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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影的灵感是如何产生的？何时产生的？而又从何处来？其过程是不连贯的还是伪装的？这要怎么说呢？ 距离我拍《大路》已经25年，我记不起来了。拍一部电影，当它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从我这儿永远的离开了，把一切都带走，包括回忆。如果我说一部电影可以源自一个毫无意义的细枝末节，例如对一个颜色的感觉，对一个眼神的回想，对一个终日盘旋在你耳朵里的音乐主旋律的折磨人和纠缠不清的眷念，正如你提醒我的，《甜蜜生活》的开头，好像是灿烂晨光中走在威尼托大道上、某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现身向我做自我介绍。 当我这么说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诚恳，所以有记者朋友以此向我抗议时我觉得很荒谬。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多少人，因为我说不清楚布袋装的流行和我之后所拍的电影有什么关系而认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是无解的。或许我面对这一类调查之所以立即失去耐心，是因为一个创作过程的原始动机，在被当做严谨探测的记号学权威符号般地被独断地提出和认定后，往往可能会变得不准确，有时还很可笑，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炫耀，甚至虚假，或令人尴尬法人子虚乌有。 《大路》2K修复版海报 是什么让我发掘了它？
为什么我的是这部电影，就是这一部而不是那一部？我不想知道。原因不详、扑朔迷离、夹杂不清。惟一可以老实承认的，是合约上的签名：我签了名，领了预付款；由于我不想还钱，所以只好拍完它。我试着以我觉得电影想要被拍成的样子去拍它。 《大路》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对这部电影一个模糊的感觉，半途而废的笔记让我有说不出的怅然，满怀内疚如影随行；迷乱而苦恼，一脑子的回忆与预感。这个感觉锲而不舍地坚持，要两个不知道为什么命中注定在一起的小人物做一趟旅行。故事很容易就出来了：剧中人自动自发地现身，一个拉一个，好像这部电影早已准备就绪，只等着被发掘。 是什么让我发掘了它呢？ 首先，我相信是朱丽叶。我老早就想为朱丽叶拍一部电影；我觉得她是一名特别适于直接传达小丑的惊愕、讶异、狂喜和可笑的忧郁女演员。没错，朱丽叶是一名演员——小丑，货真价实的小丑。我引以为傲的这个诠释竟引起了一些演员的反感，以为是负面的、不尊重的、粗鲁的。他们错了：一名演员的小丑才能、就我认为最珍贵的天赋，是舞台艺术的贵族表征。 就这样，杰尔索米出现了，穿着小丑的衣服，而在她身边，为了对比，有一个粗壮和阴郁的身影，藏巴。当然，还有大路、马戏团和它五彩的破烂衣服，她那摄魂且令人心碎的音乐，那个残酷的童话气氛……我已经谈过太多次马戏团，不好意思再死皮赖脸了。 当我对皮内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这部电影可以拍成怎样时，他的耳朵因为惊奇而通红，马上跟我说，他夏天在托斯卡纳乡间别墅他那没有止境的土地上骑马时，也胡乱想了一些在吹沙走石的街道上和老乡镇间流浪的小人物的经历，一个吉普赛人和街头卖艺者冒险流浪的故事。我们激昂地谈了一整个下午：仿佛是杰尔索米和藏巴在向我们叙述他们的漂泊，他们的相遇，他们的一生。 费里尼和妻子 那趟旅行所经过的乡村、城镇、山谷对我而言，走过的正是托斯卡纳——罗马涅的亚平宁山。我童年的冬天，那些待在猪圈角落的感觉到阉猪人的到来便惶惶哀叫，提前通知大家阉猪人就要从铅灰色的山上下来了，腰间悬插着小刀，就跟布勒哲尔的画一样。 我应该有个一本笔记本，在上面记载这所有我认为跟这部电影有关的东西，那些摘要和注意事项差不多是这样的：“在奇迹般的宁静中，海面上下期雪来。难以形容的堆砌的云。明亮的夜色，夜莺的歌声在空中回荡然后突然一片静默。八月正午，小顽童戏弄在栎树下张着嘴巴睡觉的人……” 刚开始的电影笔记是这一类的。可是他打算说些什么？是怎样的电影？在干贝托拉有一个小孩，是农夫的儿子，他说当牛在棚厩里哞哞叫，他就会看到从墙壁废除一大片红色的面皮，像一条长长的地毯在空中漂浮，穿过他左眼下方然后一点一点底在阳光中消失、又说又一次他看见两粒银褐色的大球在时钟敲响两点的时候离开钟塔，而这两粒大球也穿过了他的脑袋。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杰尔索尔就应该有点这样。 我要是能够再厚颜无耻一些，还可以指出其他在想象人物和叙述他们的故事时赋予他们生命的动机，或其他更深远一点的根源：悔恨、乡愁、遗憾、失去的纯真，对一个人与人彼此信赖的清澄世界的悲伤期望，还有所有这一切的不可能及错置。简而言之，即在天主教孜孜不倦的悉心照顾下的所有成长、发展、内心的杂芜、不明的罪恶感。可以若想追出这些根源，需要一位天才心理医生的帮助。 我相信我之所以会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爱上了那个有点疯癫、有点不可侵犯的苍老的小女孩，那个夹杂不清、可笑、难看又极其温柔、我取名叫杰尔索米的小丑。直到今天，每当我听到她用小喇叭吹出那主旋律时，仍让我黯然神伤。
《卡比利亚之夜》，从一个小故事开始
至于《卡比利亚之夜》，我则记得开始时只是一个小故事，为安娜·玛尼亚妮构思的一个小人物。事情是这样的：罗西里尼跟另一部取材让·考克多的人声、早已拍完的短片合在一起。啊，不，现在我记起来了，是玛尼亚妮自己在一家餐厅碰到我的时候跟我说：“与其在这里吃东西发胖，然后又失掉那个快饿死的罗玛蒂克的调调，你为什么不为我给你那个疯子朋友罗西里尼写一个好故事呢？” 自然这个故事要“让人落泪，让人笑，有点写新写实主义但是讨人喜欢，像战前的美国电影那样，还应该对社会提出一个有力的控诉，但暗示着希望。再就是在片中，不计任何代价，一定要有一首感人的罗马小曲”。 我很喜欢玛尼亚妮，仰慕她，可是她那像吉普赛女王的阴郁，长长的无言、追求真理的眼神，冷不防爆出来的沙哑笑声让我对她有些敬畏。她看起来好像总是忿恨不平、百般无聊又骄傲。其实在那骇人、挑衅的蹙眉后面，是一个害羞的小女孩，隐藏着一个真实女人的天真、不训的腼腆、顽童般的兴奋和炽热的、满溢的感情，正是你渴望常常遇到的那种女人。 反正，与皮内利的闲聊中，我们拟了一个还不错的小故事。说的是一名侵略性又感性的小妓女，一天晚上在威尼托路上散步时，看见一位穿着貂皮大衣的美女气冲冲地从一家夜总会出来，后面跟着一位身穿燕尾服、高大、魁梧、当时极受欢迎的电影偶像明星。男的跟那个女人——他的情人——吵得很凶，最后还甩了她一个耳光。然后，他火冒三丈地登上那宽敞的卡迪拉克时，意外遇上了目睹这场争吵的小妓女惊奇、迷惘的目光。为了一时挑衅的炫耀，这位偶像明星叫她上车，载回自己家，一栋豪华、梦想中的别墅，并让人准备了一顿有龙虾和香槟的晚餐。当两个人正要上床时，那个情人有冒了出来要继续争吵。男的匆匆忙忙把小妓女用钥匙锁在浴室里，而她待在里面，既被吸引又因为好奇，兴致勃勃地继续参与这场争执，可是那两个人不再吵架，嗓门压低，然后是漫长的寂静…… 跪在浴室的大理石地板上，眼睛贴着跟电影镜头一样把画面框起来的钥匙孔，可怜的她看见那一对情侣投向对方的怀抱，热情地拥吻并做了一晚上的爱。第二天早上偶像明星塞给她几张千元大钞打发她走，她一面困倦昏沉地走着，一面整理她那件鸡毛上衣，沿着豪华别墅的无人大道离开。 我尽我所能地向玛尼亚妮述说这个故事，尤其在绝对能引起一位女演员欲望的细节上详加描绘：发型、服装、应该怎么走路，强调这个故事有待发展的超级感人或逗笑的情节。然而我从安娜·玛尼亚妮渐渐冷漠的神态，以高度兴趣凝神看着她的指甲，因为气闷打的小小哈欠，还有某些充满暗自无奈的叹息中察觉到这个故事和人物不讨她喜欢。最后她打断我：“喂，费德里格，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让一个王八蛋演员关在厕所里？”我看了罗西里尼一眼，向他求援，罗西里尼马上点燃一支香烟然后问我有没有其他的点子。我们没有，起码那个时候没有。 两天以后，我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关于一名女乞丐，一个贫民，一个女疯子，被一名她以为是圣约翰的金发大胡子流浪汉给搞怀孕以后，像只母狗似的独自一人在深山中废弃的一间教堂钟楼里分娩，她在悲怜的疯癫状态下仍然相信自己生下的是神的孩子。这一次，在我叙述完毕以后，安娜·玛尼亚妮很男子气概地掩饰住她的激动说：“噢，这回对了！很好！没错，这就是我的角色。你来，让我亲你一下，罗伯特（罗西里尼），你也亲他一下。”我们三个互相亲吻，十分感动。或许你们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是罗西里尼最美的电影之一。（电影《奇迹》） 费里尼 和女主角一同创作
几年过去了，我和皮内利合写了许多剧本，其中《白酋长》我还当了导演。有一场夜景，在遍地古迹一无长物的罗马一个回荡着喷泉声的小广场，被新娘在蜜月期间抛弃的年轻新娘，一边啜泣一边向两名半信半疑但很有母爱的妓女（那个时期，意大利电影界很风行）吐露这个秘密。他们除了聆听以外，还安慰他。其中一个巨大、雄伟，跟小广场的教堂里面一样；另外一个很矮小，穿着塑胶靴、一件鸡毛上衣，像挥剑那样挥舞着雨伞。她圆圆的眼睛因为对这个晚上出现的小神经病极度感兴趣且惊奇，从头到尾都睁得大大的。我拍这个景的时候，给这个人物取了一个剧本上不存在的名字：卡比利亚。 朱丽叶·玛西娜用她滑稽的想象力来诠释这个人物，卡比利亚在反常的诧异中用动作表情模仿新浪的倾诉、我的眼泪、他的绝望、妄下断语，没有恶意的嘲弄，乱七八糟的激动，不出声、赞同的鬼脸和取笑，营造出一种动人、滑稽的调子及气势，让我觉得那天晚上诞生了一个可以跟《大路》的杰尔索尔拥有同样力量、共鸣和震撼力的小人物。 卡比利亚于是开始陪伴我，我亦时时挂在心上。为了让她安心，我允诺了一部完全属于她的电影。 之后没多久，当我在罗马郊区桑菲利奇古罗马渠道拍摄《骗子》时，注意到一间远离其他棚屋，而且只有在卡通片里才看得到的破旧和简陋的小木屋，一种给小狗住的狗窝，用白铁皮和旧水果箱搭成。我不敢相信地靠近它，轻轻推开半掩的门，探头进去。就住宅而言十分荒诞的小木屋室内则有它令人心悸的洁净：小碎花窗帘挂在墙壁上，一张好像露天咖啡座那种的大理石面小铁桌，桌上有一小块针织的花边桌面及插在小花瓶里的雏菊。 地上孩童尺寸的小床垫上坐了一个女人，是屋主。我只看到她披着一件小碎花晨袍，还有，她转过身时满头的发卷和发卷，两个惊愕、因为我的恬不知耻而吓傻了的眼睛盯着我瞧。转眼间我被迫抽身，在喊叫。辱骂、马铃薯和西瓜皮的追逐下于草地上窜逃。稍晚，有当地人跟我解释说那个女人有好一段时间就跟疯了一样，因为她接到一纸通知说由于违建，所以要拆她的房子。总之她得离开那里，抛下那个动物避难所，只为了她没有营建执照、没有申请表、没有建筑师设计案可以呈递给市政府。可怜的她，在愤怒绝望中，以为我是市长派去捣毁一切的。
一直到晚上，远远地观察了工作中的我和摄影师、演员、灯光一整天后，那个女人大概才相信我并没有要找她麻烦也没有要拆她房子的意思。事实上，我发现她在我的汽车周围沉思且多虑地转来转去，一幅可能会买下它又担心被骗的神情。 我向她问好，她略一示意，面无笑容，仿佛要让我了解还不是交心的时候。用宛若感冒的小女孩沙哑的嗓音问我汽车是什么牌子的，一公升汽油跑多少公里。她带着有责备意味的宽恕兼作弄的笑容看着我，好像不太明白，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用。 “我的一生的确就像一部电影，”在转过身去之前她跟我说，“三剑客一样”。接下来几天，她向我描述了一些她的故事，穿插着残忍和丑陋的事实，无足轻重的生命，以及其他一听就知道是她假借看过的电影和漫画小说而捏造的情节。她顽固地坚持把两者混淆为一，是为了能心碎地相信，自己不幸的一生，恰似那个她用无知的小女孩天真感性的梦幻所润饰和叙述的人生。 就这样，一次一点，诞生了《卡比利亚之夜》。 原文标题 ： 幕后 | 费里尼的自述——《卡比利亚之夜》的电影手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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