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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之役与兀良哈南迁
杜洪涛
[摘 要]洪武二十二年，明廷先后建立了全宁卫和兀良哈三卫。明廷试图凭借这四个羁縻卫所与大宁都司建成一个沿大兴安岭依次排开的隔绝北元与女真、高丽交往的防线。然而，四个月后，全宁卫崩溃，奉明廷之命招抚全宁卫溃散官军的兀良哈人进入与大宁毗邻的全宁地区。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将大宁都司迁入关内，兀良哈人顺势进入大宁等地住牧。兀良哈南迁对明朝北边重镇辽东都司的军事防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靖难；兀良哈；族群迁徙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廷在“兀良哈之地”建立了泰宁、朵颜、福余三个羁縻卫所。[1](卷196.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由于明代人用“兀良哈之地”指代当时三卫的生存空间，因而他们通常将在蒙古语中专指朵颜人的兀良哈（按：或译作五两案）作为三卫的通称。[①]于是，兀良哈便与鞑靼、瓦剌一道成为明代人区分北方族群的概念。三卫设立之初，兀良哈人居住在大兴安岭东侧的今黑龙江、吉林与内蒙古相邻的地方。据和田清考证，泰宁卫在今吉林省洮儿河畔的洮南一带，福余卫在今黑龙江省乌裕尔河与绰尔河之间的齐齐哈尔一带，朵颜卫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归流河、洮儿河上游的大兴安岭南麓一带。[2]（P.109、111-113）此后，三卫从“兀良哈之地”向南迁徙，进入大宁等与明朝北边防线毗邻的地域。 兀良哈南迁是明代边疆史、北方族群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及其与靖难之役的关联自明代起就赢得了学者的关注。不过，既有研究虽然为全面理解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但仍有一些关键细节值得探究。 一、自明代开始的争论 明代的辽东都司与大宁都司毗邻，大宁地区的变迁对辽东的边防形势影响巨大。与此相应，最早记述大宁都司内徙与兀良哈南迁之关联的马文升（1426-1510）、贺钦（1437-1510）都与辽东有关。马文升，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高级官职。成化二十年（1484年），马文升曾出任辽东巡抚，有机会参阅辽东都司的档案。他在奏疏中指出： 迨我文皇帝肃清内难，嗣登宝位之初，迁都北平，亲率六师，将勇兵强，武备极盛，所以虏遁漠北，不敢南牧。遂将大宁都司掣于直隶保定府，所属营州等十数卫亦掣于畿内。宁王亦迁于江西布政司。却将其地分与朵颜等三卫达子居住，除官降印，为我藩篱。神谋睿算，固有在矣。[3](卷64) 贺钦，出生在与大宁地区毗邻的辽东义州。成化四年（1468年），时为户科给事中的贺钦告病还乡，此后他一直生活在义州。[4](卷8《辞职陈言疏》P.117)贺钦是一个熟稔地方性知识的本地学者，他“性喜于访问，与乡之长老言，辄问先辈德政之善；与他处人言，辄问地里风俗人物之实，以至各边蛮夷之情状无不访求”。[4](卷1《言行录》P.45)嘉靖八年（1529年），其子贺士谘将贺钦生前的言行、诗文、奏议编成《医闾集》。[4](李承勋，《医闾先生集序》)该书载： 永乐间，朝廷以朵颜三卫达子效顺，遂迁徙大宁诸城之人于北直隶，而以其地与之。[4](卷6《义州修建缘边营堡记》P.73) 马文升、贺钦都将兀良哈人进入大宁地区视为明太宗的安排，只不过前者将其视为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后者将其视为对兀良哈人“效顺”的酬谢。需要说明的是以下两点。其一，大宁都司所辖人口被迁入山海关之内是建文元年（1399年）的事，[5]( P.135、137)马文升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在奏疏中有意模糊了时间线索，直接回避了兀良哈人进入大宁地区与靖难之役的关联。其二，贺钦的记载中虽然有“永乐间”的表述，但这是因为建文帝的年号在靖难之后被明太宗废除了，《医闾集》成书时该年号尚未得以恢复。[②]参照大宁都司内迁在建文元年，可知贺钦所谓“永乐间”实际上包括建文时期。如所论不误，“永乐间”，“朵颜三卫达子效顺”暗示了兀良哈人进入大宁地区与他们参加靖难之役的关联。 此后，熟谙本朝历史的郑晓（1499-1566）和王世贞（1526-1590）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论述。郑晓曰： 靖难初，首劫大宁兵，及召兀良哈诸酋率部落从行，有功，遂以大宁畀三卫。[6](《皇明四夷考》卷上P.169) 王世贞云： 文帝从燕起靖难，使使以赂请，而兀良哈以骑来从战，有功。先是，即古会州地设大宁都司营州等卫为外边，使宁王镇焉。文帝乃移王与其军内陆，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7](卷80文部《三卫志》P.3795) 如前文所述，大宁都司内徙在建文元年。据此，郑晓、王世贞所记兀良哈参与靖难之役始于建文元年。 在明代，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的主要有郭造卿（1532-1593）和叶向高（1559-1627）。郭造卿曰： 今言大宁者，率谓我成祖以畀兀良哈，盖未之考耳。当宁藩既袭，环卫有其故种，藉为先驱。及顺，戍卒归，情耳。未尝尽驱三卫以行也。难靖来朝，仍设卫如故，诏其镇守边境，世居本土，曷尝以大宁畀乎？[8](P.257) 叶向高云： 兀良哈之为中国利害甚明也，分阃建蕃，高皇之虑远矣。内徙于文皇非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虚。爱弟之请难裁，征戍之劳在念。权宜移置，姑待后图。观其次鸣銮镇，有灭残虏、守大宁之论。彼何尝遽割以资夷哉？[9](卷19《朵颜三卫考》P.530) 郭造卿与叶向高书写上述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否认明太宗将大宁地区给予兀良哈人。对于兀良哈人参与靖难之役的问题，郭造卿承认部分兀良哈人参与其中，叶向高亦未明确否认。 近现代学者和田清延续了郭造卿、叶向高否认明太宗将大宁赐予兀良哈人的观点，并进而对兀良哈人曾参加靖难之役提出质疑。和田清指出：当时兀良哈三卫还远在洮儿河、绰尔河、归流河流域（按：即和田清所谓“北方根据地”），“绝不会被明成祖收买”。[2](P.163)然而，如后文所述，兀良哈人在洪武末年已经进入与大宁都司北部毗邻的地域。达力扎布同样否认兀良哈人曾参与靖难之役，他认为兀良哈三卫在洪武末年背叛明廷并受到明军征讨，“早已叛走的兀良哈三卫不可能参加靖难之役”。[10](P.12)不过，叛明的兀良哈固然不会接受燕王调遣，但却很可能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参与靖难之役。 与和田清不同，贾敬颜与张士尊认为兀良哈人参与了靖难之役。贾敬颜指出《黄金史纲》中的“兀剌的六千兀者人”，“代表了三卫的全体”，《黄金史纲》所载虽然“谬误叠出，却说出了兀良哈人参与靖难之役这一事实”。他提出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朝鲜《李朝实录》“鞑靼兵乘间侵掠燕、辽之间”。[11]然而，就其第一个论据而言，正如达力扎布指出的那样，《黄金史纲》的相关记载颇多传闻，如无旁证，不足取信。[10](P.12)就其第二个论据来说，“鞑靼兵”的攻击范围包括明成祖掌控的“燕”，因此“鞑靼兵”即使果如贾敬颜所说指代的是兀良哈人，也不能作为他们参与靖难之役的证据。张士尊以建州女真参加明太宗北征沙漠的行动为据，认为三卫参加靖难是有可能的。[12]但是，张士尊忽略了以下事实：洪武末至建文年间脱离了明廷的兀良哈人与自永乐年间起隶属于明廷的建州女真没有可比性。 综上所述，明朝人的争论焦点为明太宗是否将大宁地区赐予兀良哈人，对兀良哈人参与靖难之役并无争议。近现代学者和田清、达力扎布对兀良哈人曾参与靖难之役提出了质疑。贾敬颜、张士尊虽然与和田清等学者意见不同，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兀良哈人是否参与了靖难之役？明太宗是否将大宁地区赐予兀良哈人？兀良哈人又是何时进入大宁等地的呢？ 二、靖难之役中的兀良哈人 靖难之役爆发时，兀良哈人是否已经进入与大宁都司毗邻的地域，是考察兀良哈人参与靖难之役的重要前提。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元明之际东北边疆的变动说起。[③] 在元代，东道诸王与五投下是镇戍东北边疆的重要势力。元明之际，东北边疆的地域秩序发生了的重要变化。势力衰落的东道诸王在大兴安岭以东的领地主要集中在此后设立兀良哈三卫的泰宁路，大宁路盘踞着也速的军队，介于泰宁路与大宁路之间的全宁路是五投下弘吉剌、忙兀、兀鲁和亦乞列思四部的驻地，以五投下之一的札剌亦儿部为基础的纳哈出集团占据着开元路的部分地区（按：今吉林省农安、公主岭等地）。受明军攻击最多的是大宁地区。洪武二年（1369年）至洪武四年，明军多次进攻大宁地区。[2]（P.147-150）随后，明廷在大宁路西部的瑞州设立了州县。然而，由于难以有效控制瑞州，明廷于洪武六年（1373年）撤销了瑞州的行政建置，将瑞州民众迁往关内。[1]（卷86，洪武六年闰十一月癸卯）洪武十二年（1379年），曾任辽东都指挥的马云又奉命肃清大宁地区。[1]（卷125，洪武十二年六月丁卯）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宁地区成了明军进攻的目标，沐英所部将当地弘吉剌、忙兀、兀鲁和亦乞列思四部的部分民众强行迁往关内。[1]（卷137，洪武十四年四月庚午）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廷派冯胜驻军大宁地区，准备与纳哈出集团决战。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被迫投降，明廷将归顺的纳哈出部众迁往关内。[1]（卷184，洪武二十年八月丙辰） 纳哈出归顺后，明廷试图建立一个沿大兴安岭依次排列的隔离北元与女真、高丽交往的军事防线。洪武二十年八月，在大宁地区设置了大宁都司（按：原属大宁路的辽西走廊被划归辽东都司管辖）。由于长期的战乱与强制性人口迁徙，大宁地区人烟稀少，明廷只得将大量获罪官军及其家属遣往该地戍守。[1]（卷184，洪武二十年八月辛未）洪武二十二（1389年）年四月，在全宁地区设置全宁卫。该卫由接受招抚的北元官军组成，指挥使为故元知院捏怯来。[1]（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同年五月，在洮儿河、绰尔河、归流河流域设置兀良哈三卫，任命东道诸王后裔辽王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海撒男答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1]（卷196，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癸巳） 全宁卫的突然崩溃打乱了明廷的部属。洪武二十二年八月，随捏怯来一同归顺的故元宰相失烈门勾结北元将领塔失海牙发动叛乱，他们将全宁卫指挥捏怯来劫持到北元佥院安达纳哈出军营后将他杀害，追随捏怯来的全宁卫官军就此溃散。全宁卫是羁縻卫所，明廷并不能直接控制全宁。于是，明廷命兀良哈三卫招抚全宁卫溃散官军并将他们送至大宁都司。按照明廷的计划，这些溃散官军将在大宁都司领取粮食后返回全宁。[1]（卷197，洪武二十二年八月未著日期） 明廷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全宁卫。然而，从全宁卫不曾复立与兀良哈人不久即背叛明廷可知：兀良哈人并没有奉行明廷的诏令，反而趁全宁卫崩溃之机进入全宁地区。此后，兀良哈人逐渐萌生了劫掠明朝边境的野心。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泰宁卫指挥使辽王阿札失里率领部众侵入明朝边境。[13]（卷10《故元遗兵》P.146）为了惩戒兀良哈人的寇边行动，明廷屡次派兵远征兀良哈故地。然而，明军既不能实际控制兀良哈故地也不能直接掌控全宁地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宁王朱权向明廷报告“骑兵巡塞，见有脱辐遗于道上，意胡兵往来恐有寇边之患”。[1]（卷244，洪武二十九年二月辛亥）可见，明军撤回后，兀良哈人即重新进入全宁。 对于兀良哈人在洪武末年进入与大宁都司北部毗邻的全宁地区，贺钦、郑晓有着准确地描述。贺钦云：“大宁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与虏邻耳。” [4]（卷6《义州修建缘边营堡记》P.73）郑晓曰：“大宁之北有三卫，盖自洪武始也。” [14]（卷4 P.194)郭造卿在讨论建文初年，兀良哈与大宁都司的形势时亦言“当宁藩既袭（按：指大宁之战），环卫有其故种（按：指兀良哈人）”。[8]（P.257） 上述论证表明：靖难之役爆发时，兀良哈人并非如和田清所说仍在距离大宁甚远的兀良哈故地活动，没有被燕王收买的可能。[④]与此相反。已经进入与大宁都司北部毗邻地域的兀良哈人，正是燕王偷袭大宁时可以借助的势力，而兀良哈人完全有可能在利益的驱动下参与靖难之役。 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官修实录对兀良哈人参与靖难之役只字未提。明代私人著述对这一事件的描绘要么过于简略，要么虽然详细但混杂着很多令人生疑的成分。虽然史料的不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但只要坚持不轻信、不妄疑的原则，仍然可以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勾画出这个事件的大致轮廓。 靖难之初，燕王集团的军力单弱，却腹背受敌。一方面建文帝派遣的北伐大军兵临城下，另一方面辽东官军和大宁官军成了燕王的后顾之忧。[⑤]建文元年九月，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率领辽东官军围攻燕王势力控制的永平城。燕王朱棣命其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率军驰援。吴高得知燕王亲率大军奔赴永平后率军退守辽东。[15]（卷4下，（建文）元年九月戊辰、戊寅、壬辰）随后，燕王发动了大宁之战。建文元年十月，燕王率军从极为险隘的刘家口直驱大宁城。《明太宗实录》载：“城中不虞我军骤至，仓卒关门、拒守。上（按：即燕王朱棣）引数骑循绕其城，适至西南隅而城崩，上麾勇士先登，众蚁附而上，遂克之。” [15]（卷4下，（建文）元年十月壬寅）杨士奇所撰朱能神道碑为大宁之战提供了旁证：“从定大宁，戮其拒命，抚辑其众而还。” [16]（卷5《公一》P.159） 在复原了朱棣冒着北平被攻破的风险以武力攻取大宁的历史语境后，一些看似简略的记载就会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容。景泰七年（1456年）举人黄瑜所著《双槐岁钞》云：“太宗靖难初，兀良哈骑兵先鞑靼来助，遂弃大宁故地与之，以内边为界。”[17]（卷5《朵颜三卫》P.86）关于“赐地”说之是非，将在后文讨论，这里只关注兀良哈人参与大宁之战的问题。大宁之战在建文元年，大宁都司内迁亦在建文元年。上引史料所载兀良哈人前来助战与“弃大宁故地与之”的因果关联显示：兀良哈人是在燕王偷袭大宁时前来相助的。上引史料“靖难初”的时间线索、当时兀良哈人已经进入与大宁毗邻的全宁地区皆与相关史事契合无间。王世贞为兀良哈人参与大宁之战的原因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文帝从燕起靖难，使使以赂请，而兀良哈以骑来从战，有功”。[⑥] 在大宁之战后，部分兀良哈人追随朱棣入关参与燕王集团与建文帝政权的内战。《姜氏秘史》云：“招诸胡及戍卒，皆从，大宁城空，靖难兵自是愈盛矣。”[18]（P.595）《姜氏秘史》是研究建文一朝史事的重要典籍。[19]《四库全书总目》云：“自靖难之后，建文一朝事迹大抵遗失，是书于故案文集搜辑遗闻，编年纪载”，“纪录颇见精核”。[20]（卷53《杂史类》P. 190）虽然《姜氏秘史》所载亦难免有失实之处，但上文所引的内容却能够得到证实。例如，对大宁史事有过深入研究，而且明确否认朱棣将大宁赐予兀良哈人的郭造卿坦承：[⑦]朱棣将兀良哈人“藉为先驱”。他只是强调朱棣“未尝尽驱三卫以行也”。[8]（P.257） 三、建文年间进入大宁及“赐地”说 长期的战乱与强制迁徙使得明初的大宁地区人口稀少。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廷在大宁建立都司时，大宁官军主要由内陆迁徙而来的获罪官军构成。大宁之战后，朱棣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将大宁官军迁入关内，[⑧]大宁地区沦为人烟稀少的欧脱之地。《昌平山水记》云：“大宁初设，未有人民，但立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按：大宁都司曾改称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及大宁、营州、兴州、会州等一十六卫。自燕府拨之而南，遂为空城。”[21]（卷下P. 584）早已进入与大宁都司北部毗邻地域的兀良哈人，在大宁都司内迁，燕王集团与建文帝政权忙于内战之际，顺势进入人烟稀少的大宁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近现代学者通常认为迟至明代中叶兀良哈人才进入大宁。如，和田清主张兀良哈三卫南下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以后。[2]（P. 91、169）再如，达力扎布认为兀良哈三卫南下始于宣德年间，正统初年住牧于西拉木伦河（按：即潢河）、老哈河流域。[10]（P. 22）上述研究状况表明，兀良哈进入大宁地区的时间仍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辽东都司与大宁都司相邻，兀良哈人进入大宁地区势必对辽东都司的军事防御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笔者拟先征引《辽东志》的记载。《辽东志》初修本成书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此本虽已不存，但传世的嘉靖十六年（1537年）本是在初修本的基础上重修的，其中仍然存留了不少明初形成的史料。[22]《辽东志》载： 永乐初，大宁沦没。而红螺山始入外境。于是，和州之墟，荆条之阳，胡马驰驱，岁相抄掠。[23]（卷1《地理志》P. 471） 如前文所述，大宁都司内迁在建文元年，因此《辽东志》所谓“大宁沦没”亦应在建文年间。之所以会有“永乐初”的表述，是因为建文帝的年号被明太宗废除，嘉靖十六年传世本《辽东志》重修时仍未恢复。上引《辽东志》表明：自建文年间起兀良哈人不但已经驰骋于大宁都司故地，而且时常劫掠辽东地区。《明太宗实录》有关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的记载提供了旁证： 上谓掌后军都督府事云阳伯陈旭等曰：“东北胡虏数入边境，窥瞰虚实，或径至剽掠。[15]（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申） 所谓“东北虏”即兀良哈人。“数入边境”、“径至剽掠”揭示了建文年间兀良哈人多次劫掠明朝边境的史实。 靖难之役结束后，明廷开始着手处理北方问题。由于在战略上始终将鞑靼、瓦剌作为主要对手，明廷在默认兀良哈三卫进入大宁的情况下恢复了对兀良哈三卫的羁縻统治。针对兀良哈人多次寇略的情况，明廷亦采取了以防为主的应对措施。洪武三十五年，明廷下令在今河北省境内的千户寨、七渡河等地设置烟墩，遇到敌情即放炮示警。同时宣布：当地明军向北不要越过今河北平泉县境内的会州。[15]（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申）永乐元年（1403年），将自建文元年起在广宁屯守的广宁左屯卫调至锦州，与卫治原在锦州的广宁中屯卫同处一城。[23]（卷1《地理志》P. 471）永乐八年（1410年），将卫治原在宜州的广宁后屯卫调入义州城，与卫治原在义州的义州卫同处一城。[23]（卷1《地理志》P. 471）锦州、义州皆是邻近大宁都司故地的辽东重镇，明廷先后调广宁左屯卫、广宁后屯卫增加上述二城的镇戍力量，主要是为了防范兀良哈三卫的侵袭，保证通往中原的唯一陆上通道畅通无阻。 重新接受明廷羁縻统治的兀良哈人并没有停止对明朝边境的劫掠。据朝鲜《李朝实录》，永乐十九年（1421年），“三卫达贼摽掠辽东，杀三堡人，都督巫凯等率兵逐之”。[24]（P. 298）所谓“达”在单独使用时虽然可以泛指蒙古、女真等少数族群，但此时建州女真仅有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因此这里劫掠辽东的“三卫”指的是兀良哈人。《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所收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的档案亦留下了兀良哈人劫掠辽东的记载。档案云：“本年六月以来，屡被贼人入境，肆行杀掠。”[25]（P. 848）现存档案还详细开列了广宁前屯卫、广宁中屯卫、广宁后屯卫等卫所遭受“达贼”攻击的城堡及死伤人口、被掠财物的具体信息。[25]（P. 848-855）上述遭受攻击的卫所主要集中在与大宁都司故地相邻的辽河以西地区，这与兀良哈人当时已经进入大宁都司故地有着紧密的关联。 由以上论述可知：自建文年间起，兀良哈人已经越过西拉木伦河出没于大宁都司故地。永乐年间，他们依然在大宁住牧。宣德三年（1428年），兀良哈人在滦河两岸牧马已经成为常态。[26]（卷35，宣德三年正月丁未） 兀良哈人在大宁都司内迁后进入大宁，是否意味着朱棣将大宁赐予了兀良哈人呢？由于史料限制，朱棣是否与兀良哈人达成某种默契从而对辽东官军形成反牵制已无从考证。[⑨]可以确定的是：富于政治谋略的朱棣绝不会公然将大宁赐予兀良哈人。永乐元年，朱棣在颁给兀良哈人的敕书中有“世居本土”的表述。[15]（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辛卯）这种天朝话语并不意味着兀良哈人还居住在洮儿河、绰尔河、归流河流域，也不意味着兀良哈人会遵从明朝皇帝的意愿离开大宁回归原居地，但至少表明朱棣不曾公开将大宁赐予兀良哈人。然而，无论朱棣当初是否与兀良哈人达成某种默契，也无论他在主观上出于何种考虑，他的决策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大宁失守，北边防线被迫后移的严重后果。 通晓地方掌故的辽东士绅贺钦与熟谙本朝历史的郑晓，对上述情况未必全然不知，他们之所以采用“赐地”说，主要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以“赐地”遮掩失地。至明朝后期，郭造卿、叶向高已不能了解其中深意，他们起而反对“赐地”说。[⑩]近现代学者和田清继续对“赐地”说进行批评，他认为郑晓、王世贞等有关“赐地”的记述皆是基于同情建文帝的心理而编织出来的“小说绮语”。[2]（P. 161-162）他甚至进而否认兀良哈人参与了靖难之役与兀良哈人在大宁都司内迁后进入大宁的事实，这就难免有点过犹不及的意味了。 四、兀良哈南迁的原因和影响 随着气候史、环境史的发展，生态环境对历史行动者的影响日益赢得研究者的重视。气候变化与兀良哈南迁的关系，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满志敏等人认为，在明代中期的1474至1517年间，明初开始的寒冷气候达到了顶峰，兀良哈南迁正是气候日趋寒冷引发的后果。[27]程龙指出，明中叶华北地区气候有所回升，不能用单一的环境因素来解释兀良哈南迁。[28]上述学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和田清的观点，重点讨论明代中叶的气候变化，因而也就不能对明代初期的兀良哈南迁做出合理的解释。竺可桢在近五千年中国气候变迁的研究中虽然没有详细论述明初的气候变化，但他指出，帝制时期最寒冷的三个时间节点分别是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29]这也就是说，明代初期的气候并没有发生特别剧烈的变化。因此兀良哈南迁的主因不是环境因素，而是全宁卫崩溃、靖难之役和大宁都司内迁等政治、军事因素。 兀良哈南迁对明朝北边重镇辽东的防御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兀良哈人进入大宁地区后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占据了猪儿山、老虎林和辽河套等地。[23](卷7《艺文志》P.655)这就冲破了广宁、开原之间原本只有三百里的防线。此后，广宁、开原两地之间的边防被迫收缩，形成了一个迂回七百余里的凹型防线。辽东的有识之士虽然屡次想要夺回老虎林等地，[4](卷1《言行录》P.53)但始终未能如愿。因此，长期以来，开原一旦有警，驻扎广宁的辽东主力军往往不及救援。明末抗击建州女真的风云人物熊廷弼对上述情况痛心疾首，他指出：“我文皇帝用三卫靖难，而左臂之断，至今为患。” [30](卷481《熊经略集二》P.5305)在明代，辽东素有“神京左臂”的美誉，因此熊廷弼用“左臂”指代辽东，而“左臂之断”，“至今为患”形象地揭示了兀良哈南迁对辽东军事防御形势造成的严重而持久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2年. [2] [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马文升,为经略近京边备以豫防虏患事疏[A].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贺钦,医闾先生集[M].丛书集成续编(第14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9. [5] 清水泰次,大寧都司の內徙について[J].東洋學報,1918,(8.1). [6]郑晓,吾学编[M]. 续修四库全书(第425册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7]王世贞,弇州四部稿[M].台北:伟文出版社,1976. [8]郭造卿,卢龙塞略[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 [9]叶向高,苍霞草[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北京: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 [10]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11]贾敬颜,明成祖割地兀良哈考辩——《卢龙塞略书后之一》[J].蒙古史研究,1985,(1). [12]张士尊,弃守大宁与明代北部边疆结构的失衡[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5). [1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郑晓,今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明太宗实录[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2年. [16]杨士奇,成国公赠东平王谥武烈朱公能神道碑[A].焦竑,国朝献徵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7. [17]黄瑜,双槐岁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18]姜清,姜氏秘史[M].续修四库全书(第432册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9]吴德义,《姜氏秘史》考辨及其史料价值[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3). [20]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Z].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1]顾炎武,昌平山水记[M].续修四库全书(第721册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2]杜洪涛,辽东志探微[J].欧亚学刊（国际版）,2015,(3). [23]任洛等重修,辽东志[M]. 续修四库全书(第646册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Z].北京:中华书局,1980. [25]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Z].沈阳:辽沈书社,1985. [26]明宣宗实录[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2年. [27]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J].地理研究,2000,(2). [28]程龙,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质疑[J].中国史研究,2001,(1). [29]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2). [30]熊廷弼,答周毓阳中丞[A].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62. 注释 [①]和田清指出用兀良哈泛指三卫是明代人的误用，当时蒙古人所谓“兀良哈”通常仅指朵颜一卫。[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 114页。 韩儒林指出三卫的汉语名称泰宁、朵颜、福余皆是地名，其相对应的蒙语名称往流、五两案、我者都是部族名。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斯及其邻近部族》，载《韩儒林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1-333页。 [②]建文帝的年号在万历二十三年才得以恢复。《明神宗实录》卷289，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乙酉。 [③]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东北边疆指大兴安岭以东的今内蒙古自治区、黑、吉、辽三省及黑龙江中下游俄罗斯远东州的部分地区。 [④]关于和田清的观点，参见前文。 [⑤]靖难之役中，辽东官军为了牵制燕王势力，多次进攻燕王的势力范围。参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64-65页。大宁官军亦是燕王势力的后顾之忧，朱棣自云：“大宁军马牵制吾后。”《明太宗实录》卷2，（建文）元年七月己未。 [⑥]参见前文注释。 [⑦]顾炎武云：“郭君造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身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遣覆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数百卷，盖十年而成。”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2，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页。 [⑧]大宁诸卫入关在建文元年，移置保定在建文三年，在法令上宣布大宁都司内徙在永乐元年。清水泰次；《大寧都司の內徙について》，第135、137頁。 [⑨]在靖难之役中，辽东官军多次进攻燕王的势力范围，对燕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牵制。参见前文及相关注释。 [⑩]关于贺钦、郑晓、郭造卿和叶向高的相关文字，参见前文。 [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 [收稿日期]2015-10-12 [ [作者简介]杜洪涛，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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