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卡雷特无疑是经历最丰富的投资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就进入了投资领域，已经在金融市场上打拼了67年。尽管已经年届91岁高龄，他仍然每天早晨很早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女以及几位雇员一起管理着超过2.25亿美元的私人投资（1988年才从家族之外聘请了一位CEO）。这位百岁老人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宝刀未老。他的脸敦实而慈祥，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经常轻声地笑，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亲和力。
卡雷特的办公室位于纽约42街一座古老的艺术装饰风格的大楼里面，正对着中央车站的南出口。他的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标牌写着“天才的桌面都是零乱的”。“看看这个！”他笑着对我说，“我妻子送给我的。”所有投资经理（有别于投资管理者）的桌子上都堆满了资料，他们总是希望在下一批资料滚滚袭来之前，最大限度地从这些资料中榨取有用的信息。
75年的哈佛大学橄榄球比赛
办公室墙壁上还挂着一个更大的标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除掉所有的律师……”虽然卡雷特本人就是波士顿某房地产律师的儿子。“我的第一个进哈佛的先祖是德高望重的丹尼尔·古金，他是1669年进的哈佛。”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对他说我的父亲和祖父也是律师，他们都出生于波士顿，而我的曾祖父—一位牧师—1805年加入了律师的行列。卡雷特显然认为这很正常。
“今年哈佛—耶鲁的橄榄球比赛你看了吗？”他问道，微带新英格兰地区口音。我说没有看。“非常精彩的比赛：14∶10。我就坐在30码线的位子上……太激动人心了。我敢打赌，我是耶鲁大学体育馆内唯一一个当其于1913年首次投入使用时就在这里观看哈佛—耶鲁橄榄球比赛的人。那是另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哈佛大学36∶0大获全胜。”
55年的复合收益
卡雷特1928年5月成立了先锋基金。当时大约有25位股东：都是他的家人和朋友。他管理这个基金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至退休。在那55年的时间中，先锋基金的年复合收益率① 为13%（如果从大萧条的低谷算起则为15%）。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在基金成立时就投入10 000美元，并且将每年收到的投资收益重新投入到基金中，那么到卡雷特退休时他就能得到超过800万美元（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笔投资将承受50%的损失）。今天，13%的回报率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这种回报率还是相当可观的。无论如何，长期保持一个即便很低的复合利率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现在先锋管理公司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而且卡雷特只持有该公司很小一部分股份。最初，先锋基金是由他独立运营的；后来，他兼并了这家管理公司并将该公司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了位于波士顿的黑尔—多尔合伙公司（Hale & Dorr）任职的杰克·科根（Jack Cogan）。在那时，先锋基金成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担任先锋基金研究主管的科根以及卡雷特本人。另两人在波士顿，因此每天早上卡雷特打电话和他们商量他当天的计划。“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先锋基金就是这样运营的。”卡雷特说。卡雷特的一位朋友说他“没有一点架
子”—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做作或浮夸之举。先锋基金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气氛亲切而随意。
先锋基金董事会中曾同时有三位八旬老叟：卡雷特本人，杰罗姆·普雷斯顿（Jerome Preston）和菲尔·库利（Phil Cooley）。有时股东们怀疑这三位耄耋老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卡雷特始终对打消这种怀疑信心十足：他坚信年龄可以带来智慧。
麻烦就要来了
“因此你认为我们将陷入经济萧条？”我问卡雷特。
“是的，恐怕如此。我有位合伙人，他住在宾夕法尼亚的伯利恒。有天晚上他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他向酒会上的每个人大谈自己对股市和经济前景的看法。有个家伙自鸣得意：‘我手里根本没有股票，所以股市下跌对我毫无影响。’我的合伙人问他，‘但你的工作呢？’伯利恒有许多公司都处于周期性行业之中……贝斯钢铁公司（Beth Steel）、麦克卡车公司（Mack Truck）等等。这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吃了一惊。他无法想象失去工作后该怎么办，而这在萧条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在他身上。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这种悲观的感觉。目前的情况和1929年太像了，因此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卡雷特一向非常乐观。当朋友们得知他预测20世纪90年代初将发生一次大衰退时，都感到十分震惊。
那么他认为什么货币是储备保值的最好选择呢？短期德国债券怎么样？“我认为可以。但是，我宁愿在美国投资。我是个旅行家：我在一百多个国家待过，并且周游世界11次，但是每当我回到家里，我都在想，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多么美好啊。日本人可能比我们精明，但是我仍愿意待在这里。”
大萧条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
“没人能精确地预测到大萧条何时会来，”卡雷特说，“当我在布莱思（Blyth）合伙公司工作时—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博士过来吃午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首先提出‘商业周期’的概念。两个合伙人询问他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米切尔博士当时可能被这种免费咨询搞得有点恼火—如果收到一笔咨询费他可能会乐意效劳，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回答说他一直在写一本书，所以没有时间考虑总的经济形势。那时正好是1929年大崩溃的前一个月！”
我提到，哈佛大学经济学会曾在1929年宣布，1920~1921年那样的萧条不可能再次发生。卡雷特说：“哈佛大学本来就不应该成立什么经济学会。它真给哈佛大学丢脸。1929年，感恩节刚过，该学会在波士顿举行了一次会议。我的一位朋友与克利夫兰信托公司（Cleveland Trust）的伦纳德·艾尔斯（Leonard P.Ayres）上校和吉米·休斯（Jimmy Hughes）一起喝咖啡。艾尔斯上校是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而吉米·休斯则是股票市场专家。三个人一直认为大萧条只不过是‘撇去股市的泡沫’，不会影响到他们或任何人的生活方式。该学会还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消息也非常灵通，却一样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①“因此直觉是最好的向导？”我问道。“直觉—下意识—要比统计数字可靠得多。人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补充道，神色略显忧郁。
“我们再谈谈出现衰退的必然性……”我接着说。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大萧条，我们该如何挤出经济中的债务。债务太多了。想想一个欠了债的人：他不能继续借债，又要不断还债。当听说一位朋友—一个摩门教徒—由于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而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时，我大吃了一惊。没人会料到一个摩门教徒会拥有保证金账户。我还认识一个陷入财务困境的人，他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家公司的大股东。他的股票从60美元跌到24美元。由于保证金账户，他的资产从几百万美元变成了零，并欠政府30万美元的税。
“在商业上，有负债是合理的。但是保证金账户里的负债—股票市场上的债务—就太危险了，因为它来得太容易了。你只要抓起电话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中负债。而商人则不得不去见银行家并向他解释一切：他有什么资产，现金流来自何处，公司效益如何，他打算如何利用这些贷款，他想要这些贷款如何产生足以归还贷款的现金流。 “科克（Koch）市长打算将纽约市政府预算削减5亿美元。这意味着可能要解雇许多人。一家管理良好的大型联合企业的董事长秘密地给了我一份内部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令人震惊—取消所有集体旅游计划；乘头等舱出差没有报销。他就差把所有100瓦的灯泡拧下来，换上25瓦的灯泡。”我提道，听说在大萧条期间曾有人在每个房子中只留一个灯泡，其余的全被拧了下来。卡雷特咯咯地笑了。
投资偏好
我解释说，通过研究极其成功的投资者的事业和方法，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他们一般都发明了一种新的投资方法—或者至少将前人的投资方法做了修改：T·罗·普赖斯（T.Rowe Price）主张选择盈利极具增长潜力的股票；本杰明·格雷厄姆利用一系列公式将投资艺术简化为准科学，这些公式行之有效地使用了50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变得过于流行（至少有段时间是这样）为止；而坦普尔顿（Templeton）则是环球投资大师，投资遍布世界各国。卡雷特能说出他自己的贡献吗？
场外交易
“我喜欢在场外交易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不过，我比大多数人要保守。许多人认为‘保守’意味着通用电气、IBM等等。但是我选择的都是些不怎么热门的股票。在场外交易市场交易的股票不像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那样容易受到操纵，也不易受大众心理影响。例如，我还记得温尼巴高实业公司（Winnebago）、科奇曼实业公司（Coachman Industries）以及其他所有‘娱乐车辆’① 公司的股票。为了支撑这么高的股价，必须有一半美国人放弃房子，开着它们到处逛。这些股票我唯恐避之不及。②
“拉尔夫·科尔曼（Ralph Coleman）管理着一个名为‘场外交易市场证券基金’的基金。其中包含了大约300只股票。一旦这些股票中有股票在交易所公开上市，他就卖掉它。该基金表现极好。在我自己管理的组合中，场外交易的股票在所有股票资产中占了大约一半的比重。”（场外交易市场股票的长期走势见图1。）
我问卡雷特他是否能证明场外交易的股票比在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票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不，”卡雷特说，“所有的垃圾股都是通过场外交易市场销售的，但也有一些顶尖的股票，比如说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这只股票后来申请并获准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卡雷特说他认识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是由他管理的。①“他是我的朋友，比我要聪明得多。他在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的投资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家比较平庸的公司，主要生产咖啡产品。当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这种股票时，我对自己说：‘天哪，沃伦这次犯了个错误。’当我得知到这次交易时，通用食品的股价约为60美元。几个月后，这只股票涨到了120美元……哈哈！”（卡雷特在讲这个故事时不时发出低沉而沙哑的笑声。他特别喜欢那些可以证明常识有时是完全错误的故事。）
在这一点上，卡雷特在某种程度可以被视为沃伦·巴菲特的一个更老的版本。的确，他们在外表上也很相似：圆脑袋并喜欢咧嘴微笑。两人都有一种反叛性格：他们寻找没人想要的东西。两人都比较喜欢诸如自来水公司或桥梁公司之类的冷门股，而且不在意这些股票被市场长期冷落。特别是，他们都具有成功的价值投资者应有的耐心。许多年来，他们都保持定期交流。
卡雷特喜欢那些盈利不断增长的股票，但补充说：“如果一个公司的盈利已连续15年增加，那么下一年的情况很可能会比较糟。”
“我喜欢阅读好的资产负债表。我收到大量年报。我全部都看，至少也要快速浏览一下。如果报表中权益比率很低，或者流动比率很低，我就不会再看下去。我不想看到负债的字眼，而且流动比率至少要大于2。如果这是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我希望看到合理的财务比率、有利的市场版块及良好的监管气氛。
“比如说，我喜爱的一只股票是玛格玛电力（Magma Power）。我已持有该股多年。实际上，我以大约4美元的价位买进的老玛格玛电力的股票，并在公司把主要资产剥离并部分清算时以45美元卖掉了该股，然后将所得购买了新玛格玛的股票。玛格玛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根据加州法律的有关规定，邻州公用事业公司必须以最高的‘规避成本’价格购买玛格玛生产的电力。因此其市场是绝对有保证的。这在大萧条时期极为关键。这只股票并非通常所说的保守型股票。很多投资者自始至终都没有听说过它。但是，对我而言，这只股票却是绝对‘保守’的。”
由于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我们应该实地检查一下我们所感兴趣的公司的实物资产，因此，我问卡雷特他是否去过玛格玛电力公司。他说他去过。“原来的玛格玛公司位于旧金山以北的盖瑟斯地热田地带。公司所在的地区太迷人了，你能看到蒸汽从地面滚滚升起来。”
我问他，就市值或销售额而言，他感兴趣的公司的最低限度是多少。“我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我一般更偏好那些有几百或几千股东，并且市值在5 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我喜欢‘收藏’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公司的股票。我有一些一家名叫‘弗吉尼亚自然桥梁’的公司的股票。高速公路都架在桥上面，因此你如果想要看一下桥就要下到山谷中去，从那儿你能抬头看到它。桥下面的土地归公司所有。该公司有一个餐馆和一个汽车旅馆。人们经常去那儿待上一两天。弗吉尼亚州早晚会有一届挥金如土的政府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买下这家公司。而且，我也并不介意持股等待。”
所有者管理
“我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管理层必须持有公司相当比例的股票。我曾和国民石膏公司（National Gypsum）的董事长通过信。他有公司2万股股票，但都被他以2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今天这么多股票值很多钱，但当时只卖了40万美元。我注意到该公司总裁仅有500股公司的股票，于是就给公司董事长写了封信。但是，我得到的答复却让我感到震惊：‘布朗先生拥有多少股票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将公司高管及董事持股情况定期公示之前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今天情况肯定不是这样。一位公司高管至少应把他一年的薪水投资到公司股票中去。如果他对公司连那点忠诚度都没有，他就不该成为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想要这只股票，我为什么还要买呢？”卡雷特反诘道，并补充说自己总是利用股东签署的委托书寻找内部人持股量较大的公司。
那似乎是公司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则，我补充说。但是过了这么年，商业原则肯定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他对此怎么看呢？
“不，商业原则就是原则，偏离这些原则是很危险的。有些人足够精明，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快进快出，但这样的人很少。我看过一个研究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平均寿命的报告。这些账户的平均寿命只有两三年。曾有一位客户坚持了13年才输光所有的钱，而他的起步资金是几百万美元。” 关于投资原则，卡雷特有12条格言：①
1. 持有10只以上的股票，而且这些股票必须能覆盖5个不同行业。
2. 每6个月对所持有的每种证券至少做一次重估。
3. 必须保证占总资产一半以上的证券出现盈利。
4. 在分析任何股票时都要将收益作为最后才考虑的因素。
5. 处理亏损的头寸果断，但不要急于平仓有盈利的头寸。
6. 不要把多于25%的资金投入到你还了解得不够详细的证券上。
7. 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内部信息”。
8. 寻找事实，而不是别人的意见。
9. 做证券估价时不要过分依赖那些呆板的公式。
10. 当股市高位运行、利率上涨、经济繁荣时，至少应把一半资金投在短期债券上。
11. 尽量少借钱或只在股市低迷、利率很低或正在下跌、经济不景气时借钱。
12. 要用适当比例的资金购买前景十分乐观的公司的长期股票看涨期权。
了解管理层
他总是亲自去了解管理层吗？“我希望如此。但一天只有那么多小时，一年又只有那么多天。我的股票太多了，根本无法逐一了解这些公司管理层或股东。我要说的是，年报中董事长致股东的信中总是过分乐观，这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信中能稍微悲观一点，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好兆头。我很赞同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观点，他曾对我说他宁愿从下属那里听到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好消息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我能早点知道坏消息，’他说，‘那么就能及早采取补救措施。’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② 曾遇到一个人说他总是被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所困扰。皮尔回答说他刚从一个地方来，那里60 000人没有任何问题。那人听了非常兴奋：‘我想去那里！’‘我想你不会去，’皮尔回答道，‘它是伍德劳恩墓地。’”
医生作为投资者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优秀的医生，但是在做投资时他总是改变主意。一次他对我说，‘股市就是地狱。以后我绝不会再买股票了。’他决定用这部分资金购买西切斯特的房产，然后就靠租金收回投资。我就问他如果半夜被电话叫醒说水管冻住了，他会怎样做。听了这话后，他放弃了购买房产的打算，于是他跑到了美林证券公司。当他看到巨大的大厅内都是些年轻人在工作，就又回来对我说：‘我不能把钱交给那些毛头小子们。你愿意帮我理财吗？’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大夫，’我说，‘你主意变得太快了。’医生通常都是很差的投资者。”
我问他原因是什么。“在与病人打交道时，医生必须尽可能地少犯错误。他不能只有2/3的时间是正确的。如果正确率只有那么高，他就应该被赶出医生这一行。但在做投资时，有2/3的时间正确再正常不过了。因此当医生们开始投资并发现事情真相时，他们会变得焦虑不安。”当卡雷特的股票下跌时，他安之若素。
“比大多数人更独特”
卡雷特观看了近年来发生的所有日食—共11次。为了看日食，走多远路程他都不在乎，甚至有一次是在亚马孙河上看的日食。不过，除了这几次耗时不多的消遣外，他承认没有其他户外活动的兴趣或爱好。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卡雷特接着说，“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特。”
为人坦率正直的卡雷特总是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身体力行，而且大多数时候他都坚持己见，百折不挠。有些人不太习惯他这种直来直去的、典型新英格兰人的脾气；其他人则对此大加赞扬。一个朋友将他描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人：性格坚强，内心没有任何的疑虑或不安。
卡雷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位于波士顿以北10英里的林恩市（Lynn）。他们一家先搬到了韦尔斯利（Wellesley），接着又搬到了列克星敦（Lexington）—他在列克星敦上的中学，后来又搬到了剑桥（Cambridge）。在1914~1917年的4年中，卡雷特在哈佛学院① 完成了本科课程（1917届毕业生）并修了一年商学院的课程。当时正值一战期间，他加入了美国陆军通信军团航空部。他在9月份完成了在海外的训练，准备参加1918年法国的圣米耶勒（St.-Mihiel）战役，但却得到一个从事空运工作的机会。当他决定做一个“活着的懦夫而不是战死的英雄”时，就接受了这份工作。空运工作也并非没有危险：他所在小组共13人，其中一个人在他们的飞机失事时遇难了。
1919年退伍以后，他在波士顿的一家小公司工作；现在这家公司早就倒闭了。开始时他周薪为15美元，5个月后就涨到20美元。由于感到公司太小，难有大的作为，他辞职了。随后，他决定周游美国，并在1920年11月在西雅图找到一份债券销售的工作，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奥斯古德。伊丽莎白·奥斯古德曾在纽约从事社会工作，但是与卡雷特一样有旅游癖的她也来到了西雅图，并在这里继续从事社会工作。
一个平和的妇女
伊丽莎白在几年前已经去世；在丈夫看来，她是一位完美的妻子。“我过去常告诉她说她已经99.99%的完美了，但实际上我认为她是100%的完美的。”他说。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伊丽莎白是她们那一届校友会的主席。她还积极参加斯卡斯代尔① 的教堂举行的活动。当他们的女儿8岁时，她在学校里被问到她长大后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平和的人，像我妈妈那样。”她回答道。她既忠实又孝顺，卡雷特说。
他们一起回到了波士顿；卡雷特又回到他以前的公司做销售工作。不过在四五个月后他再次辞职了，因为他不喜欢销售。接着，他加入了《巴伦周刊》杂志社。他实际上有两份工作：《巴伦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和波士顿新闻局的记者—这两家公司都归著名的克拉伦斯·W·巴伦（Clarence W. Barron）所有。他一直这样工作到1927年他决定去纽约“开创自己的事业”为止。他进入了布莱思合伙公司，并与伊丽莎白在斯卡斯代尔租了一套房子。不久，他们买下了这座房子并在那儿一直住了49年。1975年，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多了，他们就搬进了斯卡斯代尔的一个合作公寓。
卡雷特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有三个孩子，另一个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都在父亲的公司工作；直到最近他们每人拥有公司1/4的股份，而卡雷特拥有1/2的股份。他们的一个孙女也在公司做分析师。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医生，有七个孩子。她先是住在斯卡斯代尔离她父母不远的地方，现在住在纽约的庞林（Pawling）。
在查尔斯·布莱思（Charles Blyth）与迪恩·威特（Dean Witter）散伙后，布莱思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从《巴伦周刊》杂志社聘来了卡雷特作为公司的经济学家。布莱思与几家外国银行一起组成了一家早期的投资信托公司，即美国、不列颠及欧洲大陆投资公司（American，British & Continental Investment Company）。卡雷特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业务并列席董事会会议。一些德国人对美国市场感到担心并怀疑美国钢铁公司是否能够如期按数分红。布莱思公司的合伙人向这些德国人做了保证。当然，当这家公司的股票与美国股市其他股票同时出现大崩溃时，最终，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分红取消了。卡雷特讲这个故事时又带着他常有的微笑。 我所经历过的最幸运的事
1932年大萧条期间，布莱思辞退了卡雷特。因此卡雷特挂起了自己的招牌—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幸运的事，他现在想……尽管当时他并不想这样。起步时，他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他以前在布莱思的助手，一个是推销员。和所有在大萧条期间起步的公司一样，他们花钱极为节俭—现在想来节俭得有些过分了—在公司开始经营的头十年。但他们干得不错，并且个人和公司都挣了钱。他的推销员合伙人原来带来了一位客户，但正如卡雷特所说，“我们其他人几乎都是上门推销。”卡雷特得到一份阿莫拉达（Amerada）公司的股东名单；他认为这家公司是最好的石油公司。他推断阿莫拉达公司的股东都是有良好的判断力的人物，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他从字母a开始，按照字母表顺序过滤名单，并拜访那些距他位于百老汇大街120号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的股东。很快他就锁定了一位姓名以字母b开头的股东，并与他开始建立起一种深厚的友谊。这位股东成了卡雷特公司的客户，而且他们的友谊关系保持了许多年。一次催收坏账时，“B”先生收到一些印有列车时刻表的字迹模糊的股票，这些股票都是在柜台市场交易的股票。这只股票在粉红单（pink sheets）① 的报价为：买出价5美元，买入价10美元。查阅了有关这只股票的资料后，卡雷特确信10美元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便吃下了这个价位的全部卖单。不久，似乎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人在调查他买这只股票的动机。“你了解这家公司的管理层吗？”SEC的人问道。卡雷特说不了解，并反问道：“你为什么问这个？”这个SEC的人说他办公室保存着所有股票的图表，他注意到这只股票的股价从5美元一下跳到10美元，于是就决定调查一下。“这并未改变我对官僚主义机构尤其是SEC的看法。”卡雷特说。
1938年，他注意到一家叫达柯塔（Dakota）电力的小型公用事业公司有一批票面利率为6%的债券发行在外，来年将到期。一天，卡雷特以89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支债券并随后以93美元价格卖给他的一个顾客，赚了不少。他不久接到一个地区性证券商的电话，后者也发现了同样的便宜货。“你刚才买达柯塔电力公司的债券了吗？”这位交易商问。卡雷特承认确有其事。“你还留着吗？”“没有，已经卖掉了。”卡雷特说。“多少钱卖的？”卡雷特回答，“这不关你的事，但我可以告诉你是93美元。”“这价格对于一只6个月内到期、利率为6%的债券来说实在太便宜了。”那位交易商愤愤不平。
他多次去过东非和西非，也去过南非，部分是为了观光，部分是为了工作（他是国际投资家公司的董事，这是一只主要投资黄金股的基金）。他和妻子曾租了一辆小汽车从德班开到开普敦，行程1 500英里，耗时数日。“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有朋友在那里。”美国投资者卖掉那些在南非经营的公司的股票是否对反种族隔离制度有些意义呢？“毫无意义。从长期看，种族隔离是不道德的，对谁都没有好处。不过，那些在南非的美国公司都是好雇主，能够起到调和种族矛盾的作用。黑人也不愿我们离开。我记得我在一个传教组织董事会任职时，来自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一群学生代表找到我。他们极力鼓吹卖掉那些在南非做生意的公司的股票。我对他们说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并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呢？我们曾残暴地对待美国印第安人。实际上，我们整个国家都是从他们那里偷来的。你们为什么不为印第安人做些事情？或许那样你们能得到一些真正的东西。’他们看着我无话可说。那种想法既不光彩也不浪漫。我能看出他们关心美国印第安人并不比关心南非黑人少。”
赚钱头脑
卡雷特为他所说的优秀投资者的心理状态起了个名字：赚钱头脑。为说明这点，他讲了个故事。“几年前，纽约正经历着一场周期性的旱灾。餐馆不再为客人提供免费茶水。”当时有一天，卡雷特记起昆斯区有个地区是根据住房面积而不是用水量收缴水费的。他意识到纽约市最终会为这一地区的住户安装自来水表，以区别对待那些用水量大的住户和那些用水量少的住户。他对此加以研究，发现最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水表提供商的公司是海王星仪表（Neptune Meter）。他查阅这个公司的相关资料并发现一位身兼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高职的董事持有2 000股公司股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公司各项指标也都不错。因此卡雷特为其客户买入了这只股票，数年后获利颇丰。
他说，“赚钱头脑是一种怪癖，就像数学头脑。”说到数学头脑，他谈起了他的一位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在教堂不能专心听布道，而是老走神去盘算那挂在墙上的赞美诗中的数字。他禁不住会用这些数字做算术游戏，并最终不得不请求牧师把它们取下来，然后他才能专心听布道。
我记得G·H·哈?① 的书中讲到了印度数学奇才斯里内瓦萨·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的故事。哈代去医院看望拉马努金，并提到自己来的时候搭乘了一辆号码为1729的计程车。一个无趣的数字，哈代评论道。拉马努金马上抗议说，“不，哈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它是可以用两种不同方法表示为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正整数。”① 外行很难理解这种卓越的数学（或投资）头脑。
卡雷特投资
1939年，原糖的价格还不到每磅1美分。后来战争爆发了。卡雷特知道战时糖价都会上涨。他注意到一家已发行2万股股票的古巴糖业公司，其中有1.3万股被加拿大皇家银行所控制。在重组过程中，该公司发行了各种类型的证券：抵押票据、债券、优先股等，最后是普通股。当糖价上涨时，普通股股价迅速飙升。他以1.75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些该公司的股票，当股价涨到7~8美元时再次大量买进。在60美元时他卖了大部分，剩下的一些全部以2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他有一次注意到赫斯特（Hearst）公司正在该公司的报纸上以每股25美元价格发行利率为7%的优先股。优先股只有在连续4个季度分红后才具有投票权。而这家公司为了保证普通股的投票权，多年来都是一年只发一次股息。卡雷特为先锋基金买了一些赫斯特的优先股。许多为基金做评估的交易商出席了先锋基金公司的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找出基金投资组合中的问题头寸，这些交易商工作到很晚。为了应付评估，卡雷特给赫斯特的财务主管去了电话。该公司刚卖掉它下属的一份报纸，于是卡雷特告诉这位财务主管应该每年卖一份报纸。那位财务主管说这样公司就只能支撑14年。这对优先股股东而言没什么不好的，卡雷特回答。不过，为了避免出现尴尬，他还是卖掉了股票。在下一次的股东大会上，一位交易商问他，“你是如何处理赫斯特公司的优先股的？”“我把它卖了。”卡雷特回答说。这位交易商似乎有些失望。一年后，这只优先股非常抢手，从卡雷特售出到现在，价格已经翻了一番。如果不是那些交易商的纠缠，卡雷特可能会一直持有直到价格合适再抛掉。
“在投资时，我一般会用一定的资金去赌垃圾证券。”他说，“我买概念股一般都会亏损。这种股票难有作为。不过，我刚对一只概念股产生兴趣：流体系统（Flow Systems）。这家公司利用水枪切割固体……钢铁或厚纸板。这是一只冷门股，因为其价格没涨多少。” 看着他那张堆着三四英寸厚年报、信函和各种文件的桌子，我说，这肯定能给人以工作勤奋的印象。
“我记得这张桌子似乎曾经干净过。”卡雷特说，“我在布莱思公司工作时所在的部门被称为经济研究部。当他们解雇我时，这个部门也被取消了。他们不再需要这张桌子，因此我花1美元买下了它。这张桌子我已经用了60年，到现在还完好无损。”
建议
卡雷特认为下一次崩溃将不宣而至。
“我正在抛售股票，买进债券。”他说，“通用电气的债券、IBM公司的债券，诸如此类。不过，我仍然持有许多股票：水务公司以及类似的股票。只有那些稳健型（债务较轻）、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才能帮你渡过难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