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详解: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恩恩怨怨(组图)

2017-10-25  QIANSHI

[转载]刘统详细讲解: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恩恩怨怨(组图)

          终于有一篇文章讲清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恩恩怨怨
                                          文章来源:搜狐网   2016-10-29 
  本文来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原题为“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长征路上的戏剧性转折”
 
[转载]刘统详细讲解: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恩恩怨怨(组图)
主讲人: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简要提示】
       以下文字据2016年9月10日三联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现场实录整理。主讲人:刘统,1951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
       刘统说,现在谈起长征,主要是从历史传统讲的,一般都是高度赞扬长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其实红军长征在历史上首先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有许多是谈到长征的,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
        红军为什么长征?长征的路线又是怎么决策出来的?长征期间共产党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练?刘统的这个讲座,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文章虽长,但是非常值得一读。
长征为何绕来绕去
  过了若尔盖草地,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回到张国焘那里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他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以下文字据2016年9月10日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八季第二讲”现场实录整理
  今天是长征讲座的第二讲,因为有一些听众昨天没有来,所以我们把昨天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一下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开始变得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才会那样地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红一方面军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疲惫之师一下鼓足了勇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了。
  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兄弟般的迎接,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拿出了粮食、皮袄等各种各样的礼物来慰问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觉得非常温暖,大家都感觉到这是长征中的一大胜利,好像是过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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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路线图
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别人都那么高兴,怎么成了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呢?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问题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了,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
  中央对张国焘束手无策,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他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满足。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哪儿能一块行动呢?咱们还是兵分两路吧,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陪着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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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尔盖草地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红军为什么要过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为什么还要从那儿走?没人想过草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原来中央想的是挺好的,从松潘过草地。但是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长征的时候翻山越岭,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轻武器,这个松潘城,这么厚的城墙怎么爬得上去?结果红军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九寨沟、黄龙都过不去了,没办法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是最悲惨的一幕。我们看当年的记载,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么能造成那么大量的死亡?今天去草地一看,那个地方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人写到景色,写的都是饥饿和痛苦。我们现在气候转暖,草地中的沼泽地大量消失,都变成干地了,但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气温还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湿地非常的大。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们今天去旅游,到若尔盖草地一看,到处像一片绿毯一样,一望无边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恶心、头晕得厉害。车继续往前开,开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伙儿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么缺氧的情况下,红军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儿!
  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白天阳光普照,但是一会儿乌云来了就是一阵冰雹,狂风暴雨,让人找不着东南西北。红军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营。你想,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温又饥饿,露营的时候,突然来一场狂风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简直是痛苦不堪。
  在草地露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点起一堆柴火来,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所以当时红军这些干部说,就是拼着徒步走,我也得让我的马驮上二三十斤干柴,这样我露营的时候才能点起篝火来。但是,点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读红军写的回忆录,像罗荣桓这样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红军总政治部的干部,晚上露营的时候点火,别的工农干部都会吹火,一会儿把一堆火吹着了,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到这个时候反而显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脸的黑烟,火就是点不起来,比别人要晚一两个钟头,他们才拼命点着这堆火。可见在草地那个环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胜过任何知识,什么学历、什么知识到那儿都不管用,先学会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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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夜宿(黄镇画)
  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一口袋,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在那些夜晚,能够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缺氧、低温、饥饿、高原,这些对红军来说都是无形的杀手。红军怎么能够在这些沼泽地里一步一步地迈过去?有很多同志当时就是凭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也是夏天到的草地,开着吉普车,下来以后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开车的过程中还遇到几次暴雨、冰雹,我们就想到当年那些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风餐露宿的红军,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有一次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跟着一群红二代去考察,过草地之后,有人就问张小爱,如果当年你跟红军一起过草地,你会怎么样?张小爱非常认真地说,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为我感到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由此可以想见,对过草地,红军的回忆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时是非常饥饿难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尔盖的巴西,红军终于住进了房子,像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住进了喇叭庙,普通的红军战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满意了。住在房子里的感觉真好啊,比露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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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行军(黄镇画)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个时候,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说这是错误路线,但是当时红四上上下下都赞成。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痛苦如死,干脆我们南下吧。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我们就找这封密电。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后来叶帅也没了,徐帅多活了几年。到了1988年,徐帅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个谈话,说没有这封电报,我没看见过。结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没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有。谁见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帮倒忙的少将,叫吕黎平。吕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他在这里伪造了一封张国焘密电的全文,说张国焘这封电报是他当年在红军总部看见的,上面写着:“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陕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决中央……”不用别人看,这封电报我一看都知道是伪造的,因为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里,从来都是“弟如何如何”,从来不会说“余如何如何”,张国焘电文里面没有一封称“余”的,都是“弟怎么样”,“兄长们你们认为如何如何”。第二,党的电报是有级别的,最低级的叫“秘密”,然后叫“机密”,然后叫“绝密”,最高的一层叫“指人译”,指定人翻译。指人译的电报谁有电码本呢?就是张国焘有一个,陈昌浩有一个,他们两个人才能互译电报。叶帅能看见密电?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电码,根本译不出来。张国焘当年的电台主任,后来在湖北省当副省长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训吕黎平,“你懂不懂红军的规矩,红军的电报机要室是你这样的小兵能进去的吗?这些电报你还能背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账越弄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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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刘统 著
  我们不纠缠这些问题,我们只看结果。在那一天、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回来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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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界会议会址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第一个障碍就是甘肃和四川的交界——腊子口。腊子口现在因为开了公路,把山劈开了,当年的腊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峡谷,甘肃的军阀设了一圈碉堡在那儿,红军正面攻不动,红军的先头部队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绕到了腊子口的背后,向甘肃的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一夹击,把甘肃的军队打跑了,于是红军就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之后,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铁梁子。
  我们去腊子口的时候,是从甘肃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铁梁子,到腊子口看一看。这个下山子路,我们的吉普车都开了半个小时,回程的时候吉普车往山上开,我在想,从草地出来饿成鬼的红军,当时是怎么有力气爬上了腊子山,爬到了铁梁子的山顶的?到了陇东高原,就到了一个回族人的小镇子,吴起镇。黄镇到了吴起镇就画了一幅画,出了番民区域,终于见到汉人了,真是高兴极了!语言通了,开始有老百姓跟他们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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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番民区(黄镇画)
  结果红军来到一个小镇子——哈达铺。我前些年去哈达铺,这个地方是甘肃甘南特产当归的集散地,我们知道甘肃出中药当归,哈达铺是当归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这个镇子比较有钱。红军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有饭吃了,花钱,杀鸡、宰羊,吃顿饱饭,在草地真是饿坏了。红军政治部给战士发了一个大洋,让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饱。邓小平等人的回忆录里说,坐在回族人家里的炕上,奇怪这个炕怎么烫屁股,这么暖和?弄了半天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顿辣子鸡丁,真是解馋。
  我到哈达铺的镇子上,他们当地的特产是锅盔,这么厚这么圆的大烧饼,一斤一个。当年的小战士到处买吃的。一个小战士一下吃了三个锅盔,吃完三个锅盔以后不能动了,这怎么办?问连长。连长说,你一口水也不许喝,今天晚上不许睡觉,就在院子里给我走,走到什么时候消化下去了再说。这个小战士听了话,最重要的是没喝水,就没有胀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终于可以买到粮食了,那匹战马跟着他走了两万多里地,过草地饿得皮包骨头了,林老说,我得好好犒劳犒劳我的马。买了一口袋麦子,20多斤。这个马饿的,把麦子全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
  红军到了哈达铺,有了饭吃,毛泽东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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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铺邮局
  走到了哈达铺,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这就叫“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走到这儿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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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
  军长徐海东是工人出身,原来是烧窑的,非常淳朴,他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说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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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东
  徐海东在抗战后期得了肺病,于是退出了领导岗位,整个解放战争他都没有参加,都在大连的苏联红军疗养院养病,解放后继续养病,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特地关照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在职的粟裕总参谋长。元帅和大将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每一个位置都有特殊的定义,徐海东大将排名第二。徐海东自己真是过意不去,他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这么多年都没工作了,授我大将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泽东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东被授予大将以后继续养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里多少人受到了冲击,徐海东因为是高岗、刘志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196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都靠边了,一大批造反派、工农兵进入了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但是在“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徐海东,于是说,邀请徐海东同志来出席“九大”的开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团成员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坐在主席台的过道上,这一位就是徐海东。谁说毛泽东只会整人?毛泽东很有感恩之心,徐海东陕北会师,他是终生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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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九大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卓木碉在哪儿呢?地图上没这个名字,有一年我跟着四川的同志到了马尔康,找党史办的同志说,你领我们到卓木碉看看。开着车从马尔康出来走国道,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叫松岗的地方,我说难怪卓木碉会议又叫松岗会议。到松岗以后离开国道,转弯进简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藏族乡叫“脚木足”,藏语一念叫“卓木碉”,于是写了三个字叫卓木碉,其实地图上是脚木足。再往里开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开到了一个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个清朝的碉房。从白沙寨子再顺着土路往山顶上开,山顶上有一个喇嘛庙,这喇嘛庙刚刚修葺一新,但是没挂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说,老师傅,我是红军的后代,重走长征路来啦。喇嘛冷笑地一说,你是张国焘的后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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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木碉会议原址
  就在这个喇嘛庙里,张国焘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我们说红四的干部在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笔账。当时在张国焘的淫威之下,左路军的红军干部纷纷倒戈,这些倒戈的人,毛泽东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能载入史册的。朱老总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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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方面军南下路线图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
  对陕北中央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从苏联回来了一个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当时化名叫张浩。因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苏区长征后一路翻山越岭,跟上海失去了电报联系,跟共产国际也就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到底怎么回事?共产国际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国来接关系,林育英把密码本全背到脑子里,装成一个商人,从苏联进外蒙,从外蒙进内蒙,然后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一看苏联回来人了,简直如获至宝,于是跟林育英把他们与张国焘分裂斗争的情况都说了,请林育英帮一个忙,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调解一、四方面军的矛盾。林育英决定帮毛泽东、张闻天这个忙,于是发电报给张国焘,假称是共产国际派来调解你们之间矛盾的,你们应该以团结为重如何如何。张国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一说撤你,你就当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组织关系的。所以张国焘赶紧回电报说,兄弟也是急谋统一,我同意,把伪中央废了,等着红二方面军来之后,再一起北上会师。张浩(林育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合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调解了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转载]刘统详细讲解: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恩恩怨怨(组图)
▲ 林育英
  这样的话,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可怎么走呢?从湖南进了贵州,走哪条路呢?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所以说,传教士来中国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们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比如说,看当地的矿产,看当地的基本情况,还要勘测、绘图,那些传教士一个个都跟百科学者似的。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伯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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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复礼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但这个人真是一个死心眼,他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萧克让他秘书张国琦把这本书节译出来。这本书肯定是节译的,因为那本书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内容,写他在痛苦的时候,在被囚禁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救我的等等。节译之后,萧克作了一个很长的序。我去过黄平这个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给薄复礼做了一个塑像,感激他在长征中为红二方面军做的贡献。这是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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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复礼像
方向和路线决定一切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再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下充满了苦涩心情,你看毛泽东带着他的部下,过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最先到达了陕北,他们还是正确路线;我们跟着张国焘北上,又南下回来了,再北上,我们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两倍的苦,还是错误路线。所以你看跟什么人,结果真是不一样。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如果方向路线错了,再多的人、枪,你再努力,最后也无济于事。
  张国焘带领着二、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陈昌浩他们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会师词,我们盼望着会师,眼睛都望穿了,我们就像犯了错的孩子,现在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多诚挚的感情!长征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幕,一、二、四方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陕甘宁会师了,中国革命可以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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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毛泽东在陕北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最高兴的是谁?是蒋介石。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8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毛泽东一看求和无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条出路,命令彭德怀指挥红军,打宁夏,叫宁夏战役,又叫西征战役。党史上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先后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外国学者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了什么呀?我说,为了北上抗日。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我一下答不出来了。宁夏战役当时就是打开一条从宁夏经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但宁夏战役刚一打,毛泽东就感觉到不行,这条路不能走,共产党、红军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国了,那蒋介石不就一统天下了吗?中国历史还有共产党什么事儿?所以这条路不能走。
  第二条路,派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大的争议,许多红四粉在网上写文章,说毛泽东就是要黑红四方面军,特地把他们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张国焘的实力,他好掌大权。这种说法是非常阴谋论的。这个问题当年是双方都有关系的,第一,毛泽东跟红四方面军说,你们别来陕北,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第二,徐向前、陈昌浩和一堆红四的将领也不敢来陕北,怕来了以后路线斗争,算他们卓木碉会议的老账。所以他们当时心里也揣着个兔子。这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组织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远方,而且还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机枪、武器等着你们去拿,你们执行西路军的任务。当年红四方面军一听到这个任务以后兴高采烈,好啊,我们到了新疆,接收了苏联武器,我们又是红军老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四非常快地执行这一任务,过了黄河一路向西,当时马步芳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才两万多人,哪抵得住六万多红四方面军啊,这个时候中央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许前进也不许后退。徐向前、陈昌浩非常不理解,从新疆拿了武器再回来不行吗?不行,哪有武器给你们呀?苏联的武器是给盛世才的,当时苏联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势力范围,跟红军有什么关系?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开一块地盘,建立一块根据地,就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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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红军态势图
  那么这块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笼络张学良。张学良“九一八”丢了东北,让全国人民臭骂,现在来陕北“剿共”,又让全国人民臭骂,说张学良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张学良也很痛苦,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非常好奇,红军居然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手下,你们谁能这么带队伍,我是没这个本事。于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产党秘密会面。共产党来的代表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周一见到张学良,着实地把他捧了一顿,少帅真是年轻有才,您要领导抗日,我们共产党红军都听你的指挥云云。张学良一高兴,跟红军结盟,第一,给红军十万大洋,两万套棉衣棉裤,帮助部队过冬,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我们互通情报的,谁也不打谁,建立秘密渠道的联系。
  这样中央又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多了一条活路。这个时候蒋介石到西安督战,领导各路军马准备向陕甘宁发起最后的攻击,毛泽东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说如果蒋介石要进攻,你和杨虎城给我们让开一条缝,让我们带着红军从你们两个人中间南下,过秦岭,回徐海东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还待不住,我们再二次长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陈昌浩。所以你看毛泽东在当时是什么打算都做了,什么出路都想了,就是为了挽救即将被消灭的共产党和红军。
  张学良回封电报说,别着急,过几天形势可能还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张学良就去跟老蒋说,你看人家共产党都求饶了,服软了,接受你的改编了,把他们收编了不就完了吗?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个毛孩子,你懂什么政治?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张学良少爷脾气来了,好你个老头子,不给我面子,我整你!张学良一怒之下,他个人发动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西安事变完全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事先跟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共产党做梦也想不到。结果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欢呼,好啊,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张学良你就组织抗日政府,我们共产党跟你合作,马上派周恩来同志骑马去西安,商量成立国防新政府的大计,蒋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里,杨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时诛之为上。杀!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真实心态,蒋介石把我们长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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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
  结果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社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张、杨两个军阀还在搞政变,还想篡位,你们不是乱臣贼子,谁是?全国的舆论一致声讨,张、杨显得非常孤立。过了三天,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说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张学良绝对当不了中国抗日领袖,你们只能联蒋抗日,不能联张抗日。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了,说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来,毛泽东气急败坏,在窑洞里走来走去,说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来我们让恩来那么说,现在反过来说,我们不是反复无常吗?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过去再错,这次确实说对了,张学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还是得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赶紧派人去追周恩来,把共产国际最新的情况通报给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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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
  过了半个月,周恩来终于到了西安,张学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听听周恩来的主意。但是周恩来不跟他谈,先去见蒋介石,说校长,我看您来了,只要校长同意停止内战,我们共产党和红军都愿意听你的指挥,共同抗日。蒋介石也是狼狈不堪,被扣了半个月了,宋美龄和端纳冒死从南京飞到了西安,见到蒋介石。宋美龄就说,你别“剿共”了,南京那边盼着你死、等着抢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蒋介石怎么办?他得先脱身呐。于是他跟周恩来说,恩来,只要你们听我的话,我可以停止内战。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表态,宋美龄就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开会,当今民族大义至上,我们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联合抗日。这样的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绝对不像我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军坑了。西路军当时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冬天,我们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地广人稀,这是非常贫困、荒凉的地方。来了六万红军,也是天天要吃饭,出现了跟在草地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军队跟回民争食。三个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儿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给占了。怎么取暖?把回民种的树都砍了当柴烧。你说回民能不愤怒吗?而且,河西走廊是什么地方?就是当年清末左宗棠大杀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带,回民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汉人抢我的房子、抢我的地,就跟他们拼命。马步芳就集结起五六万人,组成民团,跟西路军开战。西路军在这儿耗了这么多的时间,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体回民的仇视。这样战争的结局就决定了。梨园口、高台这些惨烈的战斗,不是马步芳的部队和西路军作战,而是以马步芳的部队为骨干,纠合了广大的回民跟红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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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军路线图
  我到张掖去,跟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座谈。党史办的同志一看,北京的学者来了,准备好了讲话稿,说官话。我说咱们都是搞历史的,好不容易我来你们现场,你别说官话了,就跟我说说真实情况。他们说,哎呦,我爷爷说了,红军来了,把我们这儿祸害惨了,树也砍了,房子也给拆了。当时回民跟西路军作战,那是父子齐上阵。红军都是步兵,回民来的都是骑兵,五六个红军才能打一个回民,好不容易把这个回民从马上揪下来了,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马,自己组织了骑兵团,跟马家军作战。结果到了阵前,马家军一吹口哨,这些马驮着红军都跑回人家阵地去了,马都是人家的。最后西路军败的非常悲惨,徐向前、陈昌浩只身逃回陕北,绝大部分红军都溃散了,就是李先念带着400多人最后一直逃到了新疆,陈云接应了他。
  马步青、马步芳消灭了西路军之后,最悲惨的就是西路军的女战士。马步芳规定,把这些西路军的女战士都配给马家军,但是有一个条件,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得门当户对。当时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就配了马家军的一个团长,王泉媛是一个刚烈女子,宁死不从,动不动就拿剪刀,马家军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顿赶出门了。王泉媛一直从甘肃跑回井冈山的老家。但是,那么多红军女战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马家军,在当地有一个外号叫“共产婆”,只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来的红军,共产婆。这些人嫁给了马家军,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队到了西进新疆,到了青海、甘肃,别的地方搞一遍肃反,马家军住的地方搞三遍肃反,可以说是斩草除根。这些共产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谁让你跟了马家军了,你为什么不牺牲?那时候很“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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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泉媛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我们复旦的一个学员去青海湟源县当副县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他说,我那儿最大的冤案就是共产婆。于是找找还有多少共产婆了,就剩下几十人了,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可以说,从1936年西路军失败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政治和身体的双重灾难之中。有很多人最后平反了,每个月给她们40块钱的生活费,一个一个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汉河就采访她们,非常感动,写了一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那么我们说,西路军这么悲惨,说明了什么?干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因为当时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为中央预留一个后路,所以在那儿既不进也不退,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剧。
《红军长征记》中丰富的故事
  红军长征有着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红军长征这种伟大的史诗,它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这个首先我们要归功于埃德加·斯诺。西安事变之前,斯诺就在张学良的承诺之下,秘密进入了陕北,毛泽东正好处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一看来了一个美国人,非常的高兴。当时就让红军干部尽可能的给他提供素材,每个同志写几篇你的长征回忆录,让这个洋人带走,到上海给我们化缘、募捐,这样我们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儿。于是斯诺所到之处,我们都给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访,斯诺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他的《西行漫记》的素材。但是斯诺只是采访了一部分内容,斯诺走了之后,红军收集了这么多的回忆录,几百篇的稿子怎么办?当时是冯雪峰要从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面就把长征的这些回忆录手抄了几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让冯雪峰带到了上海。原本是准备交给鲁迅的,结果鲁迅去世了,就交给了一个书商。这个书商就把这个抄本秘密地保存下来了。这些长征回忆录虽然写好了,但是因为国共合作,所以不能编辑,也不能出版,里面写的好多是蒋该死如何如何。毕竟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当时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的委托,编辑这些稿子,徐梦秋和丁玲、徐特立他们几个人在延安编辑,到了1942年,编辑出了两本书,就叫《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来之后,朱德送给了史沫特莱一份,史沫特莱去世后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库存,把这本书扔出来,正好是上图的一位同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善本部主任,一看这不是朱德的签名本吗?太不得了了,于是把这个书复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两套书,一套是1942年徐梦秋编的《红军长征记》铅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另外一套就是冯雪峰带到上海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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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手抄版《红军长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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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延安版《红军长征记》
  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之后,《红军长征记》一下丰富起来了。在1949年建国后,这两个本子我们见不到了。当年在延安搞《红军长征记》的时候,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刚刚经过长征,很多事情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中央没有口径,没有框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这些人就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什么高兴写什么,很有个性、很有特点。建国后一看,这不行啊,这些文字对我们的前辈不恭敬呵,于是开始进行净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资料,但这个原始资料只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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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选本《红军长征记》
  后来我说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红军长征记》有100篇,我就把《红军长征记》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个好处,书中有几篇长文章是综述性的,不是在国内发表的,而是在苏联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小册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过,很稀有。这个廉臣,后来陈云说,就是我,我到了苏联以后,为了宣传长征,当时用了一个化名叫廉臣,在书中我写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跟着红军长征,如何如何。但是陈云只走了一半长征,到泸定桥之前中央命令陈云去苏联,命令潘汉年回上海,他们俩就离开了红军队伍。廉臣写了一半长征。后来又出的文章,一个叫杨定华的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1938年上海印行过。杨定华,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陈云和邓发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们亲历记,这些文章写的是相当得生动,相当得有趣。但是有一条,他们是为了宣传长征,所以他们写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写到长征中的痛苦,我们说徐梦秋的“长征记”是写的最好的,文笔也是最好的,过草地那种饥饿的状态,红军那种痛苦的生活,知识分子怎样在野外生存,写的栩栩如生。徐梦秋当时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宣传干部,文笔最棒。结果徐梦秋这个人最倒霉。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两只脚冻烂了,起了坏疽,到了陕北,马海德来了,他是跟斯诺一块来的医生,把徐梦秋两只脚截了,于是徐梦秋变成残废了。徐梦秋后来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统战。盛世才最后面临一个抉择,是投靠苏联还是投靠国民政府?盛世才觉得我还是得当中国人,虽然他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那就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把新疆的共产党人都抓起来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都抓起来之后,徐梦秋屈服了、叛变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盛世才处死,徐梦秋也就回不来了,徐梦秋投奔了军统。1949年在南京,国民党要溃逃,毛人凤说,共产党那些叛徒一个都不带走,我们现在要他们有什么用?徐梦秋走投无路,等到刘伯承进了南京,徐梦秋还想去找刘伯承拉拉关系。共产党这边说,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着你,原来你这叛徒在这儿呢!于是把徐梦秋扔到监狱里,一直关到70年代,他死在监狱里。所以徐梦秋的这些文章当然不能面世了,不能收入《长征记》。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可以公正地看待这段历史了,我们就把徐梦秋的文章原样整理出来。最初在整理徐梦秋文章的时候,是依据《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为底本,整理完了之后,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里边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动,比如说,我们突然发现喇嘛庙里的佛爷能吃,我们天天拿锅炒佛爷,跟豆沙一样吃,还不能让别的同志知道,不然我们就没得吃了等等。像这些文字,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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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梦秋
  长征史料越接近那个时代,就越真实。我把这些文字都恢复了,甚至把那些画了××、画了框框,他们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我也恢复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真实。而且红军中这些文人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红军也是人,是一帮非常年轻、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伦是红军政治部的干事,他写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飞夺泸定桥最后的谜底。彭家伦写的文章被删了好几篇,为什么删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来一看,原来他写红军刚刚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到了国统区的一个镇子乌迳,一看有饭馆、有集市,红军就高兴了,他们到了杂货店,老板,我买两块钱的盐。老板给他们称了16斤盐。红军说两块大洋有这么多的盐吗?我们在苏区的时候两块钱一小口袋盐都买不了。可见当时禁运多厉害,他们一下扛了一大麻袋盐回去,两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还有一个战士,到了杂货铺一看,一个塑料瓶子,这里面一定是炼乳。老板说这不是牛奶,你别喝。战士不信,拿起来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闹一场。彭家伦赶紧赶到,说是你不对,人家不让喝,你还喝,犯傻了吧!就这样的情节,很可爱,表现出红军是一群非常天真烂漫的人。而且在长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精神,而且还能把这些朝气蓬勃的东西记下来,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红军长征记》,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东西补充进去,这些东西越还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得越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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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干粮过草地(黄镇画)
长征给我们什么启示?
       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长征首先是为了生存。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还干什么革命?所以毛泽东在“左倾”路线的压迫之下,在丢失了苏区的逆境之下,他们选择了走,走得越远越好,走到不毛之地,走到人迹罕至,生存极限的地方,才能把这个部队保住。但是轻易不能打仗,一打仗就全军覆没了。这不是怯弱,而是实事求是。
  第二点,就是方向。往哪儿走?是到深山老林,到少数民族的荒凉不毛之地去,缩在墙角?还是去走一条发展之路?怎么发展?抗日才能发展,唤起民众才能发展。所以毛泽东把方向选到了陕北,而不是像张国焘那样蜷缩在川西北藏区。这就得看一个人的方向、胸怀,这个方向不是一开始走的时候就能决定的,那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索一步,最后,把自己的想象跟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第三点,长征确实体现了红军那种过人的作风和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人类极限的。红军能过雪山、能过草地,我们今天去走走四渡赤水,走走雪山、草地,才能感受当年红军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去做我们的事业、做我们的工作,去克服我们的种种困难?如果你现在心理脆弱到有一点损失就跳楼、就自杀,那你跟红军没有任何可比性,你只能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从红军身上看到了这种信仰,看到这种精神,而且不但是我们,就像在传教士薄复礼笔下,都把红军写得那么值得敬佩。
  张学良的部队看见红军长征的队伍说,你们这里面还有那么多老人呢,像徐特立先生;还有这么多妇女啊,像蔡畅女士;还有留洋的学生,难道你们都是为了钱吗?你们肯定是有你们的信仰,真是了不起的共产党人。你看,当年的人都受到了感召,我们现在再回顾长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领会红军长征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红军长征不仅是共产党的遗产,而且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开放的动力,我们把这种精神用到改革开放上去,用到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上去,这才是对红军长征最好的继承。
  今天的讲座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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