式各样的投机商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一些有为的青年、抗日志士，也都觉得胜利渺茫。在学校中的生活更为清苦，吃的是平价米，其中一半是小石子、稻壳和石灰渣子。但有钱的同学，还是过着奢侈的生活。每当大部分贫寒的同学一谈到抗日，就要受到他们的讽刺挖苦。记得有位名人的公子上学时，坐小汽车，每月还要有几千元的零用钱，而我们每月只有100元零用钱，连买学习用品都不够。有一次上课时，由于我的鞋子破了，鞋底脱落，我无意识用手摸了一下，被校长看见了，硬说我上课不注意听讲，并将我罚出课堂。事后还得叫我向他道歉，真是有苦难言。
到1944年，我由重庆转学到贵阳清华中学，与五弟在一个学校读书，以便相互之间有个照顾，这对我俩确实添了几分安慰。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书，离我毕业还有半学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半年后我高中毕业，即动身返回上海。
蓄须明志
自我离开父亲到重庆念书，心中时刻挂念着父亲的安危。有时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不得不在星期日去徐广迟伯伯家里打听我父亲的消息。有一次我去他家时，正巧有两位从香港和上海来的朋友来看望他。我便急不可待地请他们讲一些关于我父亲的情况。从而使我知道在中国银行的汪楞伯先生把我五弟带出香港后，大约过了几个月，日寇便将我父亲押上军用飞机送到上海。那时我父亲回到阔别4年的家里,心情很激动，在见到我母亲时，紧紧握住她的手。只见我母亲的面部神经不住地抽搐，并失声痛哭。那时我父亲心里早已想到的是今后如何对付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决心不为敌人演戏。于是在回到上海以后就不再刮胡须，表明他不再登台的决心。当时我听到这些消息后，就更加努力刻苦地念书了。
1942年秋天，从上海又传来我父亲的消息。当时汪伪政府要在南京、长春、日本东京举办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的演出，汪伪政府的头目之一的褚民谊想为日寇立一功，认为以他的地位和名气来请梅先生去唱几台戏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他来到我家，说明来意，要我父亲在12月率剧团参加庆祝活动，到各地去巡回演出。不想受我父亲奚落一番，怏怏而去。过了几天，又派大汉奸朱复昌在北平找到姚玉芙先生家里（姚先生当时负责梅剧团的业务），让他到上海去向梅先生转告一切，姚先生知道我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就设法拖延答复的日期。说来也巧，我父亲的表弟秦叔忍刚好到姚家来串门，谈及此事，由于他懂些医道，便想出了一条妙计，告诉姚先生立即去上海，让梅先生打伤寒预防针，这样由于针药反应，身体就会发高烧，卧床不起。
姚先生到上海后，征得我母亲的同意，就采用了这个办法。我父亲的保健医师吴中士大夫给打的针。后来，我回到上海后，见到吴大夫时，他告诉了我这些情况。他说：“我真不忍心给你父亲打这种预防针，这对你父亲的身体有很大的损害，同时也很危险。当时，我也有些犹豫不决，可你父亲却对我说：‘我已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我听完此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我只有下狠心给你父亲接连打了3针。你父亲高烧到42度,神志昏迷。他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我真佩服至极。”
当我回到上海后，父亲告诉我那时的生活情况。沦陷后的上海市面很不景气，民不聊生，剧场观众更是寥寥无几，剧院老板大多赔钱和亏本。但他们知道上海的观众已有多年没有看过梅兰芳演的戏了，如果能把梅先生请出来，就有把握赚钱。有一天，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到我家探听口气，他先表示关心梅先生的生活，而后提出要请我父亲演出一期的营业戏，并给较丰厚的包银。由于是营业戏，所以不会损伤梅先生的气节声誉。我父亲当时只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要考虑一下，再回复你们。”对此事，朋友中赞成的比较多，大家认为既是营业演出是不会损害声誉的。但我父亲始终保持沉默，他在思考，他在分析演出后的结果，同时也在作思想斗争。
几天后，他和许源来先生从冯幼伟老伯家中出来，两人坐在三轮车上，许先生问他考虑得怎么样了？父亲果断地说：“我不能为这点小利而演出，你要想到，如果我能演营业戏，难道敌伪的庆祝晚会就不能演吗？”接着，他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胡须说：“我这个挡箭牌好不容易留起来的，如果剃了，去演营业戏，他们能放过我吗？为了眼前的利益，虽然能解决剧团全体成员和自己的生活，但断送的是我的气节，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许源来先生说，连他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父亲会看的这样远，这样深，具有这样明智的眼光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不久，家庭生活开始发生困难，早年的积蓄已花的差不多了。父亲只有让我母亲去北平，将坐落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卖掉，连家具、古玩、字画、书籍等也一起折价卖掉。这样维持一段时间，还是无法解决生活问题。那时，我父亲的老友冯幼伟、吴震修、李拔可和画家汤定之老师等都建议他以绘画谋生。父亲喜爱画人物、仕女、梅花、苍松和佛像等，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同意了，于是就在家中开始画画。但经常还是有些人来打扰他，有的请他参加“庆祝会，”有的请他营业演出，也有的请他到广播电台讲话，这些活动都被我父亲一一婉转回绝了。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父亲没有屈服，没有失去信心。他自始至终地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咬紧牙关，顽强地坚持着、坚持着。
后来，我听外祖母告诉我：“那时的上海被日军占领，虽然我们住在法租界，但因供电不足，随时都要停电，但你父亲又习惯于在晚上安静之时作画，有时还要画到天亮后才休息，于是他就买了一盏汽油灯，停电时挂在墙上照明。那时候，你们都走了，家中的一切开支全靠你父亲辛苦作画谋生，不但要养活全家，还要养活剧团的同仁，真是不容易呀！我心疼他，每天晚上都要亲自给他送点心，好让他吃饱有精力画画。有一次，进了书房，看见他正在用纱布裹手，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后来才知道因为画画的时间太长，人太困倦了，在给汽油灯打气时手指碰在灯上，烫伤了一大块皮肤。看他那又黄又瘦的脸，越来越显得苍老了，可他的脾气却是很要强的，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更不伸手求人，我真心疼他啊！”听罢外祖母对我讲的一番话语，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要立志向父亲学习，学习他对敌人恨、对朋友亲、对自己严的高风亮节。
后来，在画家汤定之、吴湖帆老师的协助下，在挚友们的帮助下，于1945年借用中国银行的一间房子，为他开办了一次画展，共展出多件作品，这是我父亲用了多少个夜晚，花费了多少心血才完成的。起初大家还担心画展是否能成功，但出乎意料的是没用几天的时间，展出的画全部被抢售一空，画展取得了成功，大家纷纷前来向我父亲祝贺。
我父亲就这样辛辛苦苦地用自己的双手维持了生活，用无言的画笔勾画出一个普通艺人爱国拒敌的高尚情操，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从此，“蓄须明志”这一新编的典故，就代表着梅兰芳先生的民族气节，而流传于世。
两次谣传
在重庆的时候，我日夜关心的是被日军软禁在香港的父亲，那时消息闭塞，很难知道父亲的情况，有时也会听到一些有关父亲生活的消息，但听后也不能相信。后来，我也曾听到有关父亲安危的两次谣传。
第一次是谣传梅先生从香港乘船返回上海时，在半途中船被盟军潜艇击沉而殉难。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焦急不安，并到处去打听真实情况。那时徐广迟老伯也很不放心，正巧有一位银行职员刚从香港逃到重庆，问到此事，才知道梅先生尚在香港，没有启程返沪。但当时确有一艘日本船只被盟军潜艇击沉，所以才传出梅先生也在船上的谣言。我听后仍旧放心不下，半信半疑，直到又有一位徐老伯的朋友从上海逃来后，才知我父亲在我和五弟离开香港后不久，被日军派专机押送返沪，并未出事。现父母亲都身体健康。这时，我心中才安定下来。
1944年，我从重庆转学到贵阳清华中学念书之时，又传来第二个谣传，说梅先生已被害去世。这个消息并在报纸上正式披露。我当时又惊又悲痛，但又无处去打听，心中只有默默地祝福我父亲平安无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从上海传来家信，方知父母亲都很好。
后来才知道，上海也曾谣传此消息，甚至传到国外。当时有位塔斯社驻上海的苏联记者打电话给我家，问此事，我母亲告诉他这是谣传，梅先生在家里很好。但是这位记者先生希望到我家来见梅先生一面。其理由是新闻总社要他证实，这条消息的正确与否，必须亲自见到梅先生。我母亲在电话中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天，这位记者先生即到马斯南路家中，会晤了我父亲。不久，报上宣布梅先生被害的消息是谣传。关心梅先生的人们才一块悬石落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宣告胜利。我虽然没有看到上海庆祝胜利的热烈场面，但是心里确实很激动和兴奋。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尤其是与3年多没有通信的家中有了信件联系。从此我能听到父亲的真实消息，再不必为那些谣传而烦恼和担心了。
父亲在信里还写道：“抗战胜利后，我身体很好，为了庆祝胜利准备重登舞台，我已经将胡须刮掉了。虽我然已有8年没有登台表演，
可是为了庆祝胜利，我一定要把戏演好。”父亲还告诉我，首场演出是在兰心大戏院，剧目是《刺虎》，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演出很成功。后
来又决定演出10场昆曲，但由于南北交通尚未恢复，北平的老同行不能按时来沪，故而暂时还没有条件演出京剧。因此，只有与在沪的昆曲界老艺人合作演出一期昆曲，共演出5个剧目,其中有《思凡》、《断桥》等。《断桥》是与俞振飞先生合演的，满足了上海各界人士的愿望。那时，姚玉芙叔叔是剧团业务专管，临时售票地点设在马斯南路家里，弄堂和家中的花园里几乎挤满了人，争相购票，为了一睹我父亲首次演出，几乎挤破了我家的大门。
听说父亲登台演出，嗓子还是清脆如故，一点没有受损。这正是因为父亲无论在香港这段时间，还是在返回上海后的日子里，他总是关上门窗，自拉自唱，练习嗓音，像保护眼睛一样地保护嗓子，同时还不断的温习自己的剧本，几年来从未中断过。今天的演出成功，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只是觉得身段上有些生疏，气口有些软，在其他方面仍保持原来的艺术水平。加上我父亲
的幼工较强，基本功扎实，所以在演出中做、念、唱、白和8年前差不了多少。
父亲在来信中还说：“你的九弟葆玖很喜爱京剧，我看他有条件学戏，因此在1944年他10岁时，从北平给他请来王幼卿先生，专门给他开蒙并彩排了《三娘教子》中的小东人一角色，他扮相很美，演得逼真，受到观众的欢迎。于是我决定让葆玖边上学、边学戏。一年后在他11岁时，拜王幼卿先生为师，从那时起正式开始学戏，以便将来好接我的班。”
看罢父亲给我寄来的这么详细和内容丰富的来信，这么多真实的生活内容，我心里十分高兴，父亲不但恢复了8年前的艺术青春，而且玖弟已决定学戏从艺,梅派后继有人。我为此而感到欣慰，便安下心努力完成学业。
我返回上海
1946年4月，我由贵阳转重庆乘飞机直接返沪。下午5时左右飞机在上海降落,我结束了4年的流浪生活，怀着愉快兴奋的心情，回到了我盼望已久的家。我的突然出现，使全家为之惊喜。母亲见到我，拉着我的手，仔细端详，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你居然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话刚说完，只见母亲的右侧面颊急剧的抽搐，眼睑也睁不开了，眼泪直流。过了大约20多分钟，才渐渐恢复正常，我见到母亲的痛苦的病状，心里一阵难过，我连忙询问母亲，从什么时候得的这个毛病，有没有请医生治疗过？母亲才慢慢地告诉我说：“在我听到你父亲出事的谣传后，突然觉得头部一震，右面颊就开始抽搐，接着就昏晕倒了。经过医生抢救才苏醒过来。人是活下来了，但面部神经抽搐的疾病却没能治好，直到现在，只要遇到高兴、悲伤、兴奋、忧虑的事情，就会立即发作。从此留下这个病根。”关于我母亲的病，我在重庆时就已听说。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这时，我才知道，当我们父子三人被困香港，母亲日夜惦念和焦虑不安，她每天四处打听我们的消息，这样日积月累，精神紧张，那时又突然听到父亲出事的谣传，就发作了这种不治之症。我心里暗自思忖，今后一定要多加安慰和孝顺我的妈妈。
晚上，除五弟外（他尚在贵阳念书，还有一年毕业），外祖母、爸爸、妈妈、七妹和九弟全家团聚在一起，争相叙说4年中的离别之情。当我看到父亲在八年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被生活折磨而瘦削的面孔，再看他两眼炯炯有神，气宇轩昂，精力充沛，一点也没有被政治和生活压倒的样子，我心中不禁涌起了对他的尊敬和钦佩之情。
平时，只要父亲在家，我总是在三楼陪伴他。他问我别后的生活情况，我向他叙说了在重庆念书的情况。父亲慈祥地对我说：“你在重庆生活够苦的，我当时也无法接济你们兄弟俩的生活和学习费用，那时都是靠在重庆的朋友帮助的，我想知道都是哪几位？你要详细告诉我，我准备去信，向他们一一道谢。你虽然吃了不少苦，可是没有染上坏习惯。让你尝一尝苦的滋味，还是有好处的，至少你可以懂得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困苦。我很高兴的是你已经完成了高中的学业，成绩也还让我满意，现在你在家中休息一个时期，再复习好功课，以准备报考大学。”
我还告诉父亲，在重庆时，他的不少朋友帮助过我们，甚至连他不认识的“朋友
”也对我们关怀备至。如我初到重庆时，中国银行有位卢定中先生，他对父亲特别钦佩，知道我是梅先生的儿子后，就帮助我报考学校，当考取后，他又为我办理入学手续。还有中国银行的徐广迟先生和夫人、江庸先生和夫人，对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江庸先生的儿子江康和我是同学，他比我高一班，他性格爽朗、品德正直，学习优秀，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在校时我们形影不离，直到胜利。至今，我们还有联系和来往。此后，父亲通过各种途径与他们取得了通信联系，向他们一一道谢。
我还将在重庆时的所见所闻，断断续续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时重庆的社会很混乱，抗
日气氛不浓，官府欺压百姓之事屡见不鲜，因而对抗日的信心不足，人心涣散。
在上海，那时的情况也不太好，我母亲也给我讲了一件事。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家来了一个自称是“专员”的人，神气活现地说自己是重庆回来的房主，要收回这幢楼，并限期让我们搬走，后又派了一个律师来办交涉，气势汹汹。经过我们各方面的了解，才知道这些人是不怀好意、冒名而来，专门找茬儿行敲诈勒索的勾当。由于我父亲抗日之心路人皆知，他们无法挑剔，搬家之事被母亲严厉地回绝了。后经朋友的斡旋，给了些钱，才把这位“专员”打发走了。父亲感慨地说：“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日子不会太长了，等着瞧吧！”
追忆李世芳
1946年我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在家里结识了李世芳，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又是梅兰芳京剧团总管姚玉芙先生的二女婿，他比我年岁大，我就称他为世芳大哥。当时他是随袁世海等名演员从北平到上海来演出的，到上海之后他就住在我家里，我们相处久了就渐渐地成为亲密的兄弟，感情投合，他常鼓励我安心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同时也关心我要劳逸结合，晚上休息时去看他的演出。
从那时起我才知道，1936年我父亲看了李世芳的演出，那时他才15岁，扮相很像我父亲，被誉为“小梅兰芳”，因此，我父亲便主动提出要收他为徒弟，要将自己的艺术教给他。李世芳的父亲李子健是有名的晋剧演员，受家庭的熏陶，再加上他本人天资聪明、学习勤奋、扮相俏丽，因而成名较早。尤以梅派名剧为特长，无论是唱、念、做、打都有梅派的风韵。在他演出的剧目中有不少是梅派名剧，如《霸王别姬》、《金山寺·断桥》等，因此在当时被誉为四小名旦之一。
我父亲很喜欢李世芳，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叫他到二楼“梅华诗屋”内，亲自教授他各出戏目，并且给他改正，排练各种身段。在父亲的重点指导下，他的艺术进步较快。那时我也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看。父亲常常背着世芳去观看他的戏，看看他的艺术进步如何，可是，在剧场里谁也没有发现父亲在座，父亲知道自己要绝对保守秘密，不然就会引起台下观众秩序混乱，而影响到台上演员的表演。因此每当父亲指出世芳哪场戏有缺点时，世芳都感到十分惊讶。心想师父常来检查我的演技，我要更加勤奋学习，在演出时不能有半点的松懈。平时，父亲在给世芳指点时，可以说是建议式的态度，听后可以使人心服口服，认为他指正的都是地方，甚至连化妆方面也都一一指出自己的看法。有时看到世芳脸上的胭脂抹得太红，片子贴的太高，父亲都给他纠正过来，父亲还很关心地问：“世芳，你可曾每场都来看师父的戏？你应该多看我的演出，因为这就等于在给你上课。我每天可以给你留上一张票。”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下，世芳受到很大的教益，不但抓紧时机向师父学戏，而且更加尊重师父。因而，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使世芳在艺术上得到较大的提高。
对于学生的生活，我父亲也时常加以关怀，教他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那时世芳比较贪玩，父亲就劝他别浪费宝贵青春，尤其在那时的社会，如果自身不检点，就会吃亏上当，毁灭自己的前途。这些道理使世芳懂得了要做一个好演员必须具备的品德。
那时的上海市面很不景气，物价一日三涨，老百姓生活很不好过。世芳兄在此时抵沪演出，很不是时候，叫座力较差，剧团日常开支困难，不久世芳被困在上海。我父亲见到这种情况，心里也为他焦急，但还是耐心地鼓励他：“不要因此而气馁，这种情况是任何人都会碰到的，不足为奇，你也不用灰心要振作精神，继续练功、吊嗓、唱好戏。”李世芳听完我父亲勉励他的这段话一时说不出话来，真正感受到师徒情谊之深。
在经济上，我父亲还不时地接济他，当然这也不是根本的办法。后来，父亲为向观众介绍世芳的艺术，曾多次公次演《金山寺》中“断桥”一折，让世芳粉青蛇，这几场戏，我都去观看了，听到观众席上反映较好，特别是在唱腔上有梅派味儿，在扮相上也很像我父亲。从那时起，李世芳被观众誉为“小梅兰芳”。我父亲知道这情况后，也为之而高兴，并鼓励世芳回到北平后，还应努力上进，要相信自己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到1946年底，听说山东方面曾约李世芳去演出，但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和生活问题，而决定回北平。那时，我们俩人情同手足，惜别前夕，一夜未睡。第二天，我和葆玥、葆玖乘坐父亲的汽车送他到飞机场。我随身带了一副望远镜，在机场上，直看到他上了飞机，他在飞机入门口还向我们招手惜别。当我用望远镜环视了一下飞机，看清楚飞机尾号是“121”号。当飞机起飞后,我们还频
频招手，心中默默地祝他一路平安。回到家中心情不畅，时吋思念他，等着他到北平后的来信。
不料，祸从天降，翌日清晨，恶耗传来，飞机在青岛上空，因天气有雾而撞山失事，起初大家都不相信是真的，后来据报导失事的飞机是“121”号。世芳兄真的遇难了,他的岳父姚玉芙先生更是痛不欲生，我不禁失声痛哭，悲痛欲绝，几日不思茶饭，无心读书。为了不影响我父亲当晚的演出，大家商定暂不要告诉他。
当晚，我父亲在中国大戏院后台化妆时，无意中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悲痛不已，但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演完戏。回到家中，独自在房中暗自流泪，哀悼自己心爱的徒弟。我父亲很后悔，本来他打算让世芳在沪过完年后再回北平，但因考虑到世芳的个人前途和生活所迫，没能挽留住他，不得已放他而去。否则是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
为纪念和追悼李世芳的不幸逝世，我父亲组织在沪的京剧界人士，在中国大戏院举行义演，演出所得全部款项接济李世芳家属。剧目有程砚秋先生与俞振飞先生合演的《弓砚缘》，言慧珠和李玉茹、梅葆玥等合演的《五花洞》等等。我父亲在纪念会上发言，表达了他对徒弟李世芳的哀悼与思念之情。
演出盛况
抗战胜利后，应上海观众的要求，我父亲于1946年秋开始在上海南京大戏院公开演出，并约请著名琴师徐兰沅和王少卿先生以及萧长华、姜妙香、刘连荣、王少亭、李春林、姚玉芙、王琴生等老友由北平来沪参加演出。经过短期筹备后，他们分批到沪，父亲让我亲自驾驶汽车代表他到龙华机场去迎接。
徐兰沅先生是我父亲的姨父，我称呼他为五姨爷，他是位稳重、谦和的老人。王少卿我称呼他为王大哥，他性格爽朗、谈吐诙谐，是个乐天派。父亲为他们准备了两间卧室，让他们一直住在我家。我利用这个好机会，经常向他们请教京胡和二胡的演奏技术。
9月份,在南京大戏院正式公演。当时由于我正在备课考大学,所以有机会去剧场观看欣赏父亲的精彩表演。过去虽然看过父亲的表演，但由于年幼体会很浅，得到的只是一些浮浅的京剧知识。从这时起天天去剧院观看父亲的演出，他卓越的表演艺术优美的唱腔强烈地吸引了我，使我对京剧入了迷，而且对场面也更感兴趣。在香港父亲教会我拉二胡，我就又利用徐、王二位名琴师在家里住的机会，向他们学习操琴。
记得首场演出的剧目是《宇宙锋》，演出之前，我来到后台化妆室，站在父亲的身后静静地看他化妆，他画好眉毛之后，突然在镜子中发现了我，于是就叫我过来说：“葆琛，你来看看我的粉彩是不是搽的过红？眉毛是不是左右一样？”他一面问我，一面用笔左右校正。我听后感到难为情地说：“您怎么问起我来啦！我哪儿懂呀！我是外行。”父亲说：“正因为你是外行，是生眼，我才要问你，因为你的眼光可以代表台下的一部分观众，你看着合适了，那就是说台下的观众也就看着合适了。后台的同事，因为都对我客气，不肯说出自己的意见。”他这么一说，我才壮起胆子，我从镜子的反光中发现他的左眉画得比右眉略显粗一些，便对他说了，父亲笑了笑说：“是啊！我刚才叫你从正面看我，因为自己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面孔，总是左面比右面略小，因此我就将左眉画的略粗一些，现在你面对我再看看，是不是一样啦？”果然，我从正面再一看，左右完全一样啦！父亲化妆完毕就不再说话，一面对着镜子拿着粉刷再次修饰一遍，一面集中精神，不时地和着台上演出的胡琴声，轻试自己的嗓子，酝酿情绪，深入角色，直到登台。
在前台休息的时候，我找到了座位，准备为父亲拍照。只听得剧场内的观众三三两两议论着、猜测着梅先生出场时的情形，渴望欣赏梅先生的压轴戏。突然，开场的锣鼓声响起来了，观众们迅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场内立即鸦雀无声。
这场戏演的是《宇宙锋》中的“修本 ”和“金殿
”两折。在赵高出场后，台上尚未平静，等到赵高道白“请小姐出堂”，随着门官的传话，在哑女出场站稳之后，父亲扮演的赵艳荣姗姗而出，在这一瞬间，舞台上顿时显出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这时台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当赵女踩着锣鼓点，轻盈地走向台口，眼神含蓄，面带愁容地道白：“杜鹃枝头泣，血泪暗悲啼”的引子时，台下在短暂的安静之后，又响起热烈的掌声。此后，台下的观众情绪一直随着台上我父亲的表演而起伏。
这时，我和观众一样被台上的赵女所吸引，她那表情之中，显示了她当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在赵高答应修本之后，她曾由绝望转而显出意外的希望。待秦二世走后，赵高向她说明去做秦二世的妃子，赵女感情断然决裂，我父亲演到此时表情骤变，演出了赵女坚贞不屈的高昂气节。在“金殿”一场戏中表现出赵女不甘在皇帝面前示弱，故意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使赵女的反抗心情一次比一次高昂。父亲在念白中嬉笑怒骂，侃侃而谈，每个字都是那么清楚而响亮，一声声送入观众耳中，无丝毫松懈之处，使观众听后对赵女的遭遇深表同情，对秦二世昏庸无道和赵高的阴险狡诈更加憎恨。
戏演完后，父亲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幕达10余次，观众蜂拥到台前，向父亲致意，此时父亲满脸笑容，对观众的热情频频回谢。从那时起，这种谢幕形式就传了下来，直到现在。
我随着观众一起退场，听到大家兴奋地在议论:“梅先生可真不容易，8年没唱，今天初次登台，居然还有这样的嗓音，风韵不减当年，真了不起
……”"8年没唱,嗓子还保持得那么优美清亮，虽然有时显得气短一些，可是他能利用短的唱法，不仔细琢磨，简直是听不出来……”
我回到后台，看见父亲正在一面向各位演员道辛苦，一面慢慢卸装。等稍微安静以后，我就走到他的身边，父亲问我：“今天我嗓子怎么样？扮相还可以吗？唉！8年没唱,这嗓子可真熬不下来，后半场我只得用技巧，才顶了下来。”最后又问我说：“你看了觉得怎样？回头到家后，再给我提意见。”我听后当时不知如何答复才好。在回家途中，回忆每场戏的印象，觉得父亲在身段上似乎有些生硬，嗓子有时感到气力不足，别的毛病,再也想不出来了。但这是父亲8年来头一次上演
《宇宙锋》啊！这些细微的生硬和气短是难免的，怎么能算是缺点呢？
回到家里，父亲靠在沙发上，一声不响，静静地聆听朋友和家人的谈论，并且听徐、王二位琴师的评论，然后默记在心，作为下次登台改进的参考。午夜12点钟后，给他做好了点心和菜肴，他才正式吃上一顿饭。在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2小时左右,但由于演出时精神高度集中和兴奋，所以在饭后还要养一下神、聊聊天和休息一段时间，这样有时总在后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觉，这也算是演员生活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吧！
当时演出的戏目，除《宇宙锋》外，还有《春秋配》、《廉锦枫》、《女起解》、《霸王别姬》、《凤还巢》、《贵妃醉酒》、《奇双会》、《洛神》、《打渔杀家》、《生死恨》、《龙凤呈祥》和《游园惊梦》等。虽然剧目不是很多，且常常重复演出，可是始终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愿望。上海的剧场最大的有1000多座位，小的有六七百座位，所以每场都是客满，预售票一抢而空。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时，剧场经理想出一个办法，用霓虹灯作了一个“客满”的字牌，晚上人们从老远一看就知道了。从此，其他剧院也纷纷仿效，这也是由我父亲重登舞台演出后的一种创举。
每当父亲演毕便装走出后台，在剧场后门总是拥挤着不少热情的观众，争相看他的真面目，最多时达数百人，所以警察就在旁拦挡，维持秩序。父亲知道后说：“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欢迎我，才来等我，况且他们看完戏已经够累了，还在此等了我半天，让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关系。”每当他从剧场出来到上车之时，他总要向等候的观众挥手打招呼，大家也自动让出一条路来，在一片鼓掌和欢呼声中，父亲登上汽车，安然回家去了。
拍剧照和管理戏票
父亲正式公演的那段时间，也正是我自重庆回家后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每天花大部分时间复习功课，还抽出一点时间坚持学习二胡。父亲为使我的生活能劳逸结合，允许我在晚上看他的演出。我也正想欣赏父亲的精湛艺术，因为这个机会不易多得，如果我考上大学，就绝对没有时间每场不漏地看父亲演出了。
为了更多地积累父亲的舞台艺术资料，我就带着照相机去看戏，抢时间拍下父亲的动人表情和优美身段。
不少演员在台上演出时，不太欢迎拍照，甚至有的还表示讨厌。因为，一来怕妨碍在台上的表演，影响深入角色时的情绪；二来是怕拍照者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而影响观众情绪；三怕照不好让被照人挑剔。这的确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可是，我父亲并不反对人们来给他拍照。在他演出时，他能让你拍得很顺，他能把脸部在亮相时或唱慢板时给你一瞬间的时间，既能让你捕捉到理想的镜头，且又不影响自己演出的效果，又不使观众看出来。
我在给父亲拍摄《贵妃醉酒》的剧照时体会最深，因为《贵妃醉酒》这出戏的身段细致，动作优美，脸部表情多变，要拍摄好是不太容易的。可是当我在对镜头时，有好多次父亲示意我快拍，我就这样抢拍了不少镜头。后来和父亲谈起此事，他还问我：“你知道我有几个表情在等你的镜头，你怎么没拍？”我说：“我怕扰乱您的演出，所以没拍。”父亲接着说：“不要紧的，下回只要我看你在拍，我会让你有机会的。”以后我听了他的话抓住机会抢拍了不少镜头。
相片冲印出来，父亲总是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研究，一面指出我的拍摄技术的优缺点，一面从相片上琢磨自己演出中的不足之处，以此改进表演上的缺点。有时朋友拍好照片给他送来，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一细看。
拍照对我来说并没有浪费时间，相反从中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艺术技巧。可惜在十年动乱时，我拍的照片大部分丢失，所剩无几。
另外，父亲还让我管理内部的订戏票账目，这也是个惯例。因为有不熟悉的人和间接认识的上层人士常到家中来要票，父亲手里是没有戏票的，但又不好推辞不管，就让我暂时接受这个任务，每天将朋友们所订的戏票总数登记后，统计好多少张，算出多少钱，再到剧场去预订，等到拿回戏票后，再按预订的人头分发，并收回票钱。这工作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实际上却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收钱上遇到了困难。当然不少老朋友都是付现款取票的，但是也有不少间接介绍来买票的上层人士，对他们的派头和习气，我并不了解，他们每次都是要最好的票，必须是三四排中间的座位，简直是你争我抢，弄得我无法周旋。这些人可真不容易对付，有时票拿走，戏也看了，但十多天不送票钱。那时的钱都是以亿来计算，一期戏都快演完，我却无法完成任务，收不回钱，无法结账，急得我在父亲面前都要哭出来了，不知如何是好。但父亲总是尽力安慰我说：“你年纪轻，不懂得社会上的恶习。这些人多会儿他们想起来了、高兴了，也许会还清这笔钱；要是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就没想给你，也只好由他们了。”同时又一面指着姓名对我说：“你看这些人谁得罪得起呢？这样吧！你也急不起，还要准备功课考大学，这让剧团的负责人来接替你的收尾工作，他们的经验比你多，或许有办法可以结算这笔欠账。”这才算给我解了围。
从此，使我体验到干任何工作都有它的技术和经验，干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都有失败和受挫。父亲让我干的用意也就在于此。在实际中也确实使我体会到人生坎坷、创业艰难、成功来之不易。
![[转载]【书摘】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http://image109.360doc.com/DownloadImg/2017/10/2019/114019080_1_20171020073446545 "[转载]【书摘】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