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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一回里，甄士隐送贾雨村赶考的盘缠是五十两白银，两套冬衣，之前说了一句话： 今既及此，遇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 （旧版《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与甄士隐）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注释里说：《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道义。利：功利，这里指钱财。显然，意思很明确，跟君子交往，多讲道义，就是讲义；跟小人交往，就多讲利，就是讲利益。可怜的是贾雨村后来判断葫芦案时，并没把旧人甄士隐被拐子拐卖的女儿英莲放在心上。 《资治通鉴》第一次提到义与利是在周显王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36年，这一年，孟子去见魏惠王：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孟子见魏惠王） 邹地人孟轲去见魏惠王（其实孟子不是邹地人，而是鲁人，就跟孔子最早也不是鲁人而是宋人一样，孔孟这两位大圣贤都是在异地发展的），魏惠王跟他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你说得对。” 听完了孟子的这一番大道理之后，司马光把眼光移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仁义这个争论上：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显然，司马光是打算在这里加点自己的看法的，他说，起初，孟轲拜子思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子思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这其实是正道，就是让老百姓先得到实惠。）”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子思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长期处于王安石变法的打压中的司马光对于变法是不是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是有看法的，因此，他特意引用了这一段话。最终他还是没有按捺住自己，还是直接站出来说话了：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他的直接评论是：孔、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孔子与孟子像） 我们说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就是孔孟二人，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四书》除《大学》《中庸》《论语》而外，就是《孟子》。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现代的著名学者、哲学家，河南唐河人冯友兰曾经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图。从二位大圣人对于“仁”的看法来说，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甚至还把“仁政”也具体化。比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更大于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仁，“义”、“利”在孟子这里具体了，统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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