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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内讧不断,朝廷兵多将广,大唐为何花了八年才平定安史之乱?

 cat1208 2017-10-22

NO.297-安史之乱

作者:小月饼

编辑:Q先森  /  出品:冷热军事史


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年底,已爆发两年的安史之乱迎来一个重要转折点。安史叛军核心将领史思明,举所属十三郡之地,士卒八万降唐。


唐肃宗大悦,立即封史思明为归义郡王、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至此,安史叛军两大核心——安禄山和史思明一死一降,诺大河北名义上只有安禄山之子,伪燕皇帝安庆绪一股反叛势力,已不足为惧。唐王朝彻底平定叛乱、再造一统似乎指日可待。


身为叛军首领,叛乱已久、杀掠甚多、位高权重的史思明,为什么在兵力地盘都无损失的情况下选择向唐王朝投降?这一切,还要从年初叛军内部发生的一场内讧说起。

▲ 安禄山


祸起:安史叛将的疯狂之路


是年一月,安禄山死了。确切的说,是被自己的儿子,伪燕太子安庆绪谋杀篡位。叛军各部本来就以安禄山为主君,安氏即亡,乍登皇位、缺乏威信的安庆绪自然难以服众。这其中最不服气的,莫过于安史叛军的另一主要将领——史思明了。


史思明和安禄山是同乡,私交甚厚,且是一样的狡诈悍勇。叛乱前,两人就同为镇守大唐北境的重要将领。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史思明也不遑多让,因功迁大将军、北平太守、平卢兵马使


安史之乱爆发后,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安禄山率主力南下,谋夺两京,史思明则被安禄山任命为范阳节度使,留守范阳、巩固后方。


唐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在洛阳、潼关一线与安禄山叛军主力激战方酣,史思明在后方河北也不轻松。叛乱爆发后,史思明率军对内镇压了颜真卿、颜杲卿兄弟的有力抵抗,对外与唐军郭子仪、李光弼部大战于九门、嘉山、太原等地,粉碎了唐军深入河北,直捣腹地的企图,巩固了叛军的后方根据地。

▲ 颜真卿

就在此时,洛阳方向传来了安庆绪杀安禄山自立的消息。安庆绪功业浅薄、难以服众,对父亲的“老战友”史思明自然倚重有加。“赐姓安,名荣国,爵妫川郡王”,仍领范阳节度使。


对其他安史部将,安庆绪也是极尽笼络之能事,“设坛加载书、踠血与群臣盟”。但这一切并不能弥补安禄山死后叛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严重弱化。唐肃宗抓住时机,集中主力发起了收复两京的战役。


在唐军和回纥骑兵的共同打击下,安庆绪接连丢失长安、洛阳,只得收拾残兵、撤回河北。但唐肃宗收复洛阳后,忙着重修宗庙宫室、分封将领群臣,并未全力北伐,给了叛军难得的喘息之机。

▲ 唐步兵

明眼人都能发现,此时在河南河北,暂时出现类似三国演义般微妙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唐军收复洛阳,河南全境底定,但暂时无意北伐;安庆绪叛军主力聚集于邺城,喘息甫定,亦无力南下;史思明占据叛军老巢范阳,兵多将广,且拥有叛军从长安洛阳劫掠的大量财货,实力雄厚。


一时间,史思明的去留向背,无论是对安庆绪还是唐王朝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意义。城府颇深、经验老道的史思明自然有自己的打算。


安史叛军一直以安禄山、史思明为核心领袖,如今安禄山已死,自然是自己威望最高,最有资格登上这皇帝宝座。没想到却被安庆绪这个黄口小儿捷足先登,如何能服气?既然安庆绪可以杀父篡位,他史思明自立门户、改弦更张又有何不可?正因为如此,史思明对安庆绪调其主力南下助战的命令嗤之以鼻、不为所动。


博弈:洽降背后的刀光剑影


安庆绪恼羞成怒,派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三将率五千精骑奔赴范阳,以征兵为名,对史思明行监视胁迫之实。史思明立即召集部署研究对策。


跟随史思明三十多年,心向朝廷的判官耿仁智觉得时机已到,建议史思明降唐。耿仁智指出,安庆绪身为臣子,却杀害君父,是为不忠不孝。乍登大位后,又昏庸无能、沉溺酒色、任用奸小、冤杀大将(蔡希德),早已是天怒人怨。而唐军收复两京,王朝中兴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只有投降唐王朝,才能自保实力、化险为夷。

▲ 唐军队

史思明听罢,当即决定依从耿仁智之言,正式向唐朝投降。至于即将到范阳的阿史那承庆之流,史思明只是微微一笑,随即翻动手腕,以迎接为名骗三将入城,觥筹交错之间,分分钟将其捆绑关押。随后,史思明派使者表奏朝廷,愿意以所辖十三郡、八万精兵投降唐廷,并把安守忠、李立节二将头颅作为“投名状”,表达自己铁心投降的“诚意”。


唐肃宗显然对史思明的投诚期望过高,对他和部将加官晋爵后,立即催促他们起兵讨伐安庆绪。不过,史思明打定了脚踩两只船的主意,不但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反而“外顺命,内实通贼”,利用朝廷和安庆绪对自己都有所求的机会,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唐肃宗君臣对史思明的野心也极为忌惮,但贸然撕破脸皮,不但名不正言不顺,还可能激史思明举兵再叛。


唐肃宗一筹莫展之际,大将李光弼出主意,建议以随史思明一同投降的信都太守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前往河北,伺机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是史思明老上级乌知义的儿子,容易取得史思明信任,方便行事。唐肃宗当即允准,并向乌承恩面授机宜,许诺事成之后将史思明的官职转授于他。

▲ 唐肃宗

大喜过望的乌承恩立即前往河北赴任。但由于事机不秘,乌承恩不慎将杀史思明以自立的企图暴露了。史思明立即将乌氏父子及党羽两百多人一并诛杀,决意再举叛旗,与朝廷对抗到底。


唐肃宗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终于发生了。此时朝廷正集中九节度使兵马围攻安庆绪据守的邺城,史思明抓住战机,以精兵五万一举将数十万唐军击溃,并乘胜杀安庆绪自立,将唐军全线赶出河北。至此,唐王朝平叛之战再次陷入胶着


评析:王朝衰落的深层根源


读史至此,不禁扼腕长叹。唐肃宗有没有可能防止史思明的降而复叛?


对这个问题,明末王夫之的回答较为独特。他认为,不管是“养寇”还是“激乱”,都不能彻底解决史思明与河北再叛问题。招降史思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唐肃宗没有接受宰相李泌兵分两路,直捣幽燕,彻底摧毁叛军老巢的决策,因而没能歼灭叛军有生力量,使其有凭据河北老巢,再次作乱的能力。

▲ 安史之乱路线图

笔者认为,王夫之的观点固然有道理,但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唐肃宗招降史思明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唐肃宗,及其代表的唐王朝过度关注自身统治的稳固,没能用一以贯之、一视同仁的政策和制度来约束臣下、宦官和武将,导致自身离心离德、进退失据,失去了整合内部、争取人心、同舟共济、再造一统的内在动力


唐肃宗继位后,近乎偏执地以收复长安洛阳为最大目标,数度拒绝了股肱谋臣李泌、平叛柱石郭子仪、李光弼出兵朔方河东、直捣叛军老巢的正确建议。这在错失歼敌良机、延长战争痛苦的同时,也大大伤害了朝臣和武将的积极性。


史载,深负韬略、忠于唐室的李泌在其建议遭到唐肃宗的一再拒绝后,长叹一声,心灰意冷离开长安,远离平叛中枢。


唐肃宗似乎并未以此为意,收复洛阳后,他不考虑如何一鼓作气北渡黄河,倾覆叛军老巢,反而把防范和戒备的目光投向了在他看来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郭子仪、李光弼等武将身上。

▲ 郭子仪

在九节度使围攻邺城战役中,唐肃宗继承了其父掣肘前方武将、干扰战略决策的荒诞做法,以不通兵事的心腹宦官鱼朝恩为所谓“观军容使”,统揽全局、协调各将,成为事实上的前方主帅,直接导致数十万唐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被史思明区区五万精兵击溃,使平叛战争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邺城之战失败后,乖谬的鱼朝恩、唐肃宗将责任推给了收复两京、功勋卓著的老将郭子仪,将其解除兵权、赋闲后方。满以为此举能解除功高震主的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却使唐军诸将不免心寒齿冷,生出兔未死、狗已烹的悲凉。


代郭子仪成为平叛主将的李光弼运气也没好到哪去。光弼率领唐军新败之师,利用河阳坚城与史思明叛军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艰苦鏖战,终于将战线重新稳定在了潼关以东。


然而局势刚刚略微好转,唐肃宗猜忌大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就又一次发作了。他再次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鱼朝恩为监军,对李光弼进行监视掣肘。

▲ 李光弼

史思明闻听此变,遂散布流言,谎称自己的兵士都是北方人,思乡心切,此时唐军必能全歼叛军,收复洛阳云云……鱼朝恩信以为真,反复撺掇唐肃宗催逼李光弼出城决战。


万般无奈的李光弼只得率军出城,却在洛阳城边的邙山大败于史思明,苦心经营的河阳防线因此毁于一旦。史思明乘胜西进、兵叩潼关,若非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临阵将其父谋杀自立,叛军完全有可能再次攻陷长安


此时的唐肃宗虽然没有将李光弼如郭子仪一般治罪,却也将他调离关洛平叛前线,前往江南,平定浙东袁晁之乱。李光弼从此告别平叛主战场,没能亲眼见证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

▲ 唐骑兵

对武将刻薄寡恩,对文臣同样冷血无情。据两唐书《刑法志》记载,唐肃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特别不愿对被迫投降叛军的原唐朝政府官员宽大为怀、施以仁德。


当年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兵锋直指长安。仓促之间,长安百官跟不上仓皇西逃的玄宗,被叛军俘获。以前任宰相陈希烈为代表,很多人出于无奈担任安史政权伪官。


唐肃宗收复两京后,对这些曾被父皇抛弃,被迫投降的官员深为记恨,将陈希烈等三十九人治以重罪。其中“斩于独柳树者十一人,珣及韦恒腰斩,陈希烈等赐自尽于狱中者七人,其余决重杖死者二十一人。”


行刑之际,唐肃宗还特命“百官临视”,长安洛阳一时血肉横飞、尸横遍地。唐肃宗的倒行逆施不但使己方人心失尽,也在有投降意愿的叛军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 唐军队

史思明在发现乌承恩有谋己之图后对朝廷招降诚意彻底死心,曾说:“希烈(陈希烈)等皆大臣,上皇弃而西,既复位,此等宜见劳,返杀之,况我本从禄山反乎?”


此言虽有掩饰其造反野心之嫌,但对唐肃宗心胸狭隘、猜忌刻薄的评价和对自己投降后可能下场的惧怕都不无道理。然而唐肃宗对此严重后果视而不见,“三司用刑连年,流贬相继”,致使“河北叛人畏诛不降,兵连不解”。


面对战火连绵的严重局面和遥遥无期的平叛之路,唐肃宗最后才感叹:“朕为三司所误。”他至死也不愿意承认,正是自己的急功近利、刻薄寡恩、无端猜忌,才导致迟迟不能平定叛乱


遗憾的是,唐肃宗死后,继位的唐代宗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虽然“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但对己方将领的猜忌防范,和肃宗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 唐代宗

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祸乱中枢、拨弄是非,以至郭子仪、李光弼等中兴名臣皆被明升暗降、削夺兵权。李光弼虽然远离朝堂,却还是没能逃脱鱼、程二人的联合构陷,最终忧惧而死


平叛中忠勇不二,在叛军中享有“来剿铁”美誉的名将来瑱,因为得罪了程元振,最后被贬赐死。李光弼去职后,大将仆固怀恩代之成为平叛唐军主将,他联合回纥铁骑横扫河北诸郡,终于消灭、招抚了史思明余部,平定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岂料却被宦官监军骆奉仙诬告将联合回纥谋反,最终被迫远走回纥、举兵入寇


平叛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将领们或贬或死,除郭子仪外皆无善终,反而是投诚而来的原安史部将,一个个封官加爵,拥兵自重而朝廷不能复制,骄兵悍将纵横河北,自此成为中晚唐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从肃宗到代宗,在唐王朝这种两面三刀、欺软怕硬的悖谬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武将选择拥兵养寇、图谋割据,大唐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淖中逐渐沉入谷底


唐朝统治者缺乏一以贯之的制度建设,内外如一的平等原则,进而不能收揽人心、凝聚共识,这是唐王朝权威与合法性逐步丧失的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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