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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 知己有恩 北京画院藏有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札共二十通。这些信札鲜活地勾勒出1931年至1934年间徐悲鸿为齐白石出版画集，劝齐白石重任教职，替齐白石向于右任、欧阳竟无求字求诗，推荐齐白石参加中德展览会等历史事件的概貌，生动地体现了徐悲鸿与齐白石之间的知己之交。世易时移，当我们回首往事，这一通通信札中有温度的文字里依然传递出惺惺相惜的温暖与感动。 知己有恩——北京画院藏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研究 罗元欣 当齐白石和徐悲鸿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也许想不到，他们竟然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一位是传统中国画大师，一位是用西方绘画改造中国绘画的推动者，两人之间31岁的年龄差距，似乎也让他们之间不应该产生太多交集。然而，从北京画院所藏的一封封由徐悲鸿写给齐白石的信札中，我们看到了二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信虽不长，字里行间却是满满的关怀，字字动人。 齐白石 寻旧图 相识缘起 在北京画院藏有齐白石所画《寻旧图》，图中一位老人曳杖而行，背影看起来忧伤而孤单。这是齐白石的一幅自画像，画中描绘的老人便是他自己，他为何寻旧？他的故人又是谁？齐白石用大段的题款说明了画下这幅画的缘故，以及他和徐悲鸿之间深厚的关系。 “草庐三请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二人的相识，源于徐悲鸿1928年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徐悲鸿曾多次拜访齐白石，邀请其担任艺术学院教授。“草庐三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徐悲鸿身上，在由齐白石口述、门人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记载了林风眠也曾再三劝说齐白石任教的经过：“民国十六年，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期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 齐白石与徐悲鸿合影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却并没有提及徐悲鸿聘请齐白石做教授的事情。那么徐悲鸿到底有没有邀请齐白石担任教授呢？为什么1927年林风眠聘任齐白石之后，还要在1928年由徐悲鸿再次聘任呢？这是因为林风眠辞职后，齐白石也辞职了。所以徐悲鸿任院长之后，需要重新聘任齐白石。齐白石本身对于在学校任教非常谨慎，徐悲鸿充分理解齐白石的顾虑，多次登门拜访，还为齐白石画了油画像。由北京画院所藏的齐白石的一封聘书也可以看出，1928年12月3日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正式聘任齐白石为教授。因此1928年徐悲鸿确实聘任了齐白石，在此之前他数次拜访齐白石做了很多工作，才终于使齐白石放下顾虑愿意接受聘书担任教授。 在齐白石担任教授期间，徐悲鸿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徐君考试诸生，其画题曰：白皮松。考试毕，商余以定甲乙，余所论取，徐君从之。”这场考试让学生们就画题“白皮松”来作画。最后论定名次的时候，徐悲鸿不但和齐白石商量，而且完全听取了齐白石的意见。这让齐白石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尊重和信任，记忆深刻，这件事成为二人友情的基石。 1929年1月因为种种原因，徐悲鸿的教学主张无法继续进行，大约于1月底辞职返回南京。面对知己的离去，齐白石倍感落寞，于是画下这幅《月下寻旧图》表达对徐悲鸿的思念，并写道：“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海上风清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徐君辞燕时，余问南归何处？答云：月缺在南京，月满在上海。”如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动。 按照题款中的说法“作画寄赠徐君悲鸿并题二绝句，犹有余兴，再作此幅”，这个主题齐白石可能画了两次，第一幅送给了徐悲鸿，后觉得仍有兴致，再画一幅自己留下，应就是此幅。 一幅《寻旧图》道出了徐悲鸿与齐白石之间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 1928年国立北平大学为齐白石颁发的聘书 知己有恩 1929年徐悲鸿离开北平回到南京之后，二人书信往来渐多，北京画院现藏有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札二十件。笔者经过梳理、研究，对其中谈及的事情进行了归纳，并在北京画院的藏品中找到了相关收藏，更为直接地证明了齐白石和徐悲鸿之间的知己之交。 1 为齐白石出版画册、画集 1931年9月18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北京画院藏有1931年9月18日徐悲鸿写给齐白石的信，内容如下：
9月18日的信和9月21日的信，在内容上有所关联，均提到画册筹备的事情：“自印画不甚妥，因发行至为麻烦。倘未交印，鸿尚有法令他处印。唯须有照片乃可。”“画集接得，一切皆就绪，唯制版须催赶，方能早观厥成也。”两封信应为同一年所写。 在9月21日信尾提到“杨皙子患痢疾逝去已五日矣”，杨皙子即杨度，亦是齐白石挚友，为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逝世于1931年9月17日，与信中时间相符，故可推断这两封信都写于1931年。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由中华书局发行，1931年9月正是画册筹备的初期阶段，信中说“自印画甚不妥，因发行至为麻烦”，从中看出有可能此时中华书局还未确定要发行《齐白石画册》，齐白石针对这一情况可能有些顾虑，便在给徐悲鸿的信中提到是不是可以自己印制画册。徐悲鸿在9月18日信中，非常果断地回复了自印画册会发行困难，最好不要自印画册。同时也宽慰齐白石，“倘未交印，鸿尚有法令他处印”，如果这里印不了，还可以再找其他地方印制，并且需要作品的照片，以便进一步推动画册出版工作，表达出他要帮助齐白石出版画册的决心。 1931年9月21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继9月18日信后，徐悲鸿可能就齐白石提出的问题和顾虑，再次代齐白石向中华书局询问了出书一事，得到了中华书局确切的回应，于是在9月21日写信告知齐白石“画集接得，一切皆就绪”。他知道齐白石心中想早日看到此书，便从自己出版的经验出发，告诉齐白石“唯制版须催赶，方能早观厥成也”，一切都已经没有问题，只需要在制版的时候催促，就能早些看到画册了。这些字句内容，一方面是让齐白石安心，不要再担心画册是否能够出版，一方面又给予齐白石实际操作的建议，可谓思虑周到。 12月16日信中提到“‘中华’昨将合同寄至，谨挂号转奉，拭目以待书之出也”。“中华”即是指中华书局，联系9月份来信内容，可知“合同”指的是将于1932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的合同。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还记载了1931年10月29日徐悲鸿致中华书局吴廉铭的信：“白石翁为中国今日唯一之画家，湖南人，其画见重东西洋各国，深愿先生为力，令其集早日出版。”也就是说9月份徐悲鸿收到中华书局确定要出版《齐白石画册》的答复以后，又于10月29日致信中华书局吴廉铭，催促画册出版的事情。终于在1931年12月16日中华书局将出版合同寄给齐白石，表明《齐白石画册》的出版正式确定下来。因为这份合同至关重要，徐悲鸿特意写了这封信给齐白石，提醒他合同是用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去的，出书的事情可以“拭目以待”了。 1932年6月2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6月29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6月29日信中提到“臂患愈否？念念”与6月27日信中的“左臂已无恙否”内容上关联，当为一年所写，时隔两天而已。6月27日信可以断定写于1932年（理由见后），故此信亦写于1932年。“尊示敬悉，已转告中华当局，想能如命，勿念。”“中华当局”即中华书局。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发行，从此信中文字来看，齐白石对于马上就要发行的画册可能还有问题，需要徐悲鸿帮助从中协调。徐悲鸿回复齐白石对他提出的要求都已经明白了，并已经转告中华书局，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请齐白石不要担心。 1932年11月4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11月4日信中提到“此集不算，因照片太小”应该是指1932年7月出版的《齐白石画册》，从语气中可看出此时画集已经出版，故可推断此信写于1932年11月4日。徐悲鸿对于这次出版的画册并不满意，因为“照片太小”，决定为齐白石再出版四集的《齐白石画集》，“必以全力为翁刊四集”。 1932年齐白石在《白石画集（第三）》上题字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画集（第三）》，在封面上齐白石写道：“《白石画集》第三集置版者怀英印刷局。其集中之画较第一集工。（此送来之样本，闻珂罗版最好在先印，愈印愈模糊）壬申冬出书，白石记。”壬申年为1932年，与信中内容一起印证了徐悲鸿在1932年7月《齐白石画册》出版不久，又开始帮助齐白石策划出版四册的《白石画集》一事。 从这几封信札可知，《齐白石画册》从策划、筹备到印行，基本都由徐悲鸿和中华书局沟通，如有问题齐白石只需要托付给徐悲鸿即可。当时齐白石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对于出版画册这样的事情，必然不太熟悉。且他又是一个极为细致、谨慎的人，思虑的问题可能非常多，徐悲鸿一方面要和中华书局沟通各种出版细节，另一方面要不断地解答齐白石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和中华书局去协调齐白石提出的要求。正是在徐悲鸿不断地坚持和努力之下，《齐白石画册》得以顺利付梓印行。
1932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齐白石画册》 2 劝齐白石重任教授之职 1931年8月17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此信和9月21日信都提到教职一事，“先生不为教授，自有理由”“先生重任教职，至以为慰”，内容关联，当为一年所写，如前所述9月21日信可确定为1931年所写，故8月17日信亦写于1931年。 对于齐白石任教职一事，徐悲鸿非常看重，他离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前往南方之后，在知道齐白石不愿意接受续聘之后，于1931年8月17日去信齐白石，委婉地劝说齐白石重任教职。9月21日得知齐白石“重任教职”之后，他感到高兴，“至以为慰”。同时也担心齐白石还有顾虑，又在信中提到“且仲子贤者，愿先生与终始也”。仲子即杨祖锡，字仲子，音乐教育家、书法篆刻家。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开拓者之一。他在欧洲留学期间与徐悲鸿交谊深厚。徐悲鸿离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之后，由他继任。1931年正是杨祖锡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徐悲鸿特意和齐白石说明杨祖锡的人品“仲子贤者”，告诉他杨祖锡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请齐白石不要有顾虑，希望他们之间的合作能够“终始也”。 3 推荐齐白石作品参加中德展览，并推介其为委员
1932年6月27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6月27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信中徐悲鸿提到“后年德京欲开一中国美术展览会”“鸿为政府聘为委员”。在《徐悲鸿年谱长编》1932年6月有这样的记录，“与蔡元培、叶恭绰、陈树人、高奇峰、刘海粟等十二人经行政院第四十二次会议被聘为‘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筹备委员”，二者时间相合，故推断此信写于1932年6月27日。“后年德京欲开一中国美术展览会”便是指1934年举办的“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徐悲鸿6月确认自己被聘为委员后，即给齐白石写信告知此事，并让齐白石准备“大作一二十幅”参加展览，计划在这次展览会中推介齐白石的艺术。
1932年8月12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8月12日，徐悲鸿在写给齐白石的信中说：
信中再次提到“后年中国将在德京柏林开一现代中国绘画展览会，鸿曾请教育部聘先生为委员”。所述与前信关联，可此信推断写于1932年。徐悲鸿在当年6月份被聘为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筹备委员之后，相隔一个半月又向教育部推荐齐白石为委员“曾请教育部聘先生为委员”，只是当时此事还没有最后确定。让人感动的是徐悲鸿在信尾写道：“要之，先生一代宗匠，鸿有所谋，必欲先生俱”，他极其看中齐白石的艺术，愿意竭尽所能推荐齐白石，大有与齐白石共进退的决心。
1932年10月26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10月26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徐悲鸿在10月26日和11月4日信中都谈到要来北平“鸿下月必来平”“本月终想来平一行，但祈勿告人”，10月26日谈到的“下月”，与11月4日谈到的“本月”，时间上正好吻合。他在8月12日的信中曾提及的推荐齐白石为展览筹备委员会委员的事情，也在11月4日的信中有了确定的结果：“中德展览会事，鸿推翁为委员，已见中央议决案矣。”北京画院藏有齐白石的“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聘书，发放时间为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即1932年10月2日，与11月4日信中叙述的事情和时间均相合，故确定这封信写于1932年。徐悲鸿果然践行了向齐白石许诺的“鸿有所谋，必欲先生俱”的诺言。 在10月26日和11月4日信中徐悲鸿都提到要来北平，这时期正是“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期间，徐悲鸿前往北平极有可能是为了征集展览作品。 在10月16日信中还提到“无论如何，大作（尤其翁得意之作）不可让他人购去。至祷。因有绝大意义也”。这件有“绝大意义”的事情，是指何事？如果是指中德展览会的话，此事已经确定，且徐悲鸿已在前面信中提到，这次完全可以明白提及。从语气中感觉似乎这件事情正在策划中，还没有最后定夺，所以应该不是筹备中德展览会一事。
1933年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聘书 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有这样的记载：“1932年10月《悲鸿国画集》在柏林和巴黎出版”。徐悲鸿在筹备展览时，可能感觉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绘画，不仅要有展览，更应该出版画集，才能使欧洲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绘画艺术。他这部个人画集在欧洲的出版，可能给予了他一些启发，由此想到是否可以效仿此画集的出版，也为齐白石在欧洲出版画集。 这也许就是徐悲鸿在信中提到的神秘的具有“绝大意义”的事情，徐悲鸿认为可能此事比展览本身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因而希望齐白石能创作出更加精彩的作品用于书中，向欧洲人展示中国绘画。 1933年12月24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信中写道：“八月间在英伦得读手教，时以行止未定，曾未作复，耿耿于怀”“明年一月十五方闭幕”。徐悲鸿从1933年2月即赴欧洲，于1934年8月回国，历时一年半，可推断此信写于1933年12月24日。此时，身在欧洲为展事奔忙的徐悲鸿，仍不忘记和齐白石通信，对于没有办法及时回复齐白石的信而“耿耿于怀”。他告知齐白石“上月以应柏林美术会之请，携拙作往展览，颇获良好结果”“翁作与拙作皆占重要。（大作受人欢迎不成问题）”，言外之意是希望齐白石不要担心自己的作品不被欧洲人喜爱，不要担心展览的效果不好。徐悲鸿给齐白石写信的落款时间多为公历，12月24日正是欧洲圣诞节前夕——平安夜，是千千万万的欧洲人回到家中与亲人相聚的时刻，在周围人都沉浸在圣诞节氛围里的时候，徐悲鸿却不忘提笔给友人齐白石写下这封信，叙述展览的经过，告知展览的效果，消除齐白石的顾虑。在“年福。阖府均安”的祝福里，是知己间的怀念。 从1932年6月徐悲鸿在信中向齐白石提及要筹备中德展览会一事，希望齐白石将精品留给他带往欧洲展览，到八月份向教育部推荐齐白石为展览筹备委员会委员，到11月份齐白石正式被聘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再到1933年2月赴欧洲进行展览。从这数封信札中看出，徐悲鸿对于齐白石的尊重，对于齐白石艺术的认可。在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优秀艺术的时候，他念念不忘齐白石的绘画，尽己之力推介齐白石。 4 齐白石请徐悲鸿代为向欧阳渐求诗和题字 欧阳渐，字竟无，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佛学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精通佛学，书法造诣亦深厚，对当时的书画界颇有影响。北京画院所藏的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札中也多次提到，齐白石请徐悲鸿代为向欧阳渐求题字的事情。
1932年4月1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1932年4月19日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
在8月17日信中写道：“手书及赠欧阳先生蟠桃及两扇，拜收无讹。竟无先生尚在病中，见此大喜，属先称谢。《借山图》他日当奉题。来书之纸当与《借山图》大小相同否？”4月19日信中写道：“连得两书，欣喜之至。昨特走访欧阳先生，示以尊函，为先生求彼联扇各一。借山馆题诗亦以尊意裁纸三幅告之。唯竟无先生意以未见图难以着想。此老最矜持，凡所作稍不如意，便撕成粉碎，不可强也。鸿必能得其佳书以报。先生勿念。” 在4月19日信中具有一个带有时间性的叙述：“唯一先生上星期逝去。”唯一，即方惟一，擅诗文，颇精书法。方惟一逝世的时间为1932年4月（参考《全集》，按：方还，字唯一。1932年4月在南京逝世。故此信应作于1932年），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四月十九日”，两个时间也是相合的。故4月19日信写于1932年。但是在8月17日的信中并没有确定的时间性的描述，那么这封信到底是写于4月19日信之前，还是之后呢？即写于1931年还是1932年？若写于1931年，信中所说“不为教授”一事便与9月21日“重任教授”一事有前后关联，为一件事情；如果写于1932年，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基于这一问题笔者只能再三阅读这几封信札，以确定事情的前后关系。 8月17日信中有“手书及赠欧阳先生蟠桃及两扇，并拜收无讹”和“《借山图》他日当奉题”两句内容，可看出齐白石所备下的礼物主要是为了请欧阳渐题《借山图》。但这次因为“竟无先生尚在病中”所以题《借山图》的事情，暂时没有进行。在后面4月19日信中徐悲鸿说已经得到了欧阳渐的一副对联，一幅扇面，并再次提到题《借山馆》，这次的信中没有提到礼物的事情。从礼节来说，请人题诗应备礼在先，且不会为了一件事情备礼两次。因而推断出8月17日信写于4月19日信之前，也就是说8月17日信写于1931年。这时齐白石求字没有成功，因为欧阳渐正在病中，不方便题字或诗。但从“见此大喜，属先称谢”可知欧阳渐已经答应了齐白石的要求，只是时间问题。在转过年以后，欧阳渐身体好了，徐悲鸿便又开始着手代齐白石向欧阳渐求题诗。 在这两封信中，还需要搞清楚的便是“题《借山图》”和“借山馆题诗”是否是一件事。从北京画院收藏的诸多齐白石请朋友和文化界名人题《借山图》来看，分为题《借山吟馆图》和题诗两个部分。从4月19日信中“借山馆题诗亦以尊意裁纸三幅告之。唯竟无先生意以未见图难以着想”，可知齐白石请徐悲鸿代求的“题《借山图》”不仅仅是题名，还有题诗，但欧阳渐没有见到《借山图》作品本身，难以凭想象题诗，暂时推却了。这也才有后面徐悲鸿去信给齐白石让把《借山图》“摄出一二页”，方便题诗者根据作品样貌作诗。
欧阳渐为齐白石所书对联 在北京画院现藏有一幅欧阳渐为齐白石题《借山吟馆图》，但未见有题诗。不知是因为某种原因题诗没有完成，还是因为年代久远失落了。但从这些往来信札中可以明确一点，齐白石当初确实是请徐悲鸿代为向欧阳渐求《借山馆》题诗的。 接着，再来细读4月19日信中内容。信札中看出徐悲鸿写这封信时非常高兴，“连得两书，欣喜之至”，因为终于替齐白石求得了欧阳渐的作品，而且一下就获得了两件：一副对联，一幅扇面。“昨特走访欧阳先生，示以尊函，为先生求彼联扇各一。”在北京画院的藏品中，有齐白石收藏的欧阳渐所书对联两副。其中一副对联为欧阳渐祝贺齐白石八十寿辰而作，另外一副有可能就是徐悲鸿信中所提到的“联扇各一”中的对联。 4月19日的信内容较长，一开始徐悲鸿先向齐白石报喜得到欧阳渐作品。后面马上提到对于齐白石嘱托的事情，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是请欧阳渐为借山馆题诗。欧阳渐这次没有题诗的原因是没有看到《借山图册》，不好凭空题诗。又提到欧阳渐本人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认真，“凡所作稍不如意，便撕成粉碎，不可强也”，并请齐白石放心不要着急，一定会得到欧阳渐的佳书。接着，徐悲鸿在这封信中着重介绍了当时居住在南京附近的书法大家，除欧阳渐和于右任外，他还向齐白石推荐了弘一法师、钱振锽和方惟一。
1934年12月1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在8月12日信中提及“后年中国将在德京柏林开一现代中国绘画展览会”，如前所述，此信确定写于1932年8月12日。继4月19日信，时过四个月后，徐悲鸿并未有忘记借山馆题诗的事情，但这次不仅仅限于请欧阳渐题诗，而是变为“诸老”，应该为当时颇有名望的人。徐悲鸿还特意嘱咐齐白石最好请人帮忙拍摄一些《借山图》的照片给他，便于给题诗的人参考，也不容易被推脱。对于题诗的纸张尺寸，徐悲鸿也考虑得非常周到，让齐白石用和《借山图》大小一样的纸来写信，这样他就知道图册尺寸，请“诸老”题诗的时候，他可以按照这个尺寸来裁纸了。 12月19日书信中提到的欧阳渐所书“白石山庄”，在北京画院藏品中有双钩稿。此稿上落款时间为“民国二十三年冬”，与信中“天寒，伏唯安善”的叙述相符。同时齐白石特意在信函上标明此稿为“欧阳渐君赠书，悲鸿寄来”。可知双钩稿和此信应是徐悲鸿一同寄给齐白石的，时间应为1934年12月19日。
1934年徐悲鸿给齐白石邮寄欧阳渐所书“白石山庄”双钩稿 5 齐白石请徐悲鸿代求于右任题诗 于右任，原名伯循，别署骚心、髯翁、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人，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善草书，从碑入草，笔法稚拙简漫，书法造诣甚深。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月9日和1月20日，从内容来看，都提及齐白石请徐悲鸿代为向于右任求题诗的事情。1月9日的信中写道：“于公题诗当遵命促之，勿念。”可能是齐白石去信催促题诗事宜，相隔11天之后，徐悲鸿回复道：“于公处已数次函催，迄乏消息。但彼固允命且言乐为之也，姑俟之如何。”表明在上次齐白石催促之后，他又数次去信给于右任，并告知齐白石于右任乐意为他题诗，姑且等待。1月20日的信中提到“鸿一星期后即出洋，半年方归”，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也有这样的记录：“1933年1月28日，携夫人蒋碧微和张浦泉之子张琨、女张瑛及滑田友并携赴法展览会物品三百余件，由上海乘法国博多士号轮船启程，赴法国及欧洲各国举办中国近代画展。”故能推断这两封信写于1933年。
1933年1月9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结 语 北京画院所藏的徐悲鸿致齐白石的信札，可能仅仅是二人书信往来的一小部分，信中所谈及的事情，可能也仅仅只是二人之间交往的一小部分。从这部分信札内容来看，从1931年至1934年，徐悲鸿在能力所及的范围里，竭力推介齐白石，帮他出版画册、画集，劝他重任教职，推荐他作品参加中德展览会，请名人题《借山图》，等等。面对齐白石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对事情诸多的顾虑、疑问乃至焦虑，他耐心解答、开解、劝慰，以“鸿有所谋，必欲先生俱”为誓言，身体力行地为齐白石解决诸多问题。笔者在读这些简单、简短的信件时，从一句微小的问候里面，如“天寒，伏唯安善”“臂患愈否？念念”等，感受到二人间深挚的情感、人和人之间信任的温暖。 当时间都已经过去，当初写信的人和看信的人都已经逝去，当这些信札成为藏品被人很好地保存起来的时候，它们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凝结了当事人的情感和事件发生过的痕迹。在这些信札中，徐悲鸿特有的写“顿首”的方式—长长拉下的一笔，让人似乎又看到了他当时一挥而就的姿态。还有那些被圈点、被着重标记的文字，以及行间补充的小字，是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嘱托，最关心最急切的事情。而当把这些信札里的信息梳理、归纳之后，一些事情也慢慢地完整地浮现出来，电影一般地叙述了当时的经过。 “知己有恩”是齐白石的一方印章，刻于1933年。他在印章边款中刻道：“欧阳永叔谓张子野有朋友之恩。予有知己二三人，其恩高厚，刻石记之。癸酉八月，白石并记，时居京华。”知己间的相知相惜如此印此石，亦如这些信札，在世间留下的痕迹不会消失。
1933年1月20日徐悲鸿致齐白石信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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