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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核武疑云(四)

 温柔开心手 2017-10-21


作者:刀口团队 / 瀚海狼山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扩散项目的主管乔治. 帕克维奇曾经暗示,印度核计划所导致的力量均衡态势的破坏,是巴基斯坦发起了第二次印巴战争的主要原因。

这场战争反过来又极大地增加了印度长期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印度认为,美式装备的巴基斯坦与有核武器中国之间的联盟是自己无法忽略的安全威胁。虽然面对中国压力得到了一些超级大国的支持,但是印度还是觉得当遭到突然袭击时,国外就会终止对冲突双方的援助。

这就表示印度不能指望未来受到威胁时候能得到外界太多的援助(印度人还没糊涂到家,也知道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再次冲突,真正帮他的的国家数量,基本为零,这次洞朗对峙就是如此!)。印巴冲突后,巴巴博士对随后授权的计划似乎很满意,因此他感到自己有了研发甚至试验一个核装置的权力。后来IAEC负责人霍米.塞斯那称,夏斯特里总理要求巴巴在战争期间,继续展开除核试验以外的全部研发工作,除非他退出内阁。夏斯特里和巴巴之间在启动PNE研发计划上有着很好的默契。

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1月11号,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塔什干宣言》,结束了战争。几个小时后,夏斯特里突发心脏病去世。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月24日,夏斯特里的继任者英迪拉.甘地宣誓继任印度总理。巴巴也在去往欧洲的途中坠机身亡。当时飞机撞到了布朗峰上。(南亚的大人物的横死,不得善终往往是宿命!)

巴巴的死亡让印度整个核机构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没有了任何正式的发展计划和政策。不过巴巴遇难之前,已经建立起了印度的核体制和政策建立环境。这些模式在他死后延续数十年。在巴巴的领导下,核科学家成了印度核爆炸装置研制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以及发展核爆炸装置的拥护力量(而不是印度军方。实际上,印度军方在计划中没有决策权)。核计划的决策制定没有进行任何公开讨论或议会讨论过程。由于关键决策者之间迟迟不能达成广泛一致,武器研发人员持续推进计划的愿望逐渐减弱。计划的前景受IAEC负责人的个人喜好以及总理的情绪和注意力而左右。

巴巴曾经担任的大量职务,分散分配到了一些SNEPP顶级科学家身上,如拉曼纳和塞斯那。但是巴巴主要继承人维克拉姆.萨拉巴——IAEC负责人和原子能部部长还是由英迪拉.甘地亲自选定。萨拉巴是莫罕达斯.甘地的追随者,是一个反对核武器计划的和平主义者。他可能是由于显贵的出生而当选。

1966年6月初,萨拉巴终止了SNEPP的工作并查收了计划所有形成资料。这看起来并不是甘地当时政策的一个反应,而是萨拉巴的个人决定。萨拉巴甚至可能都没有和甘地商量就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可能表示了这个计划在关键决策者中没有达成广泛一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核武器计划的结束。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在继续。巴巴亲自选拔的科研骨干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印度的战略形势也在继续将印度朝核武器方向推进。可以说当时只有那些核科研人员还在“孤军奋战”。

1966年,印度核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核不扩散,限制核武器扩散到任何其它国家。此时广义上反对核武器的尼赫鲁政策形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新重点。印度的谈判代表特里维迪提出了只要每个国家都遵守核不扩散并进行核裁军,那么印度也会。

只要现有核国家拒绝进行核裁军,那么它们就会让其它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别无选择地发展核武器。交换条件显而易见——印度只有在现有有核国家进行核裁军后才会停止核计划。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使印度在1968年6月12号投票反对《核不扩散条约》,并显示出了印度今后的核外交政策。这造成印度在至今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英迪拉.甘地这位新任的,没有太多经验总理,在核决策上左右摇摆,但总体还是趋向萨拉巴的观点,也认为核武器只是印度整个高昂的防务系统的一个部分,作用有限,而且远远超出印度的承受能力。随后几年,随着自信心的增强和核科研团队的不断游说,她对PNE计划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不是出于印度政府政策上的改变,1967年底印度在BARC秘密展开了新的一轮核爆炸装置的研发。这个计划至少持续了7年,直到成功实施了核试验。

1974年的第一枚实验性核弹。

1967年底,塞斯那和拉曼纳领导的BARC领导小组展开了新一轮核爆炸装置的研发。这次行动比以往任何一次的规模都要大且更加紧张。该计划将开发出一个成功的核装置设计。印度也将成功地对这个装置进行试验。

现在还不清楚,印度为什么要选择在那个时侯重新展开核计划,可能是很多因素汇集的结果,也可能仅仅是时机似乎已经成熟。1967年,中国试验了一个氢弹装置;印度渐渐积累出来的分离钚(这些钚决不是用于纯理论研究的);一些研究员,如佩尔科维奇认为计划重启是一些科研人员主动要求的。不过《今日印度》的主编成加帕称,甘地是在她新任秘书帕梅什沃尔.那瑞.哈科萨的极力劝谏下才直接批准了这个计划,并特别嘱咐IAEC负责人萨拉巴不要干预计划。

    而萨拉巴确实没有阻止这个计划,而且到1969春,还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个计划。

那个秋天,拉曼纳征召拉贾杰帕拉.切达姆巴拉姆,进行钚状态平衡研究——在不同温度和压强下的密度变化。这项研究对内爆式核弹设计十分关键。切达姆巴拉姆后来成为IAEC的负责人,并到1998年系列核试验一直担任印度核武器计划的负责人。

1967年到1968年,该计划主要的研究人员还包括拉曼纳的副手艾扬格和塞丁德.库玛.塞卡。塞卡负责了上世纪90年代印度氢弹项目的初步研发。整个研究团队最后发展壮大到50名到75名科研人员。

拉曼纳任内,印度核武器计划发展到了高潮。1997年10月10日,拉曼纳在一次接受访问时承认,开发民用工程核爆炸装置的PNE计划(打着开发用于民用工程的核爆炸装置为借口和掩护)从一开始就是核武器研制计划的掩饰。一方面,整个计划没有一点要和平利用“犁头”装置的意图。

而另一方面,计划没有任何军方人士的介入。这个核爆炸装置没有设计任何军事任务,也没有设置任何军事需求。萨巴拉和军方的态度都不是很积极。因此核武器研发的支持者们也就不太愿意寻求军方的合作。即使穿上了和平的外衣,印度发现还是必须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不承认从国际上获取了核技术和知识,从而避免其他国家的阻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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