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可以观，可以怨。“怨”就是“怨刺”，说好听点是“批判”，说通俗点就是发牢骚。“观”则是“观风俗，明盛衰，知得失”，通过诗歌中的牢骚，可以看出世道人心。所以，历史上某些朝代皇帝立乐府采诗，不仅是为了“制礼作乐”，点缀升平，也有“广求民瘼，观纳风谣”的意味在。 用诗歌发“牢骚”其实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从诗经开始，这个传统就延绵不绝。“国风”和“小雅”中即有大量牢骚诗歌，《硕鼠》《伐檀》之类表达草民对“君子”怨愤的诗歌，以及小雅中的部分讽喻诗自不必说，像《谷风》、《氓》之类的怨妇诗都带着发牢骚的性质，就连青年男女之间的情诗也夹杂着愤怒的牢骚，如《狡童》一诗的后三句： 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不想俺，俺就没有人想了？你小子狂个球啊！”话虽糙，却把这女子失恋的愤怒和痛苦写得很真切。 民间以诗发牢骚的传统，通过孔子的删诗，变成了正统，后世的文人诗歌中，无论是科场失意、官场失宠，也都常常用诗来传达不满。不过，文人们比一般草民更懂得修饰，所以，发起牢骚来也含蓄得多，三闾大夫屈原的《离骚》中又是香草，又是美人的，其实讲的都是“朕”出身高贵、人品高洁，却因小人进谗、昏君不察而苦闷，“离骚”这个词的含义有各种解释，其中一种，用游国恩的说法就是“牢骚”的意思。 《唐诗三百首》第一首是张九龄的《感遇》，写的是兰叶葳蕤，桂花皎洁的生意，可实际上也是一首牢骚诗歌，那最后两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写得很是委婉，但其含义与《狡童》中的后三句也差不多：“老子就这个个性，爱用不用！”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进入现代之后，随着各种宏大叙事日益占据公共领域，在公共话语的遏制下，私人牢骚发起来似乎不再那么“光明正大”了。在新诗中，政治批判占据了更大的份额，而个人牢骚则被抒情所淹没，所以显得隐而不彰。其实，如果注意一下那些讽刺诗歌或有所寄托的诗歌，还是不难发现各种牢骚的。即使到了50年代以后，国家政治话语和伦理道德对文学的规范虽然已经使得个人情感的表达受到严格控制，但牢骚依然会以某种诗歌的方式得以表达，当然，这种牢骚诗歌也会让诗人付出代价。流沙河50年代的散文诗《草木篇》就通过草木来寄托个人情怀，发泄个人牢骚，结果被人抓住了辫子，他本人也成了右派。写旧体诗的诗人很少公开发表作品，大多数公开发表的旧体诗，也像新诗一样，主要是迎合公共话语的“颂歌”或“战歌”。不过，在一些私人酬唱中依然有牢骚出现。例如，1949年初，毛泽东写过一首与诗人柳亚子唱和的七律，就起因于柳的一首牢骚诗歌，当时，柳以“民主人士”身份被招进京，因为感到未被重用，就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七律诗，用了好几个典故，表达不满，最后暗示准备激流勇退，归隐故乡。因此，毛的七律，就对他提出了告诫，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与文人们用风花雪月和典故装饰的牢骚诗歌不同，民间的牢骚诗在几千年中依然保持着诗经时代那种直率的形式，而且往往关涉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对大人物们的不满：“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到了现代，随着官僚体制与民众的对立日趋加深，这种政治牢骚，在民间更是层出不穷。民国时期，老百姓就用这样的民谣嘲讽党国官僚的大话和虚伪： 半分责任不负， 一句真话不讲， 两面做人不羞， 三民主义不顾， 四处开会不绝， 五院兼职不少， 六法全书不问， 七情感应不灵， 八圈麻将不够， 九流三教不拒， 十目所视不怕， 百货生意不断， 千秋事业不想， 万民唾骂不完。 这类城市民谣，直白而淋漓，不像文人诗歌那样遮遮掩掩，把官僚们的政治大话、道德大话所包含的虚伪悉数呈现。 在“万恶的旧社会”流行数千年的牢骚民谣，到了50年代也以后几近绝迹，那原因是因为这类牢骚民谣有辱“伟大时代”，是“反动分子”或“敌对势力”的恶毒攻击和诽谤，除非吃了豹子胆，否则是没有人敢于编写和传播这类牢骚民谣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展示“万丈豪情”的大跃进体民谣，如：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或者：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不过，牢骚诗歌的隐遁，并不代表它被消灭了，只要有人，就有社会，有江湖，也就有各种冲突和由这些冲突激发的情感与牢骚。一旦时机合适，它们又会重新冒出来。所以，80年代以后，随着冲突的深化和言论钳制的趋缓，民间的这类牢骚诗歌重新大盛，并且日益层出不穷，蔚为大观。随便在网络中，或者在饭桌上都能看到或者听到这类的民间牢骚诗歌，它们通过日益发达的现代传播方式，广为流传，成为“观风俗、明盛衰，知得失”的镜子。如果真的有人为了维护盛世景观，而试图将这些牢骚诗歌打扫干净，代之以庙堂之声，估计是很困难的。 |
|
|
